第十二章 德国人要倒霉了（1 / 2）
爱德华·贝奈斯第二次出任捷克斯洛伐克的总统。1938年希特勒派兵入侵后，他就开始了为期7年的流亡生涯，直到德国战败后才返回布拉格。61岁的他是典型的中欧知识分子，看上去文质彬彬。作为捷克斯洛伐克流亡政府驻伦敦的首脑，他一直很受东道主英国的欢迎。即便他对英国和纳粹德国签订的《慕尼黑协定》感到不满，也从未表现出来（该协定实际上将捷克斯洛伐克交给了希特勒）。不同于脾气火暴的法国领袖戴高乐，他的作风一直很低调，而且大方承认自己受到英国的照顾，自然也很少与同盟国发生政治纠纷。单纯评价贝奈斯本人的话，他富有智慧，在推动民主方面政绩突出。但值得一提的是，他也是欧洲历史上最热衷于用残忍手段进行种族清洗的人之一。
在战后的两年间，贝奈斯接连在没有任何事前通知的情况下将250多万德国人从捷克斯洛伐克驱逐出境。他不在乎有多少人因此死亡。他还没收了“苏台德”地区德国人的财产，即便其中大多数人来自世代居住在捷克斯洛伐克的家庭。这不仅是对纳粹野蛮统治的报复，也是在洗刷捷克斯洛伐克在1918年独立之前就被德国占领的耻辱。1943年，还在流亡中的贝奈斯就传递出了一个信息：“我们国家要一劳永逸地解决德国问题。整个德意志民族理应受到全人类无穷无尽的蔑视，也要让德国人尝尝痛苦的滋味。我们将清算他们的罪恶。”
回到家乡布拉格后，他呼吁“不仅要清除我们国家里的德国人，还要清除德国在这片土地上残留的影响”。对此，同盟国从未表示过任何反对。丘吉尔内阁认为驱逐德国人的行为是“不可避免的……符合实际的”。1944年12月，首相对英国下议院说：“驱逐政策是目前为止最令人满意、效果最持久的办法。‘大清洗’就要开始了。对于大量人员和财产的转移，也没什么可担心的。”斯大林也很支持贝奈斯：“这一次，德国人将会受到重创，他们再也不能攻击斯拉夫人了。”
因为一直奉行反德政策，在当时的联合政府里，贝奈斯得到了共产主义者、保守主义者以及自由主义者的支持。司法部长普罗科普·德尔基纳表示：“德国没有好人，只有坏的和更坏的。它们是我们体内的外国毒瘤……整个德意志民族必须因他们犯下的罪行而接受惩罚。”国防部长路德维克·斯沃博达宣称：“我们有必要一次性解决‘第五纵队’。”主要的教会都赞成驱逐政策—即便这显然与基督教的教义背道而驰。天主教神父斯塔斯艾克在一个公开场合中表示：“千年之后德国人会遭受恶报，他们是邪恶的。‘爱人如己’的信条不适用于这样的人。”
此外，捷克斯洛伐克人也多次提及，驱逐德国人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允许。在《波茨坦协定》第12条中提到，“必须将留在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的德国人全部或其主要部分转移到德国”。第13条中则说明了要迅速采取该行动的原因。这些都得到了三个盟国政府的一致同意。然而“任何转移都应该以有序和人道的方式进行”是人们事后才想到的。在战后混乱的欧洲，这条原则被忽视了。
1946年初，布拉格电台就宣称，波茨坦会议认为人口转移是“我们国家在与德国人长期的生存斗争中所取得的最伟大的外交和政治胜利”。加之那时候欧洲还有大量其他国籍的难民，希特勒的“屠杀方案”的规模和细节也逐渐浮出水面，以至于很少有人关心德国流亡者的困境。只有记者安妮·麦考密克形容强制驱逐是“有史以来做出的最不人道的政府决策之一”。但她的呼声在急于复仇的人们之中显得实在是太过微弱了。
纳粹党曾经通过了反犹太法案，解放后的捷克斯洛伐克人开始“以彼之道还施彼身”。纳粹统治时期，犹太人必须佩戴象征种族身份的“大卫之星”；现在捷克斯洛伐克人要求本国境内的所有德国人都必须在衣服上缝一个大大的字母“N”（捷克斯洛伐克语Nemec的缩写，意为“德国的”）。德国人不允许进入公园，想要进入商店，也得等到本国顾客买完东西后才行，通常这就意味着他们没有什么东西可以买了。而且像牛奶、奶酪或肉类等食品也是不允许德国人购买的。他们被贴上了“国家公敌”的标签，财产随时可能被没收。几十个“德国”村庄被夷为平地，许多村民被吊死在树上。
在布拉格，有42,000名德国人被拘留，其中大多数人都是在布拉格出生的，而且他们的祖先早在几个世纪以前就定居在这里了。还有一些名人被杀，其中最知名的是阿尔布雷特·库尔特教授，他是著名的心理学家，也是德国大学的最后一任校长。当时他在神经病学和精神病学研究所被捕，然后遭到暴徒殴打，因私刑致死。
各式各样的建筑被用作临时监狱，包括巴洛克式的宫殿、西班牙建筑风格的骑兵学校、教育部大楼和该市主要的劳工交易所，其中最臭名昭著的当属沙恩霍斯特学校。作为一所名牌大学，它在纳粹入侵之前是十分具有包容性的，但1938年以后便只招收德国籍学生。“二战”结束后到1946年夏天，那里成了关押上万名德国人的集中营，是不少人的葬身之地。不论妇女、儿童还是老人，都会被分成十人小组，然后被带到院子里枪决。侥幸活下来的人则要去帮忙掩埋尸体。学生们被拖行着穿过街道到达温塞斯拉斯广场，在那里他们被泼上汽油活活烧死。
