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救国会展开战斗（1 / 2）

抗日救国会展开战斗

国强则民强。在东北军奉行地抵抗政策，节节败退，日本以摧枯拉朽之势占领东北全境之际，活跃在上海的日本侨民也变得空前狂妄，不可一世。在上海市民发动反日游行，抗日救国会发起抵制日货的斗争后，日本侨民觉得这是弱者对强者的挑战，是不可忍受的侮辱。焦躁、羞怒的情绪在他们当中蔓延，他们很快组织起来，采取行动对抗市民。

在这一时期，双方之间敌意甚深，经常有辱骂、斗殴的事件发生。华界、租界里的警察对这样的事情往往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一方面他们看不惯日本人的嚣张跋扈，同情支持中国人，另一方面，也不愿意得罪声势正如日中天的日本人，所以采取置身事外的态度。杜月笙是站在中国人这一方的。他虽然是黑帮魁首，但毕竟还是一个识得大体的人。自从日本悍然发动“九·一八”事变，发动对中国的侵略战争之后，他便在心里和日本人划清了界限。

20世纪30年代初期，上海成了日本人侵略中国内地的前沿。日本特务、浪人、侨民在这里相当活跃。他们中有些人或者公然刺探情报，或者挑衅滋事，给日军侵占上海制造舆论、借口。上海是杜月笙的老地盘，他怎能容忍日本人在自己的地盘上耀武扬威呢？他打定主意，要在上海滩和日本人斗斗法，看看究竟谁才是这片土地主宰。从抗日救国会的成立，到抵制日货运动如火如荼的进行，这当中杜月笙出力甚大。当时，上海市党部主任陶百川虽然是上海抗日救国会的秘书长，但是真正在救国会中发挥主导作用的，却是杜月笙。

1931年10月12日，日本人决定在北四川路日本小学举行“居留民大会”，对抗上海市民的反日运动。杜月笙接到消息后，猜到日本人可能会有进一步行动，就动用自己手中的资源，做了一连串的部署。下午一时许，大约三四千的日本侨民汇聚在北四川路日本小学。会场的氛围很不和谐，狂躁、冲动、激愤的情绪在众人中蔓延，最后丧失理智的他们竟然决议上电日本内阁总理、外相、陆相、海相和关东军总司令，请求用果决、强硬的手段，彻底制止上海市民抵制日货的反日运动，并且解决中日间悬而未决的种种问题。他们当中的某些人甚至表示，为了达成这些目的，居留民所有人不惧任何的牺牲。这就等于在变相地鼓励日本对上海发动战争。

大会进行了约莫两个多小时。下午三时左右，大会散场，所有的日本人意犹未尽地进行了示威游行。他们拉着旗帜，高喊口号，沿着北四川路迤逦而行。在经过英、美租界的时候，日本人呼声震天，中国人却默默无语。这更助长了日本人骄横的气焰，他们南行，决定到中国人集聚的华界示威游行。当他们经过华界闸北白保罗路及虬江路一带时，游行队伍中有几名青年见到路边的墙壁上贴有反日标语，就冲出来去撕标语。这一举动，激起了中国青年的愤怒，他们冲上前去，围住这几个日本人，高声喊打。路旁商店里的青年也纷纷跑了出来，围着日本人痛殴一顿。中国民众越来越多，“打东洋鬼子”的喊声铺天盖地，耀武扬威的日本人这时觉得害怕了，丢掉手里的旗帜，顷刻作鸟兽散。那些跑得慢的日本人可遭了殃，一个个被揍得鼻青脸肿。等到日本人被痛殴之后，华界的巡警这才慢悠悠地赶来，驱散人群。他们看不惯日本人的蛮横无理，又有杜月笙的指示，当然知道该怎么做了。同时，英租界的探目沈杏山等人也按照杜月笙的指示，出动巡捕，以“保护”为名捕去了几名日本青年。

日本人遭受到如此挫败，很不甘心，于是，商议新的行动，打算进行报复。然而，他们没有料到的是，这次的教训只不过是个开始，更大的麻烦还在后面。次日，日本人来到煤炭店、米店，却没有人愿意卖给他们。有人告诉他们，从今以后，所有店铺都不做日本人的生意。

自然，这一切都是杜月笙安排的。杜月笙神通广大，日本人刚刚谋划好新的报复之策，他随后就得到了消息。于是，针对日本人的报复行动，他又做了新的部署，进一步打压日本人。他让万墨林给上海米业公会、煤炭业公会的各主要负责人打电话，让他们一律不许供应日本人米、煤炭。杜月笙有话，各大米商、煤炭商自是无不从命，何况又是为了收拾日本人，众人更是积极响应。

煤炭、米是生活的必用品，此时陡然断绝，日本侨民顿时陷入慌乱。他们想去找米行、煤炭行老板理论，但很快发现，在这些店铺的附近，都有一些膀大腰圆的汉子在转悠。不用说，这些人大都是杜月笙的徒子徒孙了。他们奉命守在这里，有两层用意，其一，监视各大米商、煤炭商老板，看是否有人敢破坏规矩，卖东西给日本人。其二，也是为了保护商铺，防范日本人的某些过激举动。日本人不敢造次，只得去找日本驻沪领事村井，请他出面相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