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人实为救己（2 / 2）

杜月笙帮陈光甫渡过这一关，很快便收到了回报。当时，中汇银行因为经营不善，业务冷冷清清，陈光甫为了感谢杜月笙的相助之恩，就往中汇银行存进了50万元，为中汇银行重新注入了活力。

无独有偶，同年年底，上海另一家较大的商业银行四明银行也发生挤兑风潮。同样，也是由杜月笙出面帮助四明银行的经理孙衡甫平息了这场风波。如果说笼络陈光甫、孙衡甫不过是杜月笙卖弄人情的伎俩，那么拉拢国华银行总经理唐寿民则是杜月笙操纵民意的表现了。

国华银行自开业以来，上有财政部长宋子文的庇护，下有唐寿民的大力经营，业务一直蒸蒸日上。但在1933年的时候，国华银行突然遭遇了一场无妄之灾。此事需从一年前说起。1932年，日军悍然发动了“一·二八”事变，当时驻守在上海的第十九路军奋起反抗，赢得了全国爱国民众的一致拥护。是时，上海以及全国的爱国人士纷纷捐款，大力支援第十九路军的抗日行动。第十九路军亦因此收到了一大笔的捐款。后来，蒋介石和日本签订《淞沪停战协定》，双方战事结束。第十九路军奉命撤出上海，在离开上海之前，他们将余下的款项存进了国华银行。

民族生死存亡之际，蒋介石却不负起守土御辱的责任，反而一意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大力围剿红军。1933年，他调令第十九路军赶赴福建，进攻中央苏区。第十九路军对此非常不满，于是发动了福建事变，成立了“人民革命政府”，公开与蒋介石决裂。蒋介石闻讯后，非常生气，宣布第十九路军为“叛军”，一方面调兵遣将，前往福建镇压，一方面大造舆论，在上海等地召开所谓的“民众集会”，“声讨”第十九路军。

此时，在上海的某些和宋子文不同派系的政客，利用第十九路军在国华银行存钱一事大做文章，希望以整倒唐寿民的手段来打击宋子文。他们鼓动民众，在“民众集会”上提出没收国华银行资本，勒令停业等提案。这些消息，对于唐寿民而言，不啻于一个晴天霹雳，于是慌忙向好友钱新之求助。钱新之立即就想到了杜月笙。在上海滩，可以解决此事的，或许也就只有杜月笙一人了，于是他就代唐寿民向杜月笙求助。钱新之是杜月笙踏上金融界的指路人，两人渊源颇深，现在见钱新之有事相求，杜月笙自是一口答应。答应钱新之后，杜月笙立即请来了上海市社会局局长吴醒亚、《新闻报》编辑唐世昌以及陆京士，向他们请教如何解决此事。杜月笙刚一开口，吴醒亚已经连声说晚了。因为那个“民众集会”已经召开了，并且也已经通过了包括没收国华银行资本、勒令停业在内的十条内容。陆京士、唐世昌两人也觉得事已至此，回天乏术了。因为“民众集会”体现的是“民意”，而无论任何人都是不能逆民意而行的。但杜月笙对此却不以为然，他认为此事还有回旋余地。“民众集会”虽然已经召开，但十条议案却未曾登报，还不曾向社会大众公开，因此只要在这方面稍作变动，就可以帮助唐寿民解决眼下的麻烦。唐世昌、陆京士等人心领神会，便串联其他媒体，在次日的报纸上，一律将“没收国华银行资本，勒令停业”这一条删除，从而帮唐寿民保住了国华银行。

那些反对唐寿民的人，见到杜月笙明里暗里保着唐寿民，不再敢造次，此事就这么不了了之。唐寿民见杜月笙帮他处理了这么大的麻烦，对他感激不尽，此后，杜月笙但有差遣，唐寿民自是无不从命了。

这些人情的积累，使杜月笙在金融界的名望也是越来越盛。没过多久，杜月笙就被上海滩的金融巨子们推选为上海银行公会理事。有了这层“金融家”的外衣，杜月笙越发的风光体面了，许多银行、钱庄看重他的声望，请他做公司的名誉董事、监事。到抗战前夕，杜月笙挂名的银行、钱庄、信托公司竟然高达七十多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