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官衔的“外交官”（2 / 2）

这话顿时引起了杜月笙的警觉：这个李择一绝对不简单。他能够约出日本军方的重要人物，可知他与日本军方关系匪浅。那么，他所说的停火谈判，说不定真的就是日本军方的意愿。

送走李择一后，杜月笙立即召来自己的幕僚、门徒商议此事。众人意见不一。有人表示反对，认为日本人阴险狡诈，不可以相信，现在十九路军气势如虹，节节胜利，根本没有停火的必要；也有人表示赞成，认为战火烧在中国的大地上，多拖一天，中国人民就多受一天苦难。还有人警觉地提醒众人：日方此举，很可能是缓兵之计。

杜月笙也没有定见，众人商量良久，觉得此事还得报告官方，官方有了定论之后，才好付诸行动。杜月笙立即去找了上海市长吴铁城。吴铁城也不敢自作主张，急忙向国民党政府请示。

然而，国民党政府的态度却甚是值得玩味。他们对杜月笙的答复是：这个问题由杜月笙自行决定。

按道理说，一贯奉行“不抵抗政策”的国民党政府当局对此应该是欢呼雀跃才是。但由于屡次遭到日方的背信弃义和戏耍，当局生怕再次上当，遭受国人的谴责，于是就给了这么一个暧昧的答复。

杜月笙多多少少还是猜得出当局的意思，就立即着手和日方的会晤。

在之前，他首先去找了法国驻沪总领事葛格林，要求将会谈的地点定在法国领事馆内，同时邀请葛格林也来参加。各国之间利益盘根错节，葛格林也想了解杜月笙和日本军方密谈的内容，于是慨然允诺。

杜月笙之所以做这样的安排，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会谈地址选在法国大使馆，又积极地请法国领事介入其中，将此事公开化，其用意有两层。其一，鉴于日本人的一贯的行事作风，杜月笙担心再次出现像“一·二八”那样日方不守信誉的事情，有葛格林在旁，也好做个见证。其二，他身兼多重身份，在法租界也有职称在身。如今他约同葛格林和日方谈判，就是想以“保护法租界”的名义和日方进行谈判。这样，就算和谈失败了，他也不用承担任何的责任。而假如谈判成功了，那自然就是他杜月笙的功劳了。

当杜月笙把这个安排告诉李择一后，李择一深感为难。因为，日方的意思是想私下里和杜月笙进行谈判，从中打探虚实。现在杜月笙积极地请法国人介入其中，岂不是有违村野中将的初衷。

然而，杜月笙言出如山，要让他改变主意显然绝无可能，无奈，李择一只得将此事上报给村野中将。村野也没有料到杜月笙会玩上这么一手，但给急于休战，也只得同意杜月笙的安排了。

收到野村的答复后，杜月笙非常兴奋。他可没有想到，自己居然能够有机会坐到外交谈判桌上，而且是调停中日军事冲突这样的大事。会谈之日，杜月笙盛装出席，决心不给中国人丢脸。

会谈过程中，日方态度十分嚣张，他们诈称，日军进攻闸北营地，曾得到租界各国防军的谅解，是合法行为。之后，更蛮横地提出一系列无理的停火条件，首要的一条就是要求十九路军撤出上海。

杜月笙坚定立场，对此做了一一的驳斥。在日方宣称进攻闸北曾得到个国防军的谅解这一议题上，杜月笙随即征询在一旁的法国驻沪大使馆总领事葛格林，当场揭穿了日方的谎言。而对于日方要求十九路军撤出上海这一无理要求，杜月笙义正言辞地说：

“自一·二八开战以来，日军连遭惨败，伤亡惨重，就是撤军，也理应是日本军队撤军才是。日本侵占中国的地方，撤军是理所应当的，但中国军队驻扎在自己的土地上，为什么要撤军呢？”

双方各执一词，争执不下。最后，此事还是上呈南京政府。南京政府派遣上海市长吴铁城、十九路军第七十八师师长区寿年在英法美等国的参与下，和日方进行了官方谈判。最后，双方达成协议：自2月2日，双方停火三天。

虽然，杜月笙没有办成此事，但他做了一次没有官衔的“外交官”。参与中日停火谈判，还是让他大出了一把风头。上海市民也从这一件事上，看出了杜月笙在上海的分量、影响力是何等之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