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十一章 社會自由講學之再興起宋元明三代之學術（1 / 2）
唐中葉以後，中國一個絕大的變遷，便是南北經濟文化之轉移。另一個變遷，則是社會上貴族門第之逐漸衰落。依照先秦以來傳統的政治理論，社會上本不該有貴族門第之存在。而自東漢下的讀書人，卻因種種因緣造成了他們的門閥。大盛於東晉南北朝，至隋唐統一，科舉制興，始漸衰。
門第衰落後，社會上的新形象，舉其要者約有如下幾點：
一、是學術文化傳播更廣泛。以前大體上保持於幾個大門第大家庭的，現在漸漸為社會所公有。
二、是政治權解放更普遍。以前參預政治活動的，大體上為幾個門第氏族所傳襲，現在漸漸轉換得更快，超遷得更速。眞眞的白衣公卿，成為常事。
三、是社會階級更消融。以前士庶之分，由於家世，現在漸成為個人的事情。農家子弟，可以一躍而為士大夫。士大夫的子弟，亦可失其先業而降為庶民。這一個變動，漸漸地更活潑、更自然。
就第一點而論，唐以後社會，有幾個極顯著又極重要的與前不同處。
第一、是雕版印書術發明，書籍之傳播愈易愈廣。
雕版術最初應始唐代。
印章摹刻，遠始秦世。石經迻寫，則起東漢。此後釋、道兩教之刻印符咒圖畫，蓋為印章摹刻與雕版印刷之過渡。最初雕版印書，應始唐代。格致鏡原引陸深河汾燕閒錄謂：「隋開皇十三年十二月八日敕廢像遺經，悉令雕版。」葉德輝書林清話云：「陸氏此語，本隋費長房歷代三寶記，其文本曰：「廢像遺經，悉令雕撰。」意謂廢像則重雕，遺經則重撰耳。後世或據陸語謂雕版印書起於隋，非也。」今存最初雕版書籍，為敦煌石窟發現之金剛經，卷末云咸通九年造。
其事正與世族門第之衰落，交代迭起。
柳玭家訓序：葉夢得石林燕語引。「中和三年在蜀，閱書肆所鬻書，多陰陽、雜記、占夢、相宅、九宮、五緯之流，又有字書小學，率雕版印紙，浸染不可曉。」又國史志：「唐末益州始有墨版，多術數小學字書。」是當時刻書，多為通俗利貧，略同佛、道兩教之傳播佛像符咒。故家世族，經典大書，尚無刻本。至五代毋昭裔蒲津人。先為布衣時，常從人借文選、初學記，多有難色。昭裔嘆曰：「恨余貧，不能力致。他日稍達，願刻版印之，庶及天下學者。」後為蜀相，乃命工雕版此二書，復雕九經、諸史。西蜀文字由此大興。事見陶岳五代史補，又王明清揮塵錄。
大興則在五代。
舊五代史：「後唐明宗長興三年，宰相馮道、李愚請令判國子監田敏校正九經，刻版印賣。」王明清揮塵錄餘話云：「後唐平蜀，明宗命太學博士李鍔書五經，倣蜀中製作，刊板於國子監，為監中印書之始。」明清家有鍔書印本，五經存焉，後題長興二年也。五代會要：「周廣順三年六月，尚書左丞兼判國子監事田敏進印板九經書：五經文字、九經字樣各二部，一百三十冊。」
至宋又有活字板之發明。
活字板為慶曆中布衣畢昇所發明，亦非士大夫之貴顯者。西洋活板印書始於明代，較此後四百餘年。書籍刻板旣多，流傳日廣，於是民間藏書家蜂起。如王欽若家書目四萬三千卷，宋敏求家藏書三萬卷，李淑二萬三千餘卷，田偉四萬七千卷，蘇頌藏書萬卷，李常二萬卷，晁公武二萬四千餘卷，蔡致君二萬卷，葉夢得逾十萬卷，陳振孫五萬餘卷，周密三世積累有書四萬二千餘卷。
