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次营救（2 / 2）

虽然一船救出了三百多人，可杜门亲友太多了，还有许多人没有上船，其中包括陶希圣、蒋伯诚等国民党方面的重要人物，以及四夫人姚玉兰、杜家大公子杜维藩等。

陶希圣等本来应该能上船走的，不过香港沦陷后，他们四处躲藏，暂时与杜公馆中断了联系。当徐采成抵港时，他们根本不知晓，所以错过了上船的时间。

而最先知道消息的姚玉兰竟然没有走，是有她不得已的苦衷。香港杜公馆，就是香港杜门亲友弟子们的联络站，若是她走了，全香港的杜门相关人员就没法联络了。所以，别人可以找地方避风头，也可以收拾包裹就走路，姚玉兰却必须守在杜公馆里，直到所有要营救的人员都走了，她方能最后一个离开。杜月笙在朋友面前是最讲义气的，为此他不惜牺牲自己的老婆，向姚玉兰下了死命令：若是陶希圣等人不能脱险，她就不能离开香港。

姚玉兰不走，是作为杜月笙在香港的代表。而杨虎的夫人陈华也主动留了下来，表示要与姚玉兰一起共度患难，这令姚玉兰感动得热泪盈眶。顾嘉棠、芮庆荣等杜门干将，以及杜公馆的秘书胡叙五等人也没走，他们留下来，则是奉杜月笙之命，做好营救工作的。

杜月笙的长子杜维藩不走，则是他自己主动要求的。香港沦陷当天，他正在香港的交通银行办公，后来回九龙的轮渡也停了，他只好在朋友吕光家里躲了几天。徐采丞抵港时，杜维藩已经回到杜公馆。不过上海那边还有许多麻烦事，他暂时不想回去，就将两个儿子送上了船，自己留下来了。

除了这些人外，还有一个自己想法逃脱的，那就是王新衡。抗战期间，他是军统香港特别区的少将区长。香港沦陷后，他就成了日军的头号目标，只能到处东躲西藏。杜月笙第一次派阿伍驾驶飞机来接，他虽然知道消息，但根本无法安全到达机场。不过后来他运气也不错，阿伍有个弟弟在香港政府管渔民，于是王新衡在阿伍的帮助下，化装成渔民躲过了日本人的抓捕。后来，他在香港渔民的掩护下，终于顺利逃离了香港。

随着日军对香港的统治日益加强，秘密电台根本不能再用了。于是，香港与重庆彻底断了联系。

此时，人民委员会的陆路交通线终于发挥了巨大作用。从重庆到香港的路线是通的，但香港这边根本无法联系上营救他们的人，就只好设法自救了。于是，杜门弟子陆增福自告奋勇前去探路。他一路颠沛流离，历尽艰辛，终于抵达了广东惠阳，与重庆来接应的人取得了联系。

杜月笙心忧成疾，气喘病发作，已经卧床好几天了。陆增福的电报发到了重庆，他的病也好了大半，马上就神采奕奕。

陆增福这个前锋冒着生命危险打开了通道，后面的人就方便多了。顾嘉棠、芮庆荣等几位杜门大将就成了第二拨走陆路交通线的人。杜公馆里的人见线路彻底安全畅通了，才放心动身。为了避开日本人的注意，他们分成好几批出行。

姚玉兰、陈华两位贵夫人，则通过各种手段，拿到了日军民政部发出的“还乡证”。接着，两位夫人化妆成广东的乡村妇女，穿上破烂衣衫，在杜门中人的保护下，经广东、广西等省，通过重重关卡，吃尽了苦头，于1942年的阴历大年初三抵达了重庆。

杜月笙见到历尽沧桑的夫人，也不禁喜笑颜开。

随着姚玉兰等人顺利抵达重庆，这一场千里大救援也成功结束了。与杜门相关的在港人员基本上都成功逃了出来。在这一庞大的营救工程中，杜月笙功不可没。许多虎口逃生的人对他感激涕零。这些交情，自然又是杜月笙以后再打天下的资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