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精心营造豪门关系网（2 / 2）

那么，谁是最合适的人选呢？宋子文一个电话打给了自己的老朋友杨志雄，请杨志雄帮忙物色人选。

杨志雄也是留洋人士，他早年曾留学德国，归国后曾先后担任过上海和厦门等地洋行的买办、吴淞商船学校的校长、国民党国际问题研究所德国系主任等职务。他是宋子文的至交，也是杜月笙的好友。这下，杜月笙的机会就来了。

杨志雄也是个八面玲珑的人物，所以很明白宋子文的心意。发行航空奖券是一项肥差，谁不想揩点油？而宋子文就是要找一个最稳妥的人来办这事，油水自然让这个人分一杯羹了。在杨志雄看来，杜月笙就是最佳人选。

杜月笙因“清党”有功，做了蒋介石的高参，很得蒋介石的器重；他八面玲珑，既得上海租界英法美等权势人物的信任，也受上海各界名流的拥护；他还是青帮老大，手下门生无数，通过这些门生，他可以将触角伸到社会各阶层的每一个角落。因此，这个人选，除了杜月笙，还能是谁？

杨志雄很快就向宋子文推荐了杜月笙。杜月笙的大名，宋子文当然知晓，杜月笙做事的手段，他也早有耳闻，这样厉害的人物，的确是最佳人选！于是，宋子文当即就拍板同意了。杨志雄就立即去找杜月笙，与他商议发行航空奖券之事。

送上门来的大财，谁不想要？何况还是替宋部长办事，杜月笙自然又惊又喜。他对杨志雄非常感激，不过自己也很自得：看来平时拉的这些关系，用处可不小。这件事要是办好了，不就攀上“国舅爷”了吗？

杜月笙与杨志雄商议良久后，决定成立一家公司来专门出售奖券，所有的具体事宜都由公司来办理，这家公司的名字就叫“大运公司”。

经过一番紧锣密鼓地筹备，大运公司很快就成立了，由金廷荪任经理。紧接着，航空奖券的发售工作就开始了。如宋子文、杜月笙所料，民众们爱国热情高涨，都踊跃购买奖券。

据记载，1933年5月，国民党中央政府开始发行“航空公路建设奖券”。在初次发行时，国民党政府颁布了《航空公路建设奖券条例》，规定“国民政府为筹集发展航空筑路经费起见，每年发行不记名奖券4次，每次50万张，每张售价计‘国币’10元……”。这笔经费的去向也有规定：“每次发行所收券款，由国民政府提出50%，内除发行及办公费及代销手续费外，概充发展航空及筑造公路经费。其余50%作奖金，其等级分配如下：一等奖一张，独得洋50万元；二等奖二张，各得洋10万元，共20万元；……总共中奖50645张，共计249910元。”

绝大部分老百姓买航空奖券，都是出于爱国热忱。有些人中了奖，都把钱捐出去买飞机了。在1934年4月的开奖中，吴兴绸业小学的师生们将零用钱集中起来购买了奖券，不想竟中了一个10万大洋的二等奖。校方用8万独资捐献了一架飞机，并命名为“中国儿童号”，并请校友陈立夫代为购买飞机。

民众购买热情高，杜月笙等人的大运公司也赚得钵满盆盈。除去上交的券款外，宋子文、杨志雄、杜月笙等人都捞足了油水，甚至那些出力跑腿的大小喽们，也沾了不少光。

杜月笙发了一大笔财，自然对宋子文非常感激。而宋子文呢，借杜月笙之力，既圆满完成了公事，又装满了自己的荷包，他对杜月笙自然也十分欣赏。两人“惺惺相惜”，交情自然就有了。

1933年8月29日，宋子文结束了在欧美的访问，回到中国。杜月笙一直想对宋子文表示感谢，并借机拉近彼此的关系。他得知宋子文归国会乘船经过上海，就立即行动起来。在他的带领下，上海总商会等各方要员都加入到“热烈欢迎宋子文院长归国”的团队里。宋子文抵达上海时，码头已经焕然一新，杜月笙带着上海各界名流齐齐守候在那里，打手们整齐分布在四周维持秩序，帮派的小喽们则打着巨大的横幅、标语，齐场高喊着“欢迎宋院长”、“宋院长为国操劳，向宋院长致敬”……这番场面，宋子文怎么看都舒服。

除了码头上的欢迎仪式外，在宋子文上岸后，杜月笙等又为他召开了隆重的欢迎会。杜月笙主持会议，并发表了一篇声情并茂、言辞优美的欢迎词。

这位“国舅爷”，杜月笙算是成功攀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