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十四章 狹義的部族政權下之士氣淸代乾嘉以前之學術（2 / 2）
淸初的政治情況，所以比較明中葉以下猶算差勝者在此。
然言世運物力，則實在淸不如明。康熙五十年所謂盛世人丁者，尚不及明萬歷時之半數。
康熙五十年各直省丁口數：
在長期喪亂凋殘之餘，社會秩序，亦以比較容易維持。
循而久之，社會元氣漸複，淸室的帝王便不免漸漸驕縱起來。如乾隆已不能如康熙、雍正之操心深慮。
而一輩士人則事過境遷，亦漸漸的腐化。
那時的學術文化，卻漸漸與政治事業宣告脫節。
江、浙一帶，本為南宋以下全國經濟文化最高的結集點，亦卽是淸初以來對滿淸政權反抗思想最流行的所在。
他們以鄙視滿淸政權之故，而無形中影響到鄙視科舉。在明季將次覆亡時，已有一輩學者感覺科舉之可鄙賤，無實用。又因鄙視科舉之故，而無形中影響到鄙視朝廷科舉所指定的古經籍之訓釋與義訓。
因此宋、元、明三代沿襲下來對於古經籍的義訓，一致為江、浙新學風所排斥。亦有因激於亂亡之慘，而猛烈攻擊傳統學風者，如顧炎武之於王守仁，顏習齋之兼及程、朱等。（時蘇州有唐甄，其議論態度與顏相似，可見不論南北，皆激於時變而然。）因有所謂「漢學」與「宋學」之目。「宋學」的後面，是朝廷之功令，為科舉取士之標準。
當時江、浙學者間，有不應科舉以家傳經訓為名高者。如吳學領袖惠棟，其家四世傳經。其第一代名有聲，字樸庵，明歲貢生。明亡，即足跡不入城市，與徐枋為莫逆交。其子周惕，孫士奇，曾孫即棟，治經皆尊漢儒，遂有「漢學」之稱。亦有一涉科第，稍經仕宦，卽脫身而去，不再留戀者。如錢大昕、全祖望等，此輩已到乾隆時代，與遺民漸無交涉矣。要之，在淸代這一輩學者間，實遠有其極濃厚的反朝廷、反功令的傳統風氣，導源於明遺民，而彼輩或不自知。
所以他們反朝廷、反功令的思想不至露痕跡者，一因順、康、雍、乾歷朝文字獄之慘酷，使學者間絕口不談朝政時事。
淸臣不敢自刻奏議，恐以得罪。淸代亦無好奏議。又不敢記載當代名臣言行。如尹嘉銓即以著名臣言行錄遇禍。乾隆八年，杭大宗以進士應禦史試，偶及朝廷用人不宜分滿、漢畛域，即遭嚴譴，幾至不測。放還終身，更不錄用。全祖望與杭略同時，著書刻意收羅鄉邦宋、明遺民，此其意態之有所鬱結，極可想像得之。
二因淸代書院全成官辦性質，以廩餼收買士氣。
袁枚書院議謂：「民之秀者已升之學矣，民之尤秀者又升之書院。升之學者歲有餼，升之書院者月有餼。士貧者多，富者少，於是求名賒而謀食殷。上之人探其然，則又挾區區之廩假以震動黜陟之，而自謂能教士，過矣。」按：書院厚其廩餼，臥碑嚴其禁令，開其為此，抑其為彼，士非愚癡，豈有不知？
一時名儒碩望，主書院掌教務者，旣不願以八股訓後進，惟有趨於篤古博雅之一途。
如盧文弨、全祖望、錢大昕、李兆洛等一時通儒，無志仕宦者，惟有居一書院，尚可苟全生業。其所教督，既不肯為科舉俗學，又不敢涉於人生實事。明人如良知家社會講學風氣，亦不為淸儒所喜。不媚古研經以自藏，複何以自全乎？
三則江、浙一帶經濟狀況，繼續發榮滋長，社會上足可培植一輩超脫實務的純粹學術風氣。
明萬曆六年全國戶口六千零六十九萬餘，而江、浙已佔一千零五十萬。乾隆時，直隸一省，不敵揚州一府。山西、陝西、甘肅、河南各省，均不敵松江一府。明季以來，江、浙兩省藏書家之多，尤勝前代遠甚。而揚州為鹽商所萃，其經濟力量，足以沾潤江、浙學士者更大。乾隆朝四庫全書凡七本，內廷占其四，文淵在紫禁城內東南隅，文源在圓明園，文溯在奉天，文津在熱河。而江、浙亦占其三。文匯在揚州，文宗在鎭江，文瀾在杭州。此亦可見當時學術偏聚江、浙之一斑。
四則自印刷術發明，書籍流通方便之後，博雅之風，自宋迄明，本已每展愈盛。
