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統一政府之對外秦漢國力與對外形勢（2 / 2）

文帝時，宦人中行說降匈奴，教之曰：「匈奴人眾，不能當漢一大郡，然所以強者，以衣食異，無仰於漢也。今單于變俗，好漢物，漢物不過什二，則匈奴盡歸於漢矣。其得漢繒絮，以馳草棘中，衣袴皆裂弊，以視不如旃裘之堅善也。得漢食物皆去之，以視不如湩酪之便美也。」然衣食美惡，人情所同，中行說欲強返芻豢於茹毛飲血，其事不可能。匈奴既知通商之失利，苟漢邊防稍疏，仍必出於掠奪。而漢國力充盈，自亦小甘出此屈辱而不徹底的和親政策也。

漢、匈奴一旦破裂，則漢之形勢實利攻而不利守。

漢與匈奴邊界遼闊，匈奴飄忽無定居，乘我秋冬農稼畢收，彼亦馬肥弓勁，秋高則馬壯，風勁則弓燥。入塞侵掠，攻者一點，防者千里。中國疲於奔命。就匈奴全國壯丁言，不出三十萬。史紀稱匈奴：「控弦之士三十餘萬。」又云：「自左、右賢王以下至當戶，大者萬餘騎，小者數千，凡二十四長，立號曰萬騎。」又曰：「士力能彎弓，盡為甲騎。」則匈奴騎士至多不越三十萬也。壯丁盡為甲騎不出三十萬，以五口一壯丁計之，匈奴全部人口不出百五十萬，故中行說謂「匈奴人眾不能當漢一郡」。其社會組織並不如中國之強韌，則可以尋其主力一擊而破。此所謂一勞永逸，較之消極的防禦，為利多矣。大抵中國史上對外問題，莫不然也。

於是遂先有漢武帝之誘敵政策。

事在元光二年，用王恢策，使馬邑人聶翁壹間闌出物與匈奴交易，陽為賣馬邑城誘單於，漢伏兵三十萬馬邑旁，單於覺而去，自是遂失和。史稱「馬邑之謀」。

誘敵政策失敗，於是不得不大張撻伐，開塞出擊。

漢、匈奴失和以來，彼大寇邊凡十六、七，此大出兵亦十五、六，大抵彼先發，此應之；則匈奴勢尚強，未可聚服也。匈奴統於一單于，並亦父子世襲，其政治組織，已相當進步。中行說教單于左右疏記，以計識其人眾畜數。漢與單於書以尺一牘，中行說令單于以尺二寸牘，及印封皆令廣長大，今傳有甸奴相邦印，形制文字，均類先秦，然則並知用漢文，其文化程度，當不甚低。唐初突厥較之，為不侔矣。

漢擊匈奴，採用兩種步驟：

一是遠出東西兩翼造成大包圍形勢，以絕其經濟上之供給與援助。

匈奴諸左王將居東方，直上谷今河北懷來境。以東，接濊貉、朝鮮，右王將居西方，直上郡今陝西膚施境。以西，接氐、羌，而單于庭直代、今山西大同。雲中。今綏遠托克托境。冒頓子老上單于擊破西域，置僮僕都尉，賦稅諸國，取富給焉。匈奴破西域在漢文三、四年間。漢置蒼海郡，在元朔元年；馬邑之謀後五年。張騫使西域在元狩元年。馬邑之謀後十一年。

一是正面打擊其主力。

大者在元朔二年衛青之取河南地築朔方郡，遂複繕故秦時蒙恬所為塞，因河為固。徙民朔方凡十萬口。是時漢都長安，匈奴據河套，實為最大壓迫，自是始無烽火通甘泉之警。又按：漢、匈奴東西橫恒，匈奴單于庭偏在東，漢都長安偏在西，故匈奴利於東侵，漢便於西出。漢既城朔方，而同時棄上谷之造陽地予胡，此為漢廷決計改取攻勢後之策略。此後匈奴西部遂大受威脅。後六年，元狩二年。匈奴西方渾邪王殺休屠王降漢，漢以其地為武威、酒泉郡。後分武威為張掖、酒泉為敦煌，在元鼎六年；此為河西四郡。遂開漢通西域之道，而羌、胡之交通遂絕。匈奴西方既失利，為防漢，且求財富接濟故，不得不日移其力而西，主客倒轉，為漢勢有利一要端。

