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軍國鬪爭之新局面戰國始末（2 / 2）

方裡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為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公田所入歸公，私田所入歸私。此制度之最要意義，厥為田畝所有權之全屬於貴族封君。所謂「四封之內，莫非王土；食土之毛，莫非王臣」也。方方正正的一井九百畝，此為一種標準的敘述。制度皆有活變，記載則不能盡詳。其實一井盡可為七百畝、八百畝或一千畝。一井之內，主要者為公田。依理言之，正因助耕公田，始得享有其私田之收穫。此乃為一種雇傭性質，如近代為富家看守墳墓而得耕食其墓地田也。其時貴族特置農稷之官，頒曆明時，辨土壤，擇穀種，教稼恤農，巡野督耕。如周官大司徒、司稼、草人、庶氏、剪氏、赤友氏、蟈氏、壺涿氏諸官，可覘其消息。呂氏春秋有任地、辨土、審時諸篇，即古代農稷之官之農學也。蓋正因視四封之內皆其私物，故勤懇教督。而農民智昧力弱，失卻貴族之指導扶助，亦無以善其私田。若叛離此封疆邱邑之外，則茫茫禹迹，夷狄禽獸，縱橫交徧，更非家人夫婦生活之區。因此貴族、農民在此制度下相安於一時。

其次，則為「履畝而稅」。

履畝而稅者，廢公田，轉就私田徵稅，視其田畝之實收而抽收額定之比率。周禮地官司稼所謂「巡野觀稼，以一年之上下出斂法」也。此相當於盂子所謂「徹」。至「貢」法，則只就數年中數立一稅額，較更簡單。論語：「魯哀公問：年饑，用不足，如之何？有若曰：曷徹乎？哀公曰：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其時魯已用田賦，賦與稅為二。有若欲哀公因歲饑薄斂，故曰：「民不足，君孰與足？」孟子言貢、助、征三制，皆非憑空私造；惟附會之夏、商、周三代，則誤。蓋貴族階級田畝日廣，則生活日奢淫，志行日懶惰，不肯再理農事。而農民階級則智慧日開，能力日強，於是各自盡力於私田，而公田收成轉惡。此亦公羊說。至是乃廢去公田，履畝而稅。如是則不必方里而井，亦不必嚴格還受。雖便於大數量之徵收，而已為井田制度破棄之先聲矣。春秋宣十五年，「初稅畝」，此即履畝而稅也？魯國如此，各國先後可推。云「初」稅畝，則其先不然，故知應為公田而助矣。

履畝而稅，則可以只認田，不認人，於是民田得自由買賣，而土地所有權，無形中轉移，成為耕者所自有，而兼并亦隨之而起。或謂：助法時期，公田外之土地，為村落所公有，及至履畝而稅，則田土盡歸公有。然履畝而稅，則耕者可以活動。八家共一井，則死徒不出鄉，同井相助，耕者無活動餘地。又公田為助之制度下，田里不鬻，一家百畝。履畝而稅，則耕者各自獨力經營，可以超過百畝之上。故履畝而稅，確為自由私產形成之先聲也。

第三則為農民軍隊之興起。

封建時代，貴族為采邑之大地主，同時亦卽成一武裝集團。

春秋時代軍隊之組織，即本族制。城濮之戰，晉有「中軍公族」；鄢陵之戰，楚有「中軍王族」。楚若敖氏有「六卒」，晉「樂、范以其族夾公行」，可見一軍隊即一宗族也。「宗」指同一廟宇下祭祀，「族」指同一旗幟下作戰。

軍器製造，如車、如甲，及戰馬之養育等，皆為貴族保持地位之一種事業，平民無力參與。

鄭莊公伐許，「授兵於太宮」。衛懿公禦狄，「使國人即城圈子中人，皆貴族也。受甲」。鄭子產「授兵登陴」。楚武王「授師子焉以伐隨」。事在莊四年，為楚用兵車之始。考工記：「兵車弋、殳、戟、矛四等。」吳子圖國篇：「長戟二丈四尺，短戟一丈二尺。」此皆甲仗兵器不在民間之證。僖十五年，「晉作州兵」；昭四年，「鄭作邱賦」；成元年，「魯作邱甲」，皆是一種額外增賦，以造甲兵。然仍是貴族別使專匠造之，非民間自造也。

農民耕田納稅，遇戰事征車、非戰車。牛，捉夫力，非甲士。謂之「賦」。農民只為軍隊中之附隨，並無正式編配入軍隊之權利與資格。

隨武子云：楚國「荊尸而舉，商、農、工、賈不敗其業」，此農不為軍也。城濮之戰有「輿人」，左襄公三十年有「輿尉」，淮南兵略訓云：「吏卒辨，兵甲治，正行伍，連什佰，明鼓旗，此尉之官也。收藏於後，遷舍不離，無淫輿，無遺輜，此輿之官也。」輿尉者，輿人之尉。僅稱「尉」，則軍尉。輿人即隨軍之輜重與夫力也。

貴族階級漸次奢侈安逸，國際戰爭漸次擴大劇烈，農民軍隊之編制，遂成一種新需要。車戰漸進而為步戰，卽為貴族軍隊與農民軍隊交替之一種表記。

左傳所載諸大戰役，如秦、晉「韓」之戰，晉、楚「城濮」、「邲」、「鄢陵」之戰，晉、齊「鞍」之戰等，皆當時貴族式的戰爭，可說為一種藝術化的戰爭。即商禮的戰爭，楚子玉告晉文公，謂：「請與君之士戲，君憑軾而觀之，得臣與預目焉。」交戰如遊戲，眞可道出此中情況。惟晉為禦狄，已有步兵。僖二十八年，「晉侯作三行以禦狄」是也。昭元年，「晉中行穆子敗無終及羣狄於太原」，亦以步卒。「魏舒請毀車為行，荀吳之嬖人不肯即卒，斬以徇」，見車、徒有貴賤之分。鄭亦步兵，見隱四年、襄元年、昭十二年。至戰國則全以農民步兵為主。亦有騎兵，車戰遂變成不重要之地位。至是始有眞賭生命之劇烈戰爭也。

