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面粉交易所所长（2 / 2）

然而，杨管北告诉他，人应该做长远考虑，给荣氏兄弟卖命，获利微薄，他日垂垂老去，又将如何。而一旦归于杜月笙麾下，就能财源滚滚，也更有一展雄才之地。杨管北巧舌如簧，很快就成功地说服了王禹卿。几天之后，王禹卿向荣氏兄弟辞职，去做了华丰面粉厂的常务理事，和杨管北、卞筱卿一起负责全厂事务。在他们几人的全力经营之下，华丰面粉厂的竞争力得到了极大的提升。

与此同时，杜月笙还全力拉拢和面粉行业中与荣氏兄弟有矛盾的其他商人，达到了孤立荣家兄弟的目的。当时，上海面粉交易所的商人们主要属于两个面粉业公会：上海面粉业公会和苏浙皖三省面粉业公会。其时，活动于苏北一带的商人属于苏浙皖三省面粉业公会，而活动于上海等地区的属于上海面粉业公会。杜月笙所拉拢的对象是苏浙皖三省面粉同业公会的商人。

荣氏兄弟在上海立业，因此大部分上海的商人和他们都有着密切的往来，而苏浙皖三省的商人不同，他们和荣氏兄弟的关系就没有那么亲密，更为重要的是，上海、苏浙皖这两大面粉公会矛盾重重，经常在价格、市场等方面发生争执，而作为协调双方纠纷的权力机构——上海面粉交易所，因为其常任理事荣氏兄弟、理事长王一亭和上海面粉商人关系密切，所以经常偏向着上海这一方。这样一来，苏浙皖三省面粉业公会就处于不利地位。

1931年，国民政府出台了“裁厘加税”的政策，这使两大公会的矛盾进一步加深了。厘金制度原本是晚清政府为了镇压太平天国运动而采取的一种税赋征收手段，即由政府部门在各过往道路设置关卡，对过往运销的商品征收税赋。这种措施，的确可以在短期内增加财政收入，但是危害极大。国民政府建立后，国库空虚，军阀混战，财政收入几度枯竭，因此虽然知道厘金制度祸国殃民，但不是保留了下来。直到1931年政府这才下令“裁厘”。这本来对于苏浙皖、上海等地商人来说是一件好事，但政府同时又发布了“加税”的政策。

这样一来，苏浙皖面粉商人受到的危害就更大。他们加工面粉的小麦，大都在本地采购，很少有厘金负担。而上海地区的商人不同，他们需要千里迢迢地从苏北地区，贩运小麦回到上海，所支付的厘金数就非常之大。现在，政府撤销厘金制度，苏浙皖商人没有什么影响，上海地区商人就获利巨大。所以，同是“加税”，苏浙皖三省的面粉商人就显得比较吃亏。

杜月笙巧妙利用了双方之间的这一矛盾，着手拉拢苏浙皖面粉行业的商人。他亲自拜访了苏浙皖三省面粉同业公会，和商人们举行了会谈。他对商人们的遭遇表达了极大地同情，以此拉近和众人的距离。然后，杜月笙奋然表示愿意为大家设法解决此事。他要求商人们写上一个呈文，文中申明众人一致拥护政府“裁厘加税”的政策，同时要求政府考虑苏浙皖三省商人的损失，要求所征税收比上海面粉商人少50%。这份呈文很快送抵国民政府财政部和实业部。由于杜月笙和宋子文、孔祥熙等人都有交情，很快批复就下来了：同意江南面粉商人税收减少40%，江北面粉商人减少50%。此事之后，杜月笙声名远扬，和苏浙皖面粉商人建立了良好的关系。苏浙皖三省面粉业公会在上海面粉交易所股东大会中占据了近乎一半的席位，杜月笙成功笼络他们后，就意味着已经成功地取得了股东大会上的主动权。

杜月笙仍不放心，授意手下党羽大量暗中收购上海面粉交易所股票。在荣氏兄弟不知情的情况下，许多上海面粉业工会的商人悄悄地将股票卖给了杜月笙，这样杜月笙手里的散股越积越多，再加上苏浙皖三省商人手里的股票，已经有了完胜荣氏兄弟的实力。见时机成熟，杜月笙迫不及待地召开了上海面粉交易所股东大会。荣宗敬、王一亭等人对于杜月笙暗中拉票之事一点也不知情，他们原本以为杜月笙不过是上海滩的“白相人”而已，即便有了华丰面粉厂，涉足面粉业，也撼不动几人的地位。但没想到，杜月笙早就做了全面的准备。所以，当杜月笙指使爪牙攻击他们在政府“裁厘加税”政策上的无能表现时，他们张口结舌，半天也说不出话来，最后只得同意改选理事。选举结果，更出乎他们意料之外，面粉业新人杜月笙以高票遥遥领先其他候选者。在这种情况下，王一亭也不得不让出上海面粉交易所理事长的位子，由杜月笙接任。而杜月笙的亲信杨管北也接替了荣氏兄弟，当上了常务理事。

就这样，杜月笙坐上了上海面粉交易所的头把交椅，主宰了上海滩的面粉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