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編 隋唐五代部（2 / 2）

這是煬帝的誇大狂。一面十足反映出當時國力之充實，一面是煬帝自身已深深染受了南方文學風氣之薰陶。

隋文平陳，以煬帝為揚州總管，鎭江都，置學士至百人，常令修撰，成書萬七千餘卷。此等皆沿齊、梁故習。又按：煬帝在揚州，聚書至三十七萬卷。在此時期，煬帝殆已深深呼吸到南方文學的新空氣。

史稱煬帝早年「沉深嚴重，史亦以此四字描寫文帝。朝野屬望。文帝幸其第，見樂器弦多斷絕，又有塵埃。尤自矯飾，時稱仁孝。」則煬帝此時意態尚不同。帝好吳語，正見其染南風之深。在江都謂蕭后曰：「儂不失為長城公，卿不失為沈后」，其欣慕南朝可想。

其後常以文學自負。

謂：「天下皆謂朕承襲緒餘，以有四海；設令與士大夫高選，亦當為天子矣。」

朝臣至有以文詞見忌死者。

薛道衡死，帝曰：「能作空梁落燕泥否？王胄死，帝誦其佳句曰：「庭草無人隨意綠,復能作此語邪？」惟此均不載于隋史，而通鑒收之。

當時北朝雖以吏治、武力勝過南方，若論文學風流，終以南朝為勝。

北齊書魏收傳：「魏收、邢卲更相訾毀，各有朋黨。卲云：江南任昉，文體本疏，魏收非直模擬，亦大偸竊。收曰：伊常于沈約集中作賊，何意道我偸任昉！時人謂：見邢、魏之臧否，即是任、沈之優劣。」又元文遙傳：「濟陰王暉業嘗大會賓客，有人將河遜集初入洛，諸賢皆讚賞之。」

文帝只知有吏治，光武亦尚吏治，而能文之以儒術，為隋文所不如。並無開國理想與規模。若使有蘇綽、王通諸人佐之，必然另有一番氣象。煬帝則染到了南方文學風尚，看不起前人簡陋。此在文帝時，朝廷一切儀注禮文，早有擺棄北周，改襲齊、陳者。一因北周模古，簡陋之中雜以迂怪，風尚所趨，轉嚮齊、陳，一也。二則文帝篡周，盡屠宇文氏，蓋自有私意欲超出其上，不甘因循，二也。然文盛之弊，則至煬帝時而始著。

隋書文學傳謂：「煬帝初習藝文，有非輕側之論。暨乎即位，一變其風。其與越公書、建東都詔、冬至受朝詩及擬飲馬長城窟，並存雅體，歸於典制。雖意在驕淫，而詞無浮蕩。故當時綴文之士，遂得依而取正焉。」此謂「意在驕淫」，即承南方文學風尚也。謂「詞無浮蕩」，則承北朝蘇綽諸人之影響。又按：唐天授時，左補闕薛謙上疏，謂：「晉、宋祇重門資，有梁雅愛屬辭，陳氏特珍賦詠。逮至隋室，餘風尚存。開皇中，納李諤之論，下制禁斷文筆浮辭。煬帝嗣興，又變前法，置進士等科。於是後生之徒，相復仿效，緝綴小文，名之策學。不以指實為本，而以虛浮為貴。」是煬帝之設進士科，雖非專考詩賦，然要為沿襲南朝尚文之風氣，在唐初尚多知之者。

狂放的情思，驟然為大一統政府之富厚盛大所激動，而不可控勒。於是高情遠意，肆展無已，走上了秦始皇的覆轍。

煬帝雄才大略不如始皇，而同為帶有極度的貴族氣分，故兩人皆不能卹民隱。當時南方文學，本為變相貴族之產物也。煬帝外慕經術，內好文學，則頗似漢武。

能把南方的文學與北方吏治、武力綰合，造成更高、更合理的政權，則是唐太宗。隋代政制兼承南、北，大抵政風頗沿北周，禮文兼採齊、陳。唐承其後，猶漢之襲秦，唐制即隋制也，惟運用者之精神特為有殊耳。其隋制兼承南、北之詳，當讀隋書各志。