開塞出擊之進一步則為絕漠遠征。

中國之對匈奴，非不知出擊之利於坐防，然而不能決然出擊者，則以騎兵之不足為一要因。此下唐強、宋弱皆因此。史稱漢初「天子不能具鈞駟，一車四馬不能純色。將相或乘牛車，馬一匹則百金」。至漢武休養生息已七十年，其時則「眾庶街巷有馬，阡陌之間成羣，乘字牝者擯不得聚會」。漢武為伐胡，又盛養馬，廄馬至四十萬匹。馬畜既盛，騎兵之訓練自易。匈敗既失利，用漢降人趙信本胡小王，降漢。計，北絕漠，誘漢，漢乃發兵十萬騎，私負從馬凡十四萬匹，糧重不與。令衛青、霍去病分擊匈奴。衛青軍出定襄，今綏遠和林格爾境。遇單于，追北至寘顏山趙信城。去病出代二千里，封狼居胥，禪於姑衍，臨瀚海而還。事在元狩四年，馬邑之謀後十五年，史稱「冒頓之盛，控弦之士三十萬」，而是役也，兩將所殺虜凡八、九萬，是幾耗其種三之一矣。然漢亦馬少，自後遂無以遠往。

自是匈奴遠遁，而漠南無王庭。

漢渡河自朔方以西至令居今甘肅平蕃縣。往往通渠置田官，吏卒五、六萬人，稍蠶食，地接匈奴以北。漢以騎兵任先鋒之掃蕩，繼以步卒屯田為後勁，步步為營而前進，匈奴乃不能複轉側。

到宣帝時，匈奴終於屈服，而漢廷一勞永逸之戰略卒以見效。

亦會其時漢多人才，大將最著者莫如霍去病。去病以皇后姊子，少貴，年十八為侍中。初從大將軍衛青出塞，為票姚校尉，與輕勇騎八百直棄大軍數百里赴利，斬捕首虜過當，遂封侯，時為元朔六年，去病年二十三。其後屢以敢深入建奇功。匈奴渾邪王謀降漢，武帝恐其詐。命去病將兵往迎。去病渡河，與渾邪眾相望。渾邪見漢軍而多不欲降，頗遁去。去病乃馳入匈奴軍，得與渾邪王相見，斬其欲亡者八千人，獨遣渾邪王乘傳先詣行在所，盡將其眾渡河，降者四萬。時為元狩二年，去病年二十五。史稱去病為人少言，有氣敢往。武帝嘗欲教之孫、吳兵法，對曰：「顧方略何如耳，不至學古兵法。」帝為治第，令視之，曰：「匈奴未滅，無以家為。」其卒在元狩六年，時年二十九也。觀去病之將兵，較之項王未多遜。故唐人詩「借問漢將誰？恐是霍票姚」，獨數其人，非虛也。時李廣亦稱名將，衛、霍皆以親貴任用，而李廣則為豪傑從軍。（時稱「良家子」從軍，即今之義勇隊也。）衛、霍雖以女寵進，而重以建功絕域自顯，其一種進取勇決無畏之風，亦可敬矣。惟當時親貴與豪傑判為兩黨，衛、霍雖貴盛，豪傑不之重；李廣父子愈擯抑，豪傑亦愈宗之。史公親罹其禍，故為史紀抑揚甚顯。然兩黨各有奇材，史公於霍去病雖寥寥落筆，而亦精神畢顯矣，誠亦良史才也。