讀書者亦自方便。
蘇軾李氏山房藏書記：「余猶及見老儒先生，自言少時欲求史記、漢書而不可得，幸而得之，皆手自書。近歲市人轉相摹刻，諸子百家之書，日傳萬紙。」胡應麟少室山房筆叢亦云：「三代漆文竹簡，冗重艱難。秦、漢以還，浸知鈔錄，楮墨之功，簡約輕省。然自漢至唐，猶用卷軸。卷必重裝，且每讀一卷，檢一事，紬閱展舒，甚為煩數，收集整比，彌費辛勤。至唐末宋初，鈔錄一變為印摹，卷軸一變為書冊，易成難毀，節費便藏，四美具焉。」
此等機會，已不為少數人所獨享。
就著作量而論，亦較唐代遠勝。
舊唐書經籍志，連前代總計，集部凡八百九十二部，一萬二千二十八卷。宋史藝文志，有宋一代，集部凡二千三百六十九部，三萬四千九百六十五卷，較之自戰國迄唐之集部，增二倍有餘。補遼金元藝文志，集部六百六家，七千二百三十一卷。遼、金集部不多，大都皆元代作。舊唐書載唐僅一百一十二家，元人較之，尚多五倍。
第二、是讀書人旣多，學校書院隨之而起。學術空氣，始不為家庭所囿。
學校本是傳播學術的公器，但只有在貴族門第失其存在時始抬頭。所以西漢學校尚有成績，因那時新士族尚未產生，舊貴族則已消失。一逮東漢晚季，學校卽不為人重視。那時學術已牢籠到新士族的家庭中去。
東晉南北朝以迄隋唐中葉，大體上說，除卻幾個大門第故家士族保持其自緜延不斷的家庭教育之外，平民庶人要想走入學術的圈子裏去，非常不方便。因旣無書籍，又無學校。宗教勢力卽由此擴展。一般享受不到教育讀書利益的聰明分子，只有走到寺廟裏去，滿足他們的精神要求或智識慾。但多數則為讀文選、習詩賦，謀應舉。
卽雕版印書亦由寺廟開始。如前舉唐代金剛經之例。宋初印書，亦先佛藏。佛祖統記：「宋太祖開寶四年，敕髙品張從信往益州雕大藏經板，至太宗太平興國六年板成進上，凡四百八十一函五千四十八卷。」較印經史注疏在前。
宋初的學者，還都往寺廟中借讀。如范仲淹、胡瑗等。但轉而關心世運，治儒術古經典，與唐代士人山林寺廟讀書之風大不同。
而有名的四大書院，卽在其時萌芽。
廬山白鹿洞書院、嵩陽書院、嶽麓書院、在長沙。應天府書院，在歸德。多即山林創建，其掌書院者多稱「山長」。亦模倣寺廟規制也。又有衡州石鼓書院，為唐元和間衡州李寬所建。故後人有數石鼓而不及嵩陽者。
從私人的聚徒講學，漸漸變成書院。
五代戚同文通五經業，以晉末衰亂，絕意祿仕，將軍趙直為築室聚徒數百餘人。後祥符時，有曹誠者，即其舊居建學舍百五十間，聚書千五百餘卷，願以學舍入官，其後遂為應天府書院。晏殊為應天府，以書院為府學，延范仲淹掌教。
從書院的規模漸漸變成國家正式的學校。
范仲淹主蘇州，招胡瑗主蘇學。胡在蘇湖講學二十餘年；皇祐末，為國子監講書，專管勾太學。宋太學章程，即依胡氏蘇湖講學成規。慶曆以後，州郡相繼興學。書院亦由朝廷賜額、賜書、撥田、派山長主教，其性質與稍後學校相同。要之宋代學校教育，乃由書院之私家講學開其端。
私家講學及學校書院漸漸興起，同時卽寺廟的吸引力漸漸降低。雖到元代，世亂和北朝相差不遠，但民間並不爭趨宗教，亦因各地有書院學校傳播學術之故。
