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十六章 除舊與開新淸代覆亡與民國創建（2 / 2）

庚子拳亂，雖挾有不少可笑的迷信，然其為中國上下不能忍受外侮壓迫之情感上之爆發則一。所以繼續於辛丑和議以下的，還是國內一片變法維法維新的呼聲。然而滿洲狹義的部族政權，還想掙扎其固有之地位。所以他們歡迎拳民而排拒新政。拳民排外不變法，於他們地位有利無害。

庚子、辛丑以後，國家危機日益暴露，而滿洲部族政權之權之意識，亦日益鮮明。因知國政已到不得不變之時，而一變則滿洲部族政治已往之地位，必先搖動也。於是滿洲貴族，遂蓄意造成一排漢之中央集權。光緒三十二年之內閣，滿七人，蒙一人，漢軍旗一人，漢四人。剛毅有言：「漢人強，滿洲亡。漢人疲，滿州肥。」滿族狹隘的部族觀念，旣自促其政權之崩潰，亦於國家前途，有莫大之損害也。及淸德宗與慈禧太后同日逝世，溥儀即位，醇親王載澧溥儀父。為攝政王監國監國，袁世凱被逐。李鴻章卒，以直隸總督及兼北洋大臣席薦袁，袁已隱然為當時漢大臣之領袖矣。載澧自統禁衛軍，而以其弟載洵主海軍、載濤為軍諮大臣。即參謀大臣也。相傳載澧辛丑議和赴德謝罪，德親王亨利告之曰：「攪握兵權，整頓武備，為皇族集權之第一著。」辛亥三月，新內閣成立，滿人九，內皇族五人，漢人四，滿、漢畛域益顯。

在狹義的部族政治下，乃惟有革命爆發之一路。

辛亥革命之爆發，這是告訴我們，當時的中國，由政治領導改進社會之希望已斷絕，此乃文祥、曾國藩、李鴻章、光緒帝、康有為諸人所想望者。不得不轉由社會領導來改進政治。前者犧牲較少，進趨較易；此即日本明治唯新所取之路徑。後者則犧牲大而進趨難。然而為兩百多年滿洲狹義的部族政權所橫梗，當時的中國，乃不得不出此途。

辛亥革命爆發，滿洲王室退位，一面是狹義的部族政權已解體；然在此政權下所長養遺留的種種惡勢力，卻因舊政權之解體而潰決，有待於逐步收拾與逐步淸滌。另一面則社會民眾的力量，雖則已够有推翻舊政權之表現；而對於創建另一種理想的新政權之努力，則尚有待於逐步試驗與逐步磨練。因此辛亥革命只是中國民眾一種新的艱苦工作之開始，而非其完成。