三晉與田氏以大夫篡位，舊貴族失其地位，漸次設立以軍功得官之制度。

左哀二年，趙簡子誓眾：「克敵者，上大夫受縣，下大夫受郡，士田十萬，庶人、工、商遂，人臣隸圉免。」遂者得進仕，免者去廝役，此即商鞅「尚首功」之先聲。是役公孫尨以徒五百人宵攻鄭師。「徒」即平民軍隊也。蘇秦說齊：「三軍之良，五家之兵，進如鋒矢，戰如雷霆，解如風雨。」又荀子議兵篇：「齊人隆技擊，其技也，得一首，賜贖錙金，無本賞矣。」注：「斬首，雖戰敗亦賞，不斬首，雖戰勝亦不賞，故曰無本賞。」是齊亦尚首功。五家之兵，疑猶秦之一甲首而隸五家。

吳起在楚，商鞅在秦，亦嚴行以軍功代貴族之新法。

起相楚，使封君三世，而收其爵祿，以撫養戰鬪之士。商頓相秦，所定二十級爵，即以代古者貴族五等封爵之制。此皆欲以戰士為新貴族也。

以前是貴族任戰士，現在是戰士為貴族。農民軍隊之配練與井田制之廢棄，為新軍國圖謀富強之兩要端，而卽以促進宗法封建費族之崩潰。

第四是工商業大都市之發展。

春秋時，工商皆世襲食於官，蓋為貴族御用，非民間之自由營業。

左昭十六年，鄭子產告晉韓宣子：「我先君桓公與商人皆出自周，世有盟誓，相保至今。」晉語：「公食貢，大夫食邑，士食田，庶人食力，工商食官，皁隸食職，官宰食加。」昭二十二年，王室亂，「單子盟百工於平宮。百工叛，伐單氏之宮，敗焉。反伐之東圉。」杜注：「百工所在。洛陽東南有圉鄉。」故知工商皆居國中，世襲，食於官，僅去貴族一等也。

封建貴族漸漸崩漬，而自由經商者乃漸漸興起。

子貢「不受命而貨殖」，即自由經商也。其後如范蠡、段干木、白圭諸人，類皆賴藉政府上之地位，惟非貴族。而幹商販之新事業。

舊貴族沒落，「商賈」與「軍人」二者代之而興。而商業大都市亦陸續興起。

自春秋以迄戰國中期，歷時三、四百年，人口繁殖，耕地日辟，遊牧之戎狄漸次同化，或消滅，或避去，此疆彼界之封建，已變為壤地相連的幾個大國，此皆當時商業都市驟盛之原因也。舉其著者，如臨淄、邯鄲、大樑、郢、陶等。其間惟陶因交通關係，特殊發展，餘皆各國之首都。是中國古代封建制度漸崩潰，而商業都市乃漸興起，非由商業都市興起而封建制度崩潰也。

大抵東方各國，漸從商業資本轉入文學遊仕，始終獎勵農戰的國家惟有秦。秦以地勢關係，可以閉關不與東方通貿易。

因此竟以并吞東方。

第五是山澤禁地之解放。

與商業發展有相互關係者，尚有禁地解放一層，亦為當時一種極重要之變遷。

封建時代之貴族采邑，除井地外，一應山林藪澤，大概全列為禁地，農民惟有耕稼為生。

周官有山虞、林衡、川衡、澤虞，又有迹人、圃人等。皆掌山澤之守禁。齊語亦謂：「山立三虞，澤立三衡」晏子春秋謂：「山林之木，衡鹿守之。澤之萑蒲，舟鮫守之。藪之薪蒸，虞侯守之。海之鹽蜃，祈望守之。」此乃貴族封地之私產。孟子所稱「文王之政，澤梁無禁」，晏嬰謂「山林陂澤，不專其利」，則皆一種理論也。

農民漸漸游離耕地，侵入禁地，尋求新生業，貴族不能禁阻。

其先目之為盜賊，如鄭子大叔「興徒兵以攻萑苻之盜」是也。昭二十年。攻之不能止，乃不得已而加以一種徵收。故「征商」之征，即「征誅」之征，古人目工商業為姦利者由此。秦漢政府「大司農」與「少府」分職，大司農掌田租，為國家公入，少府掌山澤之稅，為王室私入，亦由此種禁地觀念演變而來。

新生業之分化，與民間工業之進步，亦為自由商業促進之一因。

如捕魚、煮鹽、燒炭、采鐵、鑄錢、伐木，種種新生產事業，皆由農民侵入禁地而始有。

第六是貨幣之使用。

因商業發展而貨幣之使用遂興，亦為戰國一新形態。

左傳所所記列國君臣相饋贈、賄遺、贖罪、納懼，大抵為車馬錦璧鐘鼎寶玩，乃至女妾樂師而止，絕無以黃金貨幣相投報者；有之，皆自戰國始。六國表秦惠文王二年「始行錢」，距春秋末已一百五十五年。蓋其時東方諸國已先有錢貨，齊、燕刀幣，三晉布幣，楚鬼臉錢，近代出土極多。而秦踵行之也。

總之春秋以至戰國，為中國史上一個變動最激劇的時期。政治方面，是由許多宗法封建的小國家，變成幾個中央政權統一的新軍國。社會方面，則自貴族御用工商及貴族私有的井田制下，變成後代農、工、商、兵的自由業。而更重要的，則為民間自由學術之興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