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九章 淞沪会战，积极劳军（2 / 2）
杜月笙将日本人来访的事情毫不保留地告诉了这位亲信，并说出了自己的担心。要知道杜月笙处理过多少麻烦事，都是气定神闲，胸有成竹的。像这次一样忐忑不安，还真是少有。看来日本人抛给他的这块蛋糕，他确实不敢轻易接。
万墨林能当杜老板的左膀右臂，当然也很有本事了。他很有见识，又善于谋划，将杜月笙的话掂量一番后，就想出了一个办法。因为杜月笙没把话说死，就不算真正答应日本人，所以与日本人合作的事情，算不算数，杜月笙都可以根据形势变化来决定。若是不打算合作了，杜老板就发挥八面玲珑的社交手腕，这样日本人根本抓不住他的把柄。无论如何，杜月笙一点损失都没有。
杜月笙听了万墨林的分析，仔细一想，也的确是这么回事。他刚才没想到，也就是太心急了。日本人想经济侵略上海的诡计能否得逞，与杜月笙的态度还真有莫大的关系呢！
杜月笙为了牟取个人私利，打算与日本人合作。不过他一直关注政治局势的变化，尤其是蒋介石的态度，以此来决定自己的立场。
西安事变后，蒋介石迫于严峻的形势，不得不表示抗日。不过他还是坚持“攘外必先安内”政策，想与日本人妥协，以便共同对付共产党。为此他大声疾呼：“和平未到完全绝望时期，绝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绝不轻言牺牲！”这其实是在为自己打算妥协求和找借口。
蒋介石的想法，也正合日本人的阴谋。1937年初，日本新外相佐藤重申了日本对华政策的“广田三原则”。这三原则是广田宏毅于1935年8月提出的，内容包括三个方面：一，中国应彻底停止抗日，不再依赖英美，而采取亲日政策；二，中国政府应承认伪满洲国，事实上默认满洲国的地位；三，中日合作，共同镇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抗日斗争。
由此看来，在剿灭共产党的问题上，蒋介石与日本人是高度一致的。所以，中日双方就有了“经济合作”的平台。
日方准备派出所谓的“日本经济考察团”赴华，共商合作大计。这个考察团阵容相当强大，考察团团长为日本国家银行总裁儿玉谦次，随同成员包括大日本制糖株式会社社长、政坛要员藤山爱一郎等。
而蒋介石方面，也对此表示欢迎。在考察团到来前，中日政府已经商定，将由中国金融工商界人士与日本经济考察团合作成立一个组织——中日贸易协会。协会将设置两位负责人，人选已经确定了。日方筹备委员就是日本国家银行总裁儿玉谦次，中方筹备委员是华北金融大鳄周作民。
这本来是官方的事情，与杜月笙没什么关系。此刻，他正在密切关注蒋介石对日本人的态度呢。不料，蒋介石竟突然送了一顶中日贸易协会常务委员的乌纱帽给他，这就让杜月笙正式参与到中日邦交中来。蒋介石为何要这样做呢？
其实中方筹备委员周作民也是个能人，他早年留学日本，毕业于日本京都帝国大学经济系，与许多日本政要都要交情，如今更是身兼国民党政府财政委员会委员、北平银行同行工会主席、金城银行总经理等数职。可蒋介石并不完全信任他，认为他的影响力不够，难以代表南方的金融工商界，就决定再找一个人参与进来。而杜月笙，就是蒋介石心中最合适的人选。再说了，日本人早就看好杜月笙的能力，一直想拉拢他，也很欢迎他加入。所以，杜月笙任常务委员，也算是众望所归了。
杜月笙接受任命后，地位和声望都增进了不少。不过他却高兴不起来，以前他想过与日本人合作，可现在形势一直在变化。杜月笙一向有着敏锐的政治洞察力，他从诸多事情中嗅出了一些异常的味道。
日本经济考察团是1937年3月14日抵沪的。他们访华前的那段时间，也就是1937年1月至3月上旬，日本明显加快侵华步伐，蒋介石的态度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1937年1月初，日军飞机在济南、天津等地散发传单。1月6日，中国外交部就日机散发传单之事向日本使馆提出抗议。此后中国民众抗日热情越来越高，国民党政府的态度转变也更加明显了。1月16日，国民党政府外交次长陈介表示：中日外交谈判暂不进行。2月15日，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召开，全会接受了国共合作的决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形成。此后，中日局部战争不断。虽然日本当局极力想拉拢蒋介石，但全中国都掀起了抗日浪潮，蒋介石必须坚持抗战，才能保住自己的地位，所以他绝不敢投靠日本人。
杜月笙就是从这几个月的大事中，看出了蒋介石的态度，于是，他这个中日贸易协会常务委员，就根本不热心那些事务，对日本特务的不断笼络，他也严词拒绝。日本人都搞不明白，为什么杜先生的态度会突然转变。
事实证明，杜月笙的做法是明智的。3月14日，日本经济考察团抵沪。第二天，杜月笙陪同考察团一行赴南京。3月16日，蒋介石接见了考察团众人，他首先强调“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明确要求日本停止在华北的活动。蒋介石的态度，令儿玉谦次等人目瞪口呆。
儿玉谦次等人回到上海后，中日经济合作就正式开始了。这下杜月笙可就大显身手了，他联合上海金融工商界要人虞洽卿等，在与日本经济考察团的谈判中，寸步不让，坚决抵制日本人对中国的经济侵略。最后，儿玉谦次、藤山爱一郎等人没有讨好任何好处，只好领着考察团悻悻而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