唐人博學，以當代典章制度為主，如杜佑通典之類是也。宋學之博，遠超唐賢，只觀通志堂經解所收，可見宋代經學之一斑。至史學如司馬光資治通鑒、鄭樵通志、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等，其博大精深，尤非唐人所及。而南宋尤盛於北宋。即易代之際人物，如王應麟、胡身之、馬端臨等，其博洽淹雅，皆冠絕一代。世疑宋學為疏陋，非也。卽如朱子，其學浩博，豈易窺其涯涘？明代雖承元人絕學之後，又深中科舉八股之害，然博雅之夙，亦且掩且揚。淸代考證學，頗亦承襲明人。社會書本流傳旣易，博雅考證之學，自必應運而興。惟宋、明更有氣魄大、關係大者鎭壓其上，故南宋必先數朱、陸，明代必先數陽明，而博古之家，只得在第二、第三流地位。不得謂宋、明學者皆疏陋，至淸始務篤實也。惟淸儒承宋、明之後，更易為力，又無別路可走，只得專走此一路，遂若淸代於此特盛耳。顧亭林日知錄嘗渭：「自宋之末造，以至有明之初年，經術人才，於斯為盛。自八股行而古學棄，大全出而經說亡，十族誅而臣節變。洪武、永樂之間，亦世道升降之一會矣。」而潘次耕序日知錄，則謂：「自宋迄元，人尚實學，若鄭漁仲、王伯厚、魏鶴山、馬貴興之流，著述具在，皆博極古今，通達治體，曷嘗有空疏無本之學？明代人才輩出，而學問遠不如古。是書（日知錄）惟宋、元名儒能為之，明三百年來殆未有也。」顧氏日知錄為後來博雅一派所推，然其師弟子自相稱許，亦不過在宋、元之間。然淸儒即如吳學惠家，以漢學治經負盛名，其為學亦兼及文史。同時如全祖望、錢大昕等，其文史之學亦皆足繼踵宋賢。專以經學誇淸儒，亦複失之。
故江、浙考據漢學，其先雖源於愛好民族文化，厭惡異族統治，帶有反抗現實之活氣。其後則變為純學術之探討，鑽入故紙堆中，與現實豔不相干。
江、浙學風這一種的轉變，雖於古經典之訓釋考訂上，不無多少發明，但自宋以來那種以天下為己任的「秀才教」精神，卻漸漸消沉了。至少他們只能消極的不昧良心，不能積極的出頭擔當，自任以天下之重。
淸代雖外面推尊朱子，自康熙命李光地等編纂朱子大全書，至五十一年朱子在孔廟升祠十哲，特表崇重。但對程朱學中主要的「秀才教」精神，則極端排斥。
乾隆有禦制程頤論經筵劄子後云：「夫用宰相者，非人君其誰？使為人君者，以天下治亂，付之宰相，己不過問，所用若韓、琦范仲淹猶不免有上殿之相爭，所用若王安石、呂惠卿，天下豈有不亂？且使為宰相者，居然以天下之治亂為己任，而目無其君，此尤大不可也。」以天下為己任，此乃宋、明學者惟一精神所寄，而為淸廷所最極端反對。又如雍正時，謝濟世注大學，不從四書集注本，順承郡王錫保參其謗毀程朱，雍正批諭渭：「朕觀濟世所注之書，意不止謗毀程朱。乃用大學內見賢而不能舉兩節，言人君用人之道，借以抒寫其怨望誹謗之私也。其注有拒諫飾非，必至拂人之性，驕泰甚矣等語，則謝濟世之存心，昭然可見。」九卿議榭罪斬立決，後得旨免死，發往新疆充軍。又乾隆時尹嘉銓案，羅尹罪狀，有尹著名臣言行錄序列本朝大臣，諭謂：「朱子當宋式微，今尹嘉銓欲於國家全盛之時，妄生議論，實為莠言亂政。」又尹稱大學士、協辦大學士作「相國」，諭謂：「明洪武時已廢宰相，我朝相沿不改，祖宗至朕臨御，自以敬天愛民勤政為念，複於何事藉大學士之襄贊？昔程子云天下治亂系宰相，止可就彼時闒冗而言」云云。大學士等擬尹淩遲處死，家屬緣坐，特旨改絞立決，免其淩遲、緣坐。則淸廷之所謂尊程朱者，其情居可見。
他們只利用了元明以來做八股應舉得程朱招牌，他們決不願學者認眞效法程朱，來與聞他們的政權。
四庫館臣作四庫全書提要，對程朱宋學，均濫肆慢罵。此非敢顯背朝廷功令，實是逆探朝廷意志，而為奉迎。東吳惠氏有楹帖云：「六經尊服鄭，百行法程朱。」淸廷科舉功令，只是六經尊程朱而已。另一面則推波助瀾，假意提倡江、浙考據之學，務期學者只埋頭不張眼，則是百行法服鄭也。淸廷能自以私意操縱學風，正為其對中國學術文化有相當了解之故。
