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储券血案（1 / 2）
中储券血案
抗战初期，沦陷区的金融业特别混乱。汪伪政府发行的“中储券”和国民党政府的“法币”，同时在市场上流通。两者在竞争中发生尖锐冲突，以致引发了一波又一波的血案。最后双方都杀红了眼，没法收手，还是杜月笙出面，才平息了这场银行界的大屠杀。
“中储券”即“宁钞”，是汪伪政权在沦陷区发行的货币。“中储券”发行前，市面上流通的货币已经种类繁多了。其中比较重要的，除了国民党政府发行的“法币”外，南京和北平的两个伪政府、日军侵略军也发行了货币，它们分别称之为“华兴券”、“银联票”和“军用票”。
“华兴券”是梁鸿志的南京伪维新政府发行的。1939年5月16日，伪维新政权在南京成立了“华兴商业银行”。“华兴券”就是这个伪国家银行发行的。它虽然成功在市面上流通，但信用太低，只能打个九折或八折来使用，而且它并没有流通多长时间，就宣告停用了。
“银联票”是王克敏的华北“临时政府”发行的。王克敏早年曾任中国实业银行行长、国民党政府财政总长兼盐务署长、北平政务委员会委员。华北沦陷后，王克敏就成立了汉奸政权，并通过伪国家银行“中国联合准备银行”发行了“银联票”。这种钞票主要在华北沦陷区流通，是伪政府强行发行的。
“军用票”则是日本侵略军在中国沦陷区发行的一种“军用钞票”，它可以购买市场上的各种用品，币值与日元相等，不过只在中国流通。
1940年11月19日，汪精卫的伪国民政府在南京成立后，就将发行货币当做首要任务来抓。1941年1月6日，汪伪财政部长周佛海与日本顾问一起成立了“中央储备银行”，发行“中储券”。无论是“华兴券”、“银联票”，还是“中储券”，其发行目的，都是要配合日本侵略者，加强对沦陷区人民的经济掠夺。而“军用票”自然就是日本军队直接掠夺中国人民的一种工具。
汪伪的“中央储备银行”成立不久，就在上海设立了分行，将推行“中储券”的重心放在上海这座中国第一大都市。
上海沦陷初期，在币制上基本没有什么变化，市场上流通的钞票都是国民党政府的“法币”。它们由国民党中央银行、交通银行、农民银行3个大银行和中南、通商、浙兴、四明4个小银行发行。“中储券”流入上海时，国民党的中央、中国、交通和农民四大银行的上海分行都在租界内正常营业。
“中储券”一面世，就遭到了整个上海金融工商界及全体上海市民的强烈抵制。当时，上海的银行钱业公所发表声明，拒绝与“中储行”的任何业务往来；所有商店、公司也统一拒绝使用“中储券”；就是菜市场上的小商贩，也不收“中储券”。
为了推行“中储券”，汪伪政府决定采用武力。在汪伪警政部长兼特工部长李士群的指挥下，大批全副武装的特务带上“中储券”，奔赴全上海的各大小公司、商店等处购买货物。若是店员拒收“中储券”，黑洞洞的枪口就顶到脑门上了。与此同时，黄埔滩上的各银行、钱庄也收到了汪伪“特工总部”的恐吓信。他们若是不接受“中储券”，马上就会有暴徒上门捣乱。在这样的暴力推行下，“中储券”终于在上海流通开来，并逐渐占据了上海市场。
汪伪的这一行径，严重威胁到国民党政府的“法币”地位。眼看着法币被挤出上海市场，重庆方面就密令戴笠的军统局采取行动，以对抗汪伪政权。于是，军统局上海行动小组受命出击，暗杀“中储行”的主要人物，以阻止“中储券”的发行和流通。
上海行动小组暗杀的第一个目标，就是季翔卿。他是汪伪“财政部长”周佛海的直接下属，时任“中储行”上海分行专员兼驻沪推销主任，专门负责“中储券”在上海的发行工作。季翔卿肩负“特殊使命”，汪伪特务对他的保护特别严密。军统几次找机会下手，都没有成功。
1941年1月30日，是季翔卿干女儿的生日，他要去参加生日聚会，这下军统特工可等到了下手机会。这天上午8点左右，季翔卿从法租界恺自迩路（今金陵中路）芝兰坊7号走出来，刚准备坐上自家的小汽车，就有两个军统特务窜出来，对着他连开数枪。季翔卿的太阳穴被击中，连眼镜都飞出去老远，当场就气绝身亡了。
季翔卿被杀的消息传到了李士群的耳中，他气得暴跳如雷。不过还没等他有所防备，军统特工的第二次行动又开始了。
2月20日上午10点左右，“中储行”上海分行的营业大厅遭到两颗手榴弹袭击。在短短的两三分钟里，就有数十名银行职员、保镖等，或死或伤。这一切，都是3个军统特工干的。
“中储行”发生血案后，大批日本宪兵和租界警务处的人员都四处搜索，捉拿凶手。不过这件案子是谁做的，他们心里都很清楚。这凶手根本没法抓，他们只能做做样子，安抚一下人心而已。
此案之后没几天，军统又开始了第三次行动。在短短的20天里，就有数位“中储行”上海分行的重要成员被杀，包括“中储行”上海分行设计科长楼侗、“中储行”上海分行帮办总会计卢杰、“财政部”科员冯德培、稽核科主任万鼎模等。
此事对“中储行”造成了沉重打击。许多职员都吓破了胆，根本不敢去上班；而银行的业务更是糟糕，几乎到了关门倒闭的地步。“财政部长”周佛海也气得直跳脚，亲自将特务头子李士群等人召集过来，商议解困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