中國以優勢的人力和財力，對付文化較低、政治組織較松的民族，採用主力擊破的攻勢，自比畏葸自守為勝。漢武帝撻伐匈奴並不誤，惟惜武帝內政方面有種種不需要的浪費，如封禪巡狩等。所以匈奴雖敗，而中國亦疲，故為後人所不滿。

昭、宣以下，武士練習，斥堠精審，胡勢巳衰，入則覆亡，居又畏逼，收跡遠徙，窮竄漠北；乃漢廷不能乘武帝遺烈，而轉師劉敬故智，啟寵納侮，傾竭府藏，歲給西北方無慮二億七十萬。後漢袁安封事云：「漢之故事，供給南單于費直歲一億九十餘萬，西域歲七千四百八十萬。」此據文獻通考引劉貺說。賞賜之費、傳送之勞尚不計。則尤為失策矣。觀楊雄諫不許單于朝書，可見西漢晚年氣弱志荼之象。然亦由武帝浪費國力太過，有以致此。大抵中國對外，其病每不在決心討伐，而在好大喜功，窮兵黷武，以及從此引起之種種浪費。此仍然是內政問題，昧者乃專以開邊生事為大戒。

自匈奴主力為武帝徹底擊破，直到東漢，實際上中國並無嚴重的外患。竇憲北伐（和帝永元元年），雖獲勝利，並不像衛、霍之費力。然而東漢卻意外的遭受到西羌之侵擾。此乃東漢整個建國形勢之弱點的暴露，以及應付的失策，並不在於西羌之難敵。

羌人叛漢，起和帝時，護羌校尉鄧訓卒後，由於邊疆吏治之不整飭。其勢並不能與西漢初年之匈奴相提並論，而漢廷早議放棄涼州。安帝永初二年龐參主議，嗣得虞翊諫而止。羌叛凡十餘年，漢兵屯邊二十餘萬，曠日無功。羌虜皆騎兵，漢以步卒追之，勢不能及，則彼能來我不能往；西漢屯田之所以見效，以先有騎兵之驅逐掃蕩，敵已遠遁，乃以屯田繼之。

軍旅之費二百四十餘億，并、涼二州為之虛耗。

虞詡教任尚：「罷諸郡屯兵，各令出錢數千，二十人共市一馬，以萬騎逐數千之虜，追尾掩截，其道自窮」，任尚竟以立功。可見西羌並非強寇，只在漢廷應付之不得當。

第二次羌變在順帝永和後，羌寇遍及并、涼、幽、冀四州，用費八十餘億。

第三次羌變在桓、靈時，段潁前後一百八十戰，大破東羌，用費四十四億。羌禍雖歇，而漢力亦疲，接著便是不救的衰運之來臨。

當時士大夫見朝事無可為，惟有擁兵以戮力邊徼，尚足為功名之一徑，如張奐、皇甫規、段潁，皆於此奮起。北虜、西羌斬馘或至百萬級，以其餘力驅芟黃巾，漢之末造，乃轉以兵強見。一時士大夫既樂習之，士民亦競尚之，此乃東漢晚季淸談以外之另一風尚也。以此造成此下三國之局面。專務淸談，不競武功，乃兩晉事。

黃河西部的武力與東部的經濟、文化相凝合，而造成秦、漢之全盛，所謂「關東出相，關西出將」，即足表示其意義之一部分。東漢以來，東方人漸漸忘棄西方，中央政府在洛陽，東方人之聰明志氣至是而止。西方得不到東方經濟、文化之潤澤而衰落。而東方的文化、經濟，亦為西方武力所破毀。

鄭太說董卓：「山東承平日久，民不習戰；關西頃遭羌寇，婦女皆能挾弓而鬪。天下所畏，無若并、涼之人。」皇甫規、張奐、段潁，亦皆涼州人也。一個國家，內部自身存在兩種極相違異的社會情態，無有不致大亂者。

董卓領著涼州兵東到洛陽，中國歷史，便從此走上中衰的路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