可見宗教之盛，亦與貴族門第相引並長，不盡關於世之盛衰。故唐初雖盛世，佛教尚大行；元代雖衰亂，佛教不復振。此因社會聰明穎秀之子弟別有去處，安託身心，不必走向寺廟中也。因此寺廟中佛學亦日就衰微，而社會更看不起佛寺，其事互相為因果。
元代書院較宋為盛。
續文獻通考：「自太宗八年，行中書省楊維中從皇子庫春伐宋，收伊洛諸書送燕京，立宋儒周敦頤祠，建太極書院，延儒士趙復、王粹等講授其間，為元建書院之始。其後昌平有諫議書院，河間有毛公書院，景州有董子書院，京兆有魯齋書院，開州有崇義書院，宣府有景賢書院，蘇州有甫里書院、文正書院、文學書院，松江有石洞書院，常州有龜山書院，池州有齊山書院，婺源有明經書院，太原有冠山書院，濟南有閔子書院，曲阜有洙泗書院、尼山書院，東阿有野齋書院，鳳翔有岐陽書院，郿縣有橫渠書院，湖州有安定書院、東湖書院，慈谿有慈湖書院，寧波有貿山書院，處州有美化書院，台州有上蔡書院，南昌有宗濂書院，豐城有貞文書院，餘干有南溪書院，安仁有錦江書院，永豐有陽豐書院，武昌有南湖書院、龍川書院，長沙有東岡書院、喬岡書院，益陽有慶州書院，常德有沅陽書院，福州有勉齋書院，同安有大同書院，瓊州有東坡書院。凡此蓋約略舉之，不能盡載也。」
直至明代，學術在社會上自由傳播的方便，永不能再產生獨擅學術上私祕的貴族門第。
第三、是社會上學術空氣漸濃厚，政治上家世傳襲的權益漸減縮，足以刺激讀書人的觀念，漸漸從做子孫家長的興味，轉移到做社會師長的心理上來。因此私人講學寖後寖盛。
第四、是書本流傳旣多，學術興味擴大，講學者漸漸從家庭禮教及國家典制此為貴族家世傳襲之學之兩大骨幹。此外則藝術亦足表示貴族家世之地位，故如書、畫、詩、文，乃至音樂、弈棋等，皆為貴族所重。宋以後，藝術之與道義，漸分上、下等。又其先大寺廟僧侶，亦重律禮及藝術，與貴族相似，惟不講政事耳。唐代自禪宗開新，僧人漸不重律禮及藝術，乃以純粹哲理見長，自居為一世導師。宋以下，此風不革。蓋非此不足與社會上講學之學者相抗衡。中解放到對於宇宙人生整個的問題上來，而於是和宗教發生接觸與衝突。
所以自宋以下的學術，一變南北朝、隋、唐以來之態度，南北朝、隋、唐雖盛衰治亂不同，但學術上同帶有狹義的貴族門第性，故所治多為文藝詩賦，所重多在當代典章。稍稍逸出，求高僧，談玄理，卻與世法不相貫。都帶有一種嚴正的淑世主義。
大體上看來，與先秦諸子較相近，因同為平民學者之自由講學也。其治經學，重儒術，又近漢儒。惟漢儒出身，須經長時期郡縣吏事之實際磨練，故漢儒風樸而才練。宋儒意氣較發皇，對朝廷較輕視，較東漢儒益甚，不似西漢儒篤實，而與先秦儒為近。然而時代有不同，宋代士人究不能如先秦士人之活躍。
再就上舉第二點而論，唐以後社會，又另有幾個與前不同的要點：
第一、是政治上沒有了貴族門第，單有一個王室，緜延一、二百年不斷，而政府中官吏，上自宰相，下至庶僚，大都由平地特起，無家世蟬嫣。孤立無援；無門第宗戚婚姻之攀聯。相形之下，益顯君尊臣卑之象。南北朝、隋、唐，在政府則君尊，在社會則臣榮。故唐太宗命朝臣定天下氏族，則山東崔、盧自為上第。甚至即在政府，亦見臣尊於君，如東晉初年之王氏等是。