又按：唐君臣多出貴胄，唐高祖，西魏八柱國唐公李虎孫，周明敬、隋文獻皇后之外戚，娶周太師竇毅女。毅，周太祖壻。宰相蕭瑀、陳叔達，梁、陳帝王之子。裴矩、宇文士及，齊、隋駙馬都尉。竇威、楊恭仁、封德彝、竇抗，並前朝師保之裔。其將相裴寂、唐儉、長孫順德、屈突通、劉政會、竇軌、竇琮、柴紹、殷開山、李靖等，並是貴胄子弟。故唐制得斟酌南、北，開國即規模宏遠，漢、宋所不逮。

唐代凡二十帝，二百九十年。

唐太宗是中國史上一個傑出的君主。自稱：「年十八便為經綸王業，北剪劉武周，西平薛舉，東擒竇建德、王世充。二十四而天下定，二十九而居大位。四夷降伏，海內乂安。」自謂：「古來英雄撥亂之主，無見及者。」

貞觀之治，尤為後世所想望。

其一朝賢臣，如王珪、房玄齡、杜如晦、溫彥博、李靖、魏徵、戴胄之類，指不勝屈。

太宗旣英才挺出，又勤於聽政。

錄刺史姓名於屏風，坐臥觀之。得其在官善惡之迹，皆注名下。又常遣員巡察。命百官五品以上，得上封事，極言得失。又命更宿中書內省，數延見問民疾苦。

其君臣上下，共同望治，齊一努力之精神，實為中國史籍古今所鮮見。其詳見吳兢著「貞觀政要」一書。然貞觀時代之社會情況，實未必勝於大業。

自隋大業七年至唐貞觀二年，朔方梁師都部下降。前後十八年，羣雄紛起者至百三十餘人，擁眾十五萬以上者，多至五十餘，民間殘破已極。

貞觀元年關中饑，米斗直絹一匹。二年，天下蝗。戴胄謂：「每歲納租，未實倉廩。隨時出給，纔供當年。」三年，大水。四年，始大稔，流散者得歸。

是年，高昌王麴文泰入朝，謂：「見秦隴之北，城邑蕭條，非復有隋之比。」史稱是年「米斗不過三四錢，終歲斷死刑纔二十九人。東至海，南極五嶺，皆外戶不閉，行旅不齎糧，取給於道路」，恐有過分渲染。亦見復蘇不易。

六年，羣臣請封禪；魏徵諫，謂：「自伊、洛以東，至於海、岱，煙火尚稀，灌莽極目。」適會河南、北數州大水，事遂寢。太宗即位僅六年，免離饑饉僅二年，倖破突厥，遽議封禪，苟非魏徵直諫，貞觀治績，恐即自此衰矣。十一年，魏徵上疏，尚謂：「隋之府庫、倉廩、戶口、甲兵之盛，考之今日，安得擬倫！」馬周上疏亦謂：「今之戶口，不及隋之十一。」

貞觀初，戶不滿三百萬。永徽元年，戶部奏：「去年進戶十五萬，今見有戶三百八十萬。」而隋開皇中有戶八百七十萬。直至玄宗天寶十三載，始有戶九百六十一萬九千餘，為唐之極盛，乃始與隋氏相比。歷代戶口數，雖有隱漏或誇飾，不可盡信，然大體可資以見世運之盛衰升降。

正惟如此，故太宗一朝君臣，每每以有隋相警惕，不敢驕縱荒佚，而成治世。

魏徵所謂：「隋以富強動之而危，我以寡弱靜之而安。」馬周謂：「貞觀初率土荒儉，而百姓不怨。今十一年。比年豐穰，匹絹得粟十餘斛，而百姓怨咨。以為陛下不憂憐之，又所為營者，頗多不急之務也。」此皆從上下心理上說明貞觀之治之眞實背景。

一到唐玄宗時，社會富庶已與隋代相似，而天寶之亂，亦乃與隋煬相差不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