数千名德国人被驱赶到特雷津集中营，它的另一个名字或许更广为人知—特莱西恩施塔特，即所谓的“模范犹太区”。纳粹曾邀请一批外国政要来这里参观，向他们展示自己在犹太人问题上的开明政策。多年以后，德国人被集中关押在那里，而且有10%~15%的人还没到达营地就死于途中。对此，苏联占领者袖手旁观，美国军队也没有出手阻拦。
那时特雷津集中营里的恐怖程度不亚于纳粹统治时期。多年以后，一个幸存者回忆起那段可怕的往事：每次都会有五六百名德国人被抓，然后按照男人、女人和小孩分类。他们被带到一个泥泞的院子里—很多年老或生病的人在到达那里之前就被折磨死了。进入院子后，囚犯们还会再次遭到毒打。阿洛伊斯·普鲁沙在战争时期曾被纳粹关在这里，德国战败后，他成了这里的指挥官。为了报复，他亲手杀死了许多德国人。他的女儿索尼娅当时只有20多岁，也曾骄傲地表示她亲手杀死了18个德国人。
在捷克斯洛伐克的第三大城市布尔诺，政府在没有事先通知的情况下，要求德国人即刻离境，这就意味着他们要长途跋涉60多公里才能进入德国。在他们离开的时候，捷克斯洛伐克人向他们投掷石头、木块和腐烂的食物等一切能抓在手里的东西—曾经他们都是朋友。仓皇出走的德国人没有食物也没有水。那些在路上蹒跚而行的人，包括老人和孕妇，都会遭到枪托的殴打。要是有人站不起来了，就直接被枪杀。一位很有同情心的士兵克拉托·奇维尔后来回忆：“一路上有好多死人，老人、妇女还有儿童……被强奸的女人……倒在水沟里。”当时有2.3万人被迫离开这座城市，途中有6000人丧生。
土木工程师库尔特·施密特在布尔诺的“死亡行军”中幸存下来，但他没有到达德国，而是被关押在布拉格附近的一个专门为德国人设立的集中营里。那里的生活非常悲惨：
在集中营内，公开的处决让人无法忽视死亡的存在。有一天，6个年轻人被打得躺在地上一动不动。（德国妇女被迫拿来水）把他们浇醒，然后继续殴打他们，直到看不出一丝生命的迹象。他们故意把被肢解的尸体放在厕所旁边好几天。一名14岁的男孩和父母被枪杀，据说这是因为他试图用剪刀刺伤一名警卫……妇女们经常受到警卫的侵犯和虐待，而男人们却无力保护她们。如果有男人试图保护妻子，那么他很可能被杀……看守们无需任何理由就能把妇女们带走—在孩子们和集中营里所有囚犯的注视之下，他们的行为如同禽兽。在夜晚，人们可以听到这些可怜女人的呻吟和呜咽……日日夜夜都不得安宁……那里真的如同地狱一般。
尽管大多数苏联观察家对这些视而不见，但也有一些人对目睹的暴行感到震惊。其中就包括苏联在中欧的秘密警察指挥官、后来成为克格勃首脑的伊万·谢罗夫。这个以强硬冷酷著称的人在德国的苏联占领区向他的领导贝利亚汇报：“每天大约有5000名德国人从捷克斯洛伐克来到这里，其中大多数是妇女、老人和儿童。他们没有未来，没有希望，许多人选择割开血管自杀。”为情势所迫，苏联驻欧洲部队指挥官朱可夫元帅亲自告诉斯大林：“有太多的人被驱逐出境，德国东部不得不全力应对大量涌入的难民。”但是他的报告并没有引起重视。
1945年6月至1947年6月，约有140万德国人进入德国的美英占领区，78.6万人进入苏联占领区。至于死亡人数则没有被统计过，因为的确很难核实。德国声称战后有28万人死亡，这自然是夸大了的。但捷克斯洛伐克所说的2.5万同样不合理。相对来说，苏联解体后，根据解密的档案而推测出的21万是比较可信的。
共产党执政时期的捷克斯洛伐克人鲜少承认德国人受到了不公待遇。即使在1989年“天鹅绒革命”之后，它也很少被提及。他们用了“odsun”这个捷克斯洛伐克语词汇来委婉地解释当年发生的事情—字面意思是“莫名其妙地离开”。即便是半个多世纪后，老一辈的捷克斯洛伐克人仍然为当时的驱逐行动辩护。一位80多岁的老太太的看法或许能够代表与她有过共同经历的人—他们并不后悔自己的所作所为：“我们恨他们，恨之入骨。从集中营回来的人会描述在那里发生的事情。事实就是人们憎恨德国人。所以大家本能地觉得，如果有人喜欢第三帝国，那么干脆就去那里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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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丽安伯爵夫人逃离东普鲁士城堡的经历充满传奇色彩。这位贵族出身的记者，在1944年与冯·施陶芬贝格一起参与暗杀希特勒的行动，那年她只有35岁。行动失败后，她骑着爱马逃到德国西部的安全地带。这段长达1100公里的逃亡之旅花了10天时间。性格坚毅的伯爵夫人后来成为德国《时代报》的出版人，她成功地将一次人生考验变成了一场引人注目的冒险。不过她那些战后被驱逐出波兰的德国同胞就没那么幸运了，他们要承受的往往是暴行和羞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