此等風氣，恰恰上下相浹洽，而學者精神，遂完全與現實脫離。應科舉覓仕宦的，全只為的是做官，更沒有絲毫以天下為己任的觀念存在胸中。淸代中葉以後學術雖日盛，而吏治卻日衰，正為此故。
淸代統治中國的傳統政策，一面箝制士大夫，社會中層而一面則討好民眾。社會下層
淸代討好下層平民最有名之著例，莫如丁賦攤入地糧，自康熙五十年以後，永不加賦一事。王慶雲石渠餘紀謂：「淸初丁徭之法，悉依明舊。順治十八年編審，直省人丁二千一百六萬有奇，至康熙五十年編審，二千四百六十二萬有奇。五十年間，滋生不過十分之二。蓋各省未以加增之丁盡數造報也。先是巡行所至，詢民疾苦，或言戶有五、六丁，只納一丁，或言有九丁、十丁，止納二、三丁。於是康熙五十一年定丁額，諭曰：海宇承平日久，戶口日增，地畝未廣，應將現今丁數，勿增勿減，永為定額。自後所生人丁，不必徵收錢糧，惟五年一編審如故。雍正初，定丁隨地起之法，直省丁賦以次攤入地糧，於是丁徭口賦，取之田畝，而編審之法愈寬。」今按：以丁歸田，其實唐楊炎兩稅已如此。然自楊炎兩稅以後，仍自有差役。王安石令民輸錢免役，而紹興以後，戶長、保正催錢複不免。李心傳謂：「合丁錢論之，力役之征蓋取其四，而一有征事，征夫之事又仍不免，是取其五矣。」及明代一條鞭法，實亦地丁合一也。淸之田賦悉照萬歷年間則例徵收，惟除天啟、崇禎諸加派，則丁糧固已在租中，而複有丁徭，是正如唐行兩稅而五代、宋室複有差役也。及將丁糧攤入田賦後，其後仍不斷有差役，則亦仍是一種朝三暮四，為狙公之賦芧而已。淸代賦役，較之晚明固見輕減，若以與唐代租庸調製之確立一代規模者相比，則未可同日語。且淸代此項政制，其先亦起於不得已。其時各直省對丁糧各有積虧，江蘇巡撫所屬七府五州，自康熙五十一年至雍正四年，積虧地丁錢糧至一千十一萬。甘肅自康熙末至雍正初，亦虧帑金一百六十餘萬。淸賦本重，民力已竭，故康熙五十年詔，有「戶口漸繁，地不加增，民生有不給之虞」之說。此後丁糧既不加征，則惟有攤丁於地之一法。且淸初征納錢糧，照例有「火耗」。每兩加三分。官吏舞弊濫收。據東華錄：「康熙二十四年，山西各州、縣每兩加至三錢、四錢不等。三十六年諭：山、陝火耗有每兩加至二、三錢不等者。雍正元年諭：火耗日漸加重，每兩加至四、五錢。」田文鏡最為雍正依信，亦謂：「山東錢糧積虧二百餘萬，雍正六年應屆完限，完不及五成；實由火耗太重，私派太多。」淸廷雖時頒禁令，而民間未見實惠。其後乃明定其額而歸之公。當時爭者謂：「耗羨歸公，卽為正項。今日正項之外加正項，他日必至耗羨之外加耗羨。」淸廷不納，而其後果然。火耗之外又繼之以「平餘」。火耗猶可說，平餘則明為不平矣。又複有「重戥」。錢糧又有所謂「浮收」。始乾隆三十年後。未幾而又有「折扣」。始猶每石折耗數升，繼乃至五折、六折不等。仍有「淋尖」、「踢腳」、「灑散」，多方糜耗。
此皆在雍、乾盛時，更不論中、晚以後也。則淸之討好民眾，固僅勝口惠，與確立一代規模之善政有辨。又淸代有捐納之制，官吏可以貲進。其始蓋以初入關，中國士大夫意存觀望，淸廷藉以網羅社會雄於資財之一部分人，亦可減削一時反對之氣勢，而補開科取士之所不足。文官捐始於康熙十三年三藩事起之後，旣可不加稅而餉足，又以官爵餌社會、安反側，其用意至深毒。然其後寖失本意，乃專為彌縫一時經費之急需。捐例大率不出三途：曰拯荒、河工、軍需。名器不尊，登進日濫，仕途郩雜。淸廷徒守「永不加賦」之美名，而捐例迭開，不啻縱數十、百餓虎饞狼於民間，其害較之加賦為更烈。
但到士大夫腐化了，吏治振作不起來，則民眾只有受苦，絕對沾不到惠澤。因此待到士大夫階層反抗淸代的意志漸漸消滅，即箝制成功，而士大夫趨於腐化。卽下層社會反抗淸廷的氣焰漸漸熾盛。因吏治敗壞，民不聊生。嘉慶十八年，蔣攸銛疏：「我朝累代功德在民，而亂民愍不畏法，此皆由於吏治不修所致。」可渭道破此中消息矣。這是狹義的部族政權不可避免的一種厄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