舊政權解體後緊接著的現象，便是舊的黑暗腐敗勢力之轉見抬頭，而新力量無法加以統制。袁世凱誤認此種狀態之意義而帝制自為，康有為又誤認此種狀態之意義而參加復辟。

政局在此幾度動盪中益增其阢隉，而舊的黑暗腐敗勢力益見猖獗。

此種舊的黑暗腐敗勢力之活動，大率以各省的軍權割據為因依。

辛亥以後的各省軍權割據，遠則導源於元、明以來行省制度之流弊。

行省制度起於元，而明、淸承襲之。此項制度之用意，在利於中央之管轄地方，而並不為地方政治之利於推進。若使地方政治能活潑推進，各地俱得欣欣向榮，則中國自來文化傳統，本為一大一統的國家，各地方決無生心離叛中央而不樂於推戴之理。故漢、唐盛時，皆無防制地方，存心集權中央之政策。漢末之州牧，乃在東漢王室已臻腐爛之後；而唐之藩鎭，則起於唐政府無限度之武力對外；皆非地方勢力無端反抗中央。宋代懲於唐末藩鎭割據之禍，乃始刻意集權中央。然行省制度則尚與中央集權不同。行省制實近似於一種變相的封建，乃是一種分權統禦制也。元人所謂「行中書省」，即是活動的中書省，即中樞政權之流動分佈。其意惟恐一個中央政權不足控馭此廣土眾民，乃專為蒙古狹義的部族政權而設此制度。明人不能徹底蕩滌，明太祖廢行中書省，而以布政使為各地行政長官，較元制遠為合理。惟惜行政區域之劃分仍依元舊，而其後複有巡撫、總督淩駕於布政使之上。淸代則有意利用。故明代督、撫尚非常設之官，而淸則各行省必設督、撫，而大體又必使滿族任之。故行省長官乃地方官之臨制者，而非地方官之領袖與代表。明、淸總督、巡撫皆帶「都禦史」街，以此，名義上雖以布政使為行省長官，而實際而權在督、撫。同時此等長官，皆偏重於軍事統治之性質。故其名曰「總督」、「巡撫」。此種制度在平時足以障礙地方政事之推進，而增加地方輿中央之隔閡；而待一旦中央政權削弱，各行省轉易成為反抗中央，分區割據之憑藉。

近則導源於洪、楊以後各省督、撫離心態度之演進。

淸代督、撫權任本重。洪、楊之亂，滿人為外省督、撫者，皆無力蕩平，於是不得不姑分一部分督、撫之權位與漢人。自是以來，外省督、撫，漸與中央異趨。晚淸中國各地之略略有新政端倪者，胥由一、二漢人為督、撫者主張之。庚子之變，東南各督、撫不奉朝命，相約保疆，超然事外；辛亥革命，各省宣佈獨立；皆此種離心態度之繼續演進也。

於是由淸末督、撫之變相，而有民國初年之督軍。

舊中央既倒覆，新中央又搖動，經過帝制、復辟兩事變，此輩乃生心割據。各地軍閥，紛紛四起。歷史無必然事變，若使袁世凱能忠心民國，中央政權漸臻穩定，則此等事態，亦可不起，其時全國各地軍隊之多，至少當逾二百萬以上。

光緒中葉，各省綠營、淸末存額尚四十六萬二千三百八十二名。防軍光緒二十四年各省防軍、練軍總三十六萬餘人。兵額七十七萬，時已有以餉巨主裁減者。民國以來之軍隊，至少當超過淸末三倍。

不斷的兵變與內亂，遂為民國以來惟一最常見之事態。

或人統計民國十一年以前各地兵變，共達一百七十九次。分年計之，元年二十八次，二年四次，三年十三次，四年三次，五年二十四次，六年十七次，七年八次，八年七次，九年十九次，十年十一次，十一年四十五次，以省區分之：直隸九次，奉天三次，吉林六次，黑龍江六次，山東十五次，河南二十九次，江蘇十次，安徽十四次，江西十一次，湖北二十七次，湖南十一次，福建十六次，廣東八次，廣西一次，雲南二次，貴州一次，四川五次，陝西五次，甘肅、新疆各一次，山西五次，京兆四次，綏遠四次，川邊二次，察哈爾一次，阿而泰一次，惟浙江獨無。然自民十三年齊盧戰後，浙江亦非幹淨土。又民國二十一年十一月，路透通訊員謂：「四川自民國以來，今方為第四百六十七次戰爭。」

而此輩軍閥之私生活，尤屬不堪言狀。

有一人而納姬妾四、五十人之多者。其私產業大抵無可訾省。其相與間關於軍事、政治問題之商決，皆於鴉片煙、麻雀牌之集合中進行之。因此非能沉酣於此種嫖賭生活之中者，即無法與彼輩相接觸。於是無論彼輩之自方乃至對方，官場習氣之腐敗，乃較遜淸猶遠過。

其時則全國無所謂中央，政治無所謂軌道，用人無所謂標準，各省地方官吏皆由各省自派，中央，不能過問。馬弁、流氓皆踞民上。財務無所謂公私。專就政治情態之腐敗黑暗而論，唐末、五代殆不過是。所異社會情形較不同。