第二、因同樣關係，各州郡、各地方因無故家大族之存在，亦益顯官尊民卑之象。
於此另有一事應附論者，則為鄕官之存廢。秦漢有鄕官，三老掌教化，嗇夫主收賦稅、聽訟，遊徼掌禁盜賊。鄕三老以上有縣三老，並由民選，其權可與縣令、丞、尉以事相教；此卽縣令、丞、尉關於地方行政須詢三老意見，而三老亦得代表民意向地方長官建白。對天子、王、侯，亦得直接言事。其後此等鄕官漸廢。但郡縣之佐吏，皆由其長官辟用本地士人為之。兩晉以下，承襲漢制，除軍府佐官由中央派人外，其他亦由地方官自辟其本地之士人。至隋開皇十五年，始盡罷州郡鄕官，自是地方遂無代表民意之參政人員。唐有里正、鄕長，不過供官吏之役使，與秦、漢之鄕官佐治者懸殊。守令多避本貫，則自漢武以下即然。此雖有利於中央政府之一統，然不免造成各地官高在上，民卑在下，不相通洽之形勢。
因此宋以後的社會，特別需要另一種新的力量，能上面來監督政府，下面來援助民眾。
宋、明學術，卽從上述種種社會變動而起。
南北朝、隋、唐的學者，大體分成兩路。
一是入世講究家庭、社會種種禮法，以及國家政府典章制度。建功業與保門第，一而二，二而一，異流同匯。
一是信從佛教講出世，或從道家講長生。藝術、詩文則兩路均通。
這兩條路的後面，均帶有一種狹義性的貴族氣味。寺廟僧侶，仰賴社會供養，自成一特殊階級。雖非貴族，氣味與貴族一般。
所謂「狹義性的貴族氣味」，卽謂其與一般社會可以分離，超然獨立。
宋後的學者絕不是那樣。他們早非門第貴族。他們旣不講出世，亦不在狹義的門第觀念上面來講功業、禮教。他們要找出一個比較更接近平民性的即更有一般共通性的。原則，來應用於宇宙、人生、國家、社會、入世、出世生死。等各方面。
這一個原則，他們稱之曰「道」，故有「道學」、「道統」之名。或稱「理」。故又有「理學」之名。理亦稱「天理」，「天理」的對面是「人欲」。天理、人欲的分辨，則在公、私之間。公的是天理，私的是人欲。「公、私」的另一名稱，則為「義、利」。利公亦是義，義而私只是利。
這一個公私、義利之辨，從外面客觀來講，卽是「道理」。從各個人的內省審察，則為「心術」。張南軒云：「學莫先於義利之辨。義者，本心之所當為而不能自己，非有所為而為之者也。一有所為而為之，則皆人欲之私，而非天理之所存矣。」朱子謂其「廣前聖之所未發，同於性善養氣之功。」
他們用此來批駁宗教，說佛老所講出世長生無非從自私起見。當貴族特權盛行的社會裏，一個平民要想慕效貴族的生活，即避免過分的勞作及卑污的徭役，而滿足其智識上之追尋或藝術上之欣賞等，有一個較便易的方法，即逃入寺廟做僧道。
他們又用此來批駁政治，說自漢、唐以來所謂君相事業，只算得是「霸道」，算不得是「王道」。所謂霸道與王道之別，還只在心術的公私上分。先秦儒已說：「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宋儒則謂：「三代以道治天下，漢、唐以智力把持天下。」
所以做君、相、官吏，應該先明白做君、相、官吏的責任。要言之，並不是在要保持君、相、官吏的門第或地位，而在為社會民眾盡其責任。
