租界华董（2 / 2）

1929年，法租界当局贪得无厌，又增加了纳税项目，除了营业捐等外，连学校都要缴纳“学校捐”。华人居民忍无可忍，再次发起群体抗议，比上一次更加激烈。“驱逐帝国主义出中国！”“收回租界地！”的大字标语贴着满街都是。沪上的许多报刊团体也再次声援租界内的华人居民，严词声讨法租界当局。法租界当局见这次的民怨比上次还大，又没法收场了，只好再次请出华董杜月笙来调停此事。

虽然这次的麻烦比上次还难处理，但杜月笙却欣喜地承担下来。离了他杜月笙，租界的法国人都活不下去了，他能不得意吗？这次杜月笙还是用老办法，威逼利诱，软硬兼施，最终又一次平息了租界的抗税风波。

只要杜先生出马，就没有办不成的事。外国人在这一点上也形成了共识。

继1928年9月的吴同根惨案之后，1933年4月，法租界内又发生了一起残杀中国同胞的血案。这一次的凶手是在法租界巡捕房的安南巡捕。

1900年，上海的法租界开始小幅扩张。同年7月1日，法国驻沪领事白藻泰就致函法国安南总督杜美，请他从东京（今河内）民团中挑选了29名越南士兵，送到上海来当巡捕。这就是老上海最早的安南巡捕。

到了1906年，法租界公董局就开始长期雇用安南巡捕了。这些巡捕身强体壮，能说法语，主要负责越界筑路区的治安，后来也负责巡查马路。法国人对他们比较优待，允许他们带家属，并为他们专门建了住房，给他们的薪水也高于华人巡捕。

法国人给安南巡捕的待遇好一点，实质就是要他们忠心替自己办事。安南巡捕们对法国人点头哈腰，却经常欺凌租界内的华人居民，华人们敢怒不敢言。双方的矛盾越积越深。

1934年4月的一天，两个安南巡捕在新桥街巡逻。按“惯例”，他们没事也要找华人的麻烦，若有事，就更加刁难华人了。两人在大街上四处溜达，突然发现了一个卖私货的无照小贩，这下可找到事做了！他们不仅将小贩的货物全砸了，还用警棍毒打小贩来取乐。小贩被打得死去活来，不住地惨叫，巡捕们却哈哈大笑。

周围的华人居民们实在忍不下去了，纷纷上前阻止他们继续施暴。两个安南巡捕见一大群华人怒气腾腾地涌上来，仍然没有停手，他们嚣张跋扈惯了，竟然扬起警棍对众人乱打一通。这下可引爆了所有人的怒火。不知谁喊了一声“打”，众人的拳头就挥向了两个暴徒。安南巡捕见形势不好，就拔出手枪对着人群开枪。结果，两个华人当场中弹身亡，数人被打伤，而两个行凶者却趁乱逃之夭夭了。

这起血案发生后，整个上海滩都愤怒了！无数的上海市民组成了法租惨案声援会，向法租界当局提出了“抚恤尸属，赔偿伤害，惩凶道歉”等条件。民怨沸腾，法国人又一次束手无策。于是，华董杜月笙再一次出面，解决这个“天大的麻烦”。

法国人的事情，一次比一次难办。不过杜月笙可不是个怕麻烦的人，他从小瘪三混到今天，靠的就是找麻烦和解决麻烦。巡捕行凶杀害两人的事情，到了他手里，居然又很快解决了。

杜月笙先找到两个死难者的家属，对他们威逼利诱一番后，就“主动请缨”要为他们向法国人索取赔偿。普通老百姓哪里惹得起杜月笙这样的人物？他们不仅不能有怨言，还要感谢杜先生帮他们拿到了抚恤金才对。法国人没想到这么大的事情，只需要几个小钱就可搞定了，当然马上就支付了一笔“抚恤金”。法租界当局与当事人私下达成“协议”后，法租惨案声援会的中方代表就只能失望而归，“惩凶道歉”的要求最后也不了了之了。

杜月笙这位租界华董，一而再、再而三地为法国人解决大麻烦，自然成了租界的大红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