民生極度憔悴之下，田租預徵至數十年之外，加稅名目至百餘種之多，惟有轉以從軍為出路。軍閥皆可以借外債，買軍火，而農民革命為不可能。

為掃蕩此種軍閥，與此種軍閥之相互噬搏。而國家民族之元氣大傷。

代表舊政權之最後惡態者，為此輩軍閥之腐化輿惡化。而代表新政權之最先雛形者，則為議會輿政黨之紛擾。

革命後之政治理論，厥為民主共和。於是創設國會，用以代表民意，制定憲法。又組織政黨以為議員競選之準備。然此等皆鈔襲歐美成法，於國內實情不合，因此不能眞實運用。各黨黨綱，旣無大差別，實則當國難嚴重，變動激劇之際，根本上便不能有兩套顯然相異的黨綱。又各黨背後皆無民眾為之基礎。中國政制，本求政府領導民眾，不能遽覬民眾操縱政府。淸政府以不能盡領導民眾之使命而推翻，而民國以來之政治理論，忽變為民眾指導政府，於是政府躲卸其責任，民意亦無法表現，而變成兩頭落空。政黨旣不能有眞實之精神，國會與憲法徙為相聚而閧之題目與場合。

當時的政黨，似乎誤認分黨相爭為政治上最高的景象。其時殆不知所謂和衷共濟與舉國一致。

分黨相爭的勝負，不能取決於民眾，民眾無力來操縱他們的勝負。轉而各自乞援於軍人。如是則新舊兩潮流，匯為同趨。

一般黨員，則則憑藉党爭的美名，來公開無忌憚的爭權奪利。其時則有「黨棍」、「黨痞」、「吃党飯」諸名稱。有激而唱為「毀黨」、「造黨」之論者，要之仍以分黨相爭為政治無上境界也。

國家民族之元氣，又在此種紛擾中損傷了不少。

直到民國十七年國民革命軍再度北伐，而上述兩種情況軍閥與党爭。始見摧廓。以革命的武力來掃蕩軍閥，以一黨專政的理論來停止黨爭。

在此國家社會繼續震盪與不斷損傷中，過激思想亦逐步成長。

康有為的「速變、全變」兩語，可算是海通以來中國過激思想之最扼要的標語。

同、光之際，所變在船炮器械。戊戌以後，所變在法律政制。民國以來，則又有「文化革命」與「社會革命」之呼號與活動。

文化與歷史之特徵，曰「連綿」，曰「持續」。惟其連綿與持續，故以形成個性而見為不可移易。惟其有個性而不可移易，故亦謂之有生命、有精神。一民族文化輿歷史之生命與精神，皆由其民族所處特殊之環境、所遭特殊之問題、所用特殊之努力、所得特殊之成績，而成一種特殊之機構。一民族所自有之政治制度，亦包融於其民族之全部文化機構中而自有其歷史性。所謂「歷史性」者，正謂其依事實上問題之繼續而演進。問題則依地域、人事種種實際情況而各異。因此各民族各自有其連綿的努力，與其特殊的創建。一民族政治制度之眞革新，在能就其自有問題得新處決，辟新路徑。不管自身問題，強效他人創制，冒昧推行，此乃一種「假革命」，以與自己歷史文化生命無關，終不可久。中國辛亥革命，頗有一切推翻故常而陷於「假革命」之嫌。辛亥革命之易於成功，一部分由於以排滿為號召，此在我民族自身歷史中有生命、有淵源。至於民主共和之新政體，以理論言之，與我先民以往政治理論及政制精神靡不合。然就實際政情言之，一國政制，有其一國之軌道。即以王室而論，如英、如日，至今猶有王室。如德、如俄，當時王室亦存在。中國以滿族堅持其狹義的部族政權之故而不得不推翻王室，而為推翻王室之故，不免將舊傳政制一切推翻。當時似誤認以為中國自秦以來，即自有王室以來，一切政制習慣多是要不得。於是乃全棄我故常之傳統，以追效他邦政制之為我所素不習者，此則當時一大錯也。即如考試與銓選，乃中國政制上傳襲甚久之一種客觀用人標準，民國以來亦棄去不惜。如是則民治未達，官方已壞，政局烏得不亂？政制旣已一切非我之故常，其政制背後支撐政制之理論，亦必相隨動搖，則一變而俱不能不變。而所以猶謂之「假革命」者，以我民族所遇之問題，猶是我民族特有之問題，卻不能亦隨別人之政制與理論而俱變也。故於辛亥革命之後，而繼之有文化革命、社會革命之發動，亦勢之所必趨也。然而離題愈遠，失卻解決眞問題之癥結所在矣。