如是則「師道」還應在「君道」之上。王安石在經筵始主坐講，司馬光等不謂然。蓋司馬光主尊君，王安石則主尊道。故王安石講王霸之辨，而司馬光不謂然。後程伊川在經筵亦主坐講，謂：「天下重位惟宰相與經筵。天下治亂係宰相，君德成就責經筵。」而蘇軾諸人亦非之。
他們實在想要拿他們的一套理論與態度，來改革當時的現實。
當時一切沿隋唐而來，還是以世族門第做骨子的世界。但是實際上已變，世族門第已消滅，不得不有一套新的理論與設施。
在范仲淹、王安石繼續失敗之後，他們覺悟到要改革現實，更重要的工夫應先從教育上下手。所以關洛學者便一意走上講學的路。
范仲淹、王安石諸人，政治意味宋重於教育，尚沿南北朝、隋、唐風氣，重文學，而較少嚴肅性。二程、橫渠以來，教育意味重過政治，始不重視文學，而學術上之嚴肅性亦遞後遞增。朱子記李侗語：「李泰伯門下議論，只說貴王賤霸。」又曰：「大抵前輩議論麄而大，今日議論細而小。」如胡瑗、王安石，皆於理學家為前輩也。
直到南宋，此意始終為講學者所保持。
呂東萊與朱子書謂：「向見治道書，其間如欲仿井田之意而科條州郡財賦之類，此固為治之具，然施之當有次第。今日先務，恐當啟迪主心，使有尊德樂道之誠。眾建正人，以為輔助。待上下孚信之後，然後為治之具可次第舉也。儻人心未孚，驟欲更張，則眾口譁然，終見沮格。」又東萊遺集謂：「嘗思時事所以艱難，風俗所以澆薄，推其病源，皆由講學不明之故。若使講學者多，其達也自上而下，為勢固易。雖不幸皆窮，然善類旣多，氣燄必大，薰蒸上騰，亦自有轉移之理。」又朱子紹熙三年與趙尚書書謂：「天下之事，決非一人之聰明才力所能獨運。是以古之君子，雖其德業智謀足以有為，而未嘗不博求人才以自裨益。方其未用，而收寘門牆，勸獎成就，已不勝其眾。至於當用之日，推挽成就，布之列位，而無事之不成。又所謂時進陳善閉邪之說，以冀上心之悟者，又在反之於身，以其所欲陳於上者先責之於我。使我之身心安靜，精神專一，然後博延天下之賢人智士，日夕相與切磋，使於天下之事，皆有以洞見其是非得失之心，而深得其所以區處更革之宜。又有以識其先後緩急之序，皆無毫髮之弊。然後并心一力，潛伺默聽，俟其間隙有可為者，然後徐起而圖之，乃庶幾乎其有益。」
他們惟恐「已試不信」，朱子語。失卻社會後世的信仰，所以他們對政治的態度，寧可犧牲機緣，決不肯降低理論。此正統派的道學家所以看不起功利之浙東派，而陳龍川與朱子所以有義利、王霸之辨。浙學起於東萊，頗有近朔派處。朱子則洛學正統。經學、史學之辨，即義理與事功之辨也。所以他們對於在野的傳播學術，較之在朝的革新政治，興味還要濃厚，並不是他們無心於政治之革新。
他們在野事業，最重要的，便是所謂私家講學。
范仲淹、王安石諸人，本想徹底廢止科舉，重興學校。他們理想上的三代，在以學校作育人材而致郅治。惟興學非一時可企，一因限於經費，二因限於師資，三則地方長官不得其人，則學校亦難收效。因此北宋中葉以後，雖各地相務興學，然或則時興時輟，或則徒有其名，學術風氣依然在私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