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的“杜公馆”（2 / 2）

杨千里乃是江南名士，曾和于右任一起办过《民吁报》，文采自然非同一般。杜月笙有时连秘书都不用，就请杨千里为他处理重要文稿、题词题字。杨千里也很乐意效劳，他后来还借用大诗人杜甫的名句，为杜月笙题写了一副对联：三顾频烦天下计，一生好作名山游。这次，杜月笙又喜滋滋地将其悬挂在了客厅中间。

如此一来，杜公馆的客厅就成了雅室。任一个粗鲁流氓走进去，也会变得斯文不少。杜月笙处于芝兰之室，自然受益匪浅。

除了这些常住户外，还有不少短期住客，比如杨志雄和杨管北。这二人是杜月笙的智囊人物，杜月笙在上海和香港间有不少事务，都是靠他们两边奔走。于是，二杨便轮流返沪，每次只有一个留在香港，入住的自然是杜公馆。

香港杜公馆的习惯与上海一样，杜月笙一家都住二楼，客人们住三楼，办公、会客、吃饭等都在一楼。此时杜月笙还担任两项职务，即中国红十字会副会长和赈济委员会常务委员。

红十字会的秘书郭兰馨是杜月笙的得意门生，此刻就住在杜公馆，杜月笙就将红十字会的事务都交给他去处理。至于赈济委员会的港澳事务，杜月笙则交给另外一位门生林啸谷去处理。

这两大机关都设在杜公馆后，每天往来这里的人就更多了。杜公馆虽然宽敞，但也有个容纳限度。于是，就有一部分人搬出了杜公馆另立门户，腾出来的地方自然很快就又住上了人。比如芮庆荣，他的家眷也来香港后，一家子人就出去住了。不过他与同样住到外面的顾嘉棠一样，每天都来这里报到。杜月笙的许多机密事情，都少不了他们的参与。没有住过杜公馆，却也经常上门的，还有杜月笙的一大帮老朋友，如秦待时、江倬云、庞京周、毛和源等。

杜公馆每天人满为患，却也其乐融融。到了中午，杜月笙都要开一大桌饭，家人朋友、秘书门生等一起入席，同桌而食。若是人多，就马上加菜加饭。此时，沪港间的交通比较便利，轮船、飞机日日往来两地，许多上海菜就顺利走上了香港杜公馆的餐桌。

当杜月笙在香港杜公馆与众多亲友推杯换盏时，抗战形势又发生了变化。

日本人的停战计划落空后，就改为扶植汉奸成立傀儡政权，采取“以华灭华、以华制华、以战养战”的侵华新战略。1938年1月16日，日本内阁总理近卫文麿发表对华声明，宣称“帝国尔后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将与“新政府”合作。这个所谓的“新政府”，就是日本想扶植的傀儡政权。他们计划招降一批亲日派，来组建这个政权。

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最亲日的就是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的皖系军阀段祺瑞。

1920年7月，直系吴佩孚与皖系段祺瑞闹分裂，结果皖系战败，许多皖派要员都困在北京，逃无可逃。当时美英法等国驻京使馆的领事们联合起来，拒绝收容他们，只有日本使馆愿意庇护，这才令他们安然脱险。所以，他们对日本人很感激。

1926年，段祺瑞政府垮台后，皖系的多数重要人物就退出了政治舞台，闲居在平津京沪一带。这些人其实都很有官瘾，当初是迫于形势才下台的。如今日本人叫他们“重出江湖”，当然个个都非常乐意。

不过中国人民绝不希望日本人的傀儡掌权，蒋介石也不希望出现一个新政府来取代自己，于是，戴笠就奉命去“粉碎”日本人的这个阴谋。戴笠是军统局长，最擅长的就是暗杀，可这些昔日元老，虽然被闲置了12年，但还在社会上有很大的影响，若是都被特务暗杀了，肯定会引起很大的风波。戴笠考虑良久，最终决定请杜月笙将他们都接到香港去安置。于是，戴笠特拨了一笔经费给杜月笙，就将这件大事托付给他了。

杜月笙接手这项任务后，就四处活动起来。这事确实不好办，否则戴笠也不会想到请他出山了。日本当局为了组建伪政权，连汉奸名单都确定好了。这批“未来汉奸”一向都与日本人交情深厚，就是杜月笙想解救他们于“水火”，他们还会怪杜月笙坏了自己的升官梦呢。更何况，他们现在已经处于敌伪特务的严密监视下，杜月笙想把他们接出来，也非常艰难。

这一次，杜月笙动用了大量的关系，派出了许多门生及老友，他们频繁穿梭于港沪、港津之间，居然真的将榜上有名的大部分“准汉奸”弄到了香港。傀儡政府损失了大批重量级人物，仅剩下几个末流角色，日本人气得暴跳如雷，却也无可奈何了。

再说香港这边，杜月笙几乎将整个段祺瑞内阁都端过来了。昔日的交通总长曾毓隽、财政总长贺德霖、外交总长颜惠庆、陆军总长吴光新、临时参政院副议长汤漪等，全部入住杜公馆，每天受到杜月笙的盛情款待。此时，国民党的驻日大使许世英还住在这里，他曾任过段祺瑞北京临时政府的第28任国务总理，如今见到众多老同事，就以半个主人的身份每日与大家欢聚畅饮、谈天说地。

看着这么一帮子人相处融洽，杜月笙既高兴又得意。这一次，他又漂漂亮亮地完成了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