文化革命之口號則有「禮教吃人」、「非孝」、「打倒孔家店」、「線裝書扔毛廁裡」、「廢止漢字」、「全盤西化」等。

社會革命則以組織工、農無產階級攘奪政權，創建蘇維埃政府為職志。

以上四步驟，最先為武備革命，牽涉範圍最狹。進一步則為政治革命，其對象始徧及政治之全部。又進一步則為文化革命，其對象又擴大及於全體社會中層讀書識字之智識分子。更進一步為社會革命，則其對象更擴大及於全體社會下層工、農大眾無產階級。又武備革命之呼號則曰「自強」，政治革命之呼號則曰「救亡」，文化革命則主推翻中國以往自己傳統文化、歷史教訓，而社會革命更進而主張推翻經濟組織，與相隨而有之一切文化制度。其意態愈奮昂，其對象愈廣廓。而此四步驟，同可以康氏「變」之一字包括之，同可以康氏「全變、速變」之要求說明之也。

政治不安定，則社會一切無出路。社會一切無出路，則過激思想愈易傳播流行，愈易趨向極端。要對此加以糾正與遏止，又不知費卻國家民族多少元氣與精力。

繼續此種國內政治之不安定，社會之無出路，而引起更嚴重的外患。其時歐西則以自己大戰而對我放鬆，日本則以獨收漁人之利而對我加緊。

自民國四年「五九」對日屈服，直至民國二十年「九一八」瀋陽事變，東四省被佔，以至民國二十六年「七七」蘆溝橋事變，開始全國一致之對日抗戰。

在此艱钜的過程中，始終領導國人以建國之進向者，厥為孫中山先生所唱導之三民主義。三民主義主張全部的政治革新，與同、光以來僅知注重於軍備革命者不同。

三民主義自始卽採革命的態度，不與滿洲政府狹義的部族政權求妥協，此與光緒末葉康有為諸人所唱保皇變法者不同。

三民主義對當前政治、社會各項污點、弱點，雖取革命的態度，而對中國已往自己文化傳統、歷史教訓，則主保持與發揚；此與主張全盤西化、文化革命者不同。

三民主義對國內不主階級鬪爭，不主一階級獨擅政權；對國際主遵經常外交手續，蘄向世界和平；此與主張國內農、工無產階級革命，國外參加第三國際世界革命集團者不同。

三民主義之革命過程，分為軍政、訓政、憲政三階段，仍主以政治領導社會；「軍政」所以推翻舊政權，「訓政」則以政治領導社會前進而培植新政權，「憲政」乃為社會新政權之正式成立。此與偏激的急速主義，專求運用社會力量來做推翻政治工作者不同。光緒時，于式枚疏：「行之而善，則為日本之維新；行之不善，則為法國之革命。」「維新」與「革命」之辨，正為一由政府領導社會，一由社會推翻政府。其犧牲之大小與收效之多寡，適成反比。惟惜淸政府不足語此。然革命要為萬不得已，政治苟上軌道，終必經此軍政、訓政、憲政之三步驟也。

可惜三民主義之眞意義與眞精神，一時未能為信從他的一般黨員所切實瞭解。此本孫中山先生自述「知難行易」。因此三民主義在建國工作上，依然有不少頓挫、不少歧趨。然而辛亥革命、民國十七年之北伐，以及當前之對日抗戰，全由三民主義之領導而發動。將來三民主義之充實與光輝，必為中華民國建國完成之惟一路向。

本節諸項，為中國全國國民內心共抱之蘄嚮，亦為中國全國國民當前乃至此後共負之責任。不久之將來，當以上項標題創寫於中國新史之前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