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北赈灾（2 / 2）

杜月笙干脆说了一个更豪迈的数字：“20亿。”如果能达成20亿的目标，那可真的是功德无量了，汪宝暄满心欢喜地离开了杜府。

由于募捐数额太大，杜月笙就把此事交由上海市商会来办。商会的常务理事王先青向来对杜月笙的话言听计从，又是黄埔滩上炙手可热的人物之一，在赈灾募捐这件事上，王先青显然是最为合适的人选。但王先青有些犹豫，他从来没有接手过这类的大事情，生怕会办砸此事。然而，由于杜月笙的坚持，王先青也只有硬着头皮上了。他根据以往募捐时的弊端，总结经验，拟出了两条募捐活动的指导原则：一，捐款收受由银行经手；二，所有的支付皆用抬头支票。这就强化了民间团体的作用，而弱化了政府部门的影响，杜月笙对此非常满意。

随后，杜月笙、王先青等人开始筹备会议。为了增加影响力，扩大宣传效果，筹备会议在年度银行公会中提出。杜月笙、江苏省主席王懋功、财政厅长董辙、省党部主委汪宝暄、江苏临时省议会议长冷悉数到场，上海各业公会、各大银行代表也全部出席。杜月笙做了慷慨激昂的发言，他对众人说，苏北临近上海，苏北遭灾，就相当于上海遭灾。救人如救火，上海应该发扬人溺己溺的精神，慷慨解囊，踊跃贡献，务必达成二十亿元的数目。

王懋功、汪宝暄等人也慷慨陈词，做了发言。在杜月笙的建议下，会上成立了“苏北难民救济协会”，以杜月笙为主任委员，钱新之、徐寄为副主任委员，总干事为汪宝暄。另外还设了3名副干事，分驻上海、镇江、南京三地协助工作。协会的会址设在上海浦东同乡会。

散会后，杜月笙留下王先青和汪宝暄，继续商讨募捐、发放赈济物资之事。杜月笙直截了当地对二人表示，他不希望由江苏省政府来发放赈款，而改由“救济协会”派人发放。杜月笙这么做当然是因为对政府部门的不信任。这也是他为什么私下里和王先青、汪宝暄商量此事的原因。因为，当着江苏省主席王懋功的面，这些话是无论如何难以说出口的。

汪宝暄并不同意杜月笙的意见，他认为由“救济协会”的人发放赈济金虽然可以避免一些弊端，但需要组织大量的人力、物力，这样反而会得不偿失。江苏省政府设有专门机构，人手齐备，运作起来也更便利一些。针对政府部门的弊端，他提出了建议：严于监督，防止贪赃枉法的事情发生。

这个办法两全其美，杜月笙便同意了。他还建议改发赈济金为衣物、食品等灾民急需赈灾物资。一来，这是灾民眼下最需之物，是一刻也耽搁不得的。二来，各地物价一日数涨，早买也不至于贬值。三来，也可以最大限度地防止政府官员贪污。杜月笙还进一步建议，由汪宝暄亲自核定各种款项，以免有人钻空子，趁机捞油水。

一切布置妥当，劝募活动便正式展开了。由于上海为第一大城市，最为富庶，所以募捐的重点就放在了上海。杜月笙亲自出面，在顾嘉棠的家里摆上酒宴，以上海市长钱大钧、市议会议长潘公展的名义，遍邀上海金融、工商各界的头面人物前来参加。这些人都是上海有名的豪绅，富得流油，杜大亨请他们赴宴，他们自然明白对方是要在自家身上刮一层油了，可是，他们又不能不去。

好酒、好菜，吃得却不是滋味。虽说酒席上有杜月笙、钱大钧、郑介民、潘公展等人作陪，那是天大的面子，可是这一桌酒宴下来，众人“被募捐”去的钱财数以亿计，任谁都会心痛不已。然而，在这样的场合下，便纵有千般不愿，万种想法，也唯有乖乖地捐钱了事了。

除此之外，杜月笙还命令恒社的徒子徒孙四处活动，务使二十亿的目标早日达成。他们几乎动用了一切的舆论力量，上海的各大电台、各大报纸，夜以继日，连篇累牍地宣传报道，号召众人捐款。募捐的方式也是五花八门，花样翻新，举行所谓的“义演”“义卖”筹募钱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