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篇 春秋戰國之部（2 / 2）
僖二十七年，晉人作三行以禦狄。此在勝城濮後，以狄皆步卒，便於山險，故晉亦編練步軍也。三十三年，狄伐晉，晉侯惠公。獲白狄子。此在文公死之翌年，晉雖幸勝，而元帥先軫死之。宣十一年，卻成子求成於眾狄，眾狄疾赤狄之役，遂服於晉。據此狄人雖各分部落，而亦戴共主，別成系統，故得興諸夏抗衡。此下狄勢遂衰。十五、六年，晉景公滅赤狄。潞氏、甲氏、及留籲。成三年，伐廧咎如。自是上黨為晉有。襄四年，晉悼公和諸戎。魏絳謂：「戎狄薦居，貴貨易土。」可見其時狄尚是遊牧，而其勢猶強，故絳曰：「戎狄事晉，四鄰震動。」是後有肥、鮮虞、鼓、中山，皆為晉所逐滅。昭十二年晉伐鮮虞，人昔陽。滅肥。又十五年，伐鮮虞，圍鼓。二十二年，滅鼓。杜注：「樂平沾縣東有昔陽城。昔陽，鼓都。」「钜鹿下曲陽縣西有肥累城，今正定東。」此諸狄包赤狄之北，舊說謂是白狄，因前赤狄已滅，而推測言之。惟狄是否只分赤、白、殊無據。在太行山東麓平地，且亦儼然趨於城郭耕稼化矣。晉既廓土於羣狄，其勢力日漸東伸，遂與齊接壤，而以前邢、衛故土淪沒於戎者，至是乃重歸諸夏之統治。
大體西自河、渭之間，東達太行山兩麓，黃河北岸，皆為頑強之羣狄所出沒，其勢力又時時越大河而南。諸夏得齊桓、晉文之霸政而稍稍抑其兇焰，實為春秋時華、戎交鬪一極劇烈之戰陣。
晉人所以能勝此廓淸羣狄之重任者，一則因久為諸夏盟主自文公至平公，凡八世。多得貢賦，國力充盈。
參加聯盟諸國，在內可保持政府之安寧，亂臣賊子有所顧忌，不敢輕行篡弑。在外可保國際之平衡，相互間不得輕啟釁端，有事付之仲裁，以和平為職志。是為聯盟國應得之權利。其義務則如國際間之服役，一國有寇患，各國在霸主領導下會師戍守，或助城築，及共同作戰。每逢盟主出師，例得向同盟國乞師。平時則需對盟主納相當之貢幣。諸侯官受方物，諸侯官司各於齊受其方所當貢天子之物，齊桓責楚：「爾貢包茅不入」，即責其貢周天子以方物也。始見於僖七年齊桓寧母之盟。「黃人不歸楚貢，楚伐之。」僖十一年。其後諸夏亦以貢幣輸盟主。晉文、襄之伯，令諸侯：「三歲而聘，五歲而朝，有事而會，不協而盟。」昭三年鄭子太叔語。其後朝、聘彌數，故乃「歲一聘，間歲一朝，再朝一會，再會一盟。」昭十三晉叔向語。朝、聘既數，而幣亦日重。晉范宣子為政，子產寓書告以幣重。襄八年。平丘之會，子產爭貢賦多寡，自日中至於昏。昭十三年。魯之於晉，「職貢不乏，玩好時至，府無虛月。」襄二十九年女叔侯語。子產謂：「用幣必百輛，百輛必千人。」昭十年。此其大概也。
一則晉自獻公以來，卽不畜羣公子。獻公聽士薦說，盡誅羣公子。在惠王八年。故晉大夫多用異姓，得因材器使，較之魯、衛、齊、宋諸邦多用宗臣者為優。
晉文公以下，諸卿位次屢有更易，故其臣各務於以事功顯。惟自厲公見弑以後，大夫漸強，史記趙世家。平公後益甚。韓、趙、魏、範、中行、知氏稱「六卿」，皆非公室也。
一面北方的狄患逐次解除，一面南方的楚人亦逐漸覺悟，亦可說是逐漸同化。改變其以前極端的武力兼并主義，即「我蠻夷也」的主義。而漸次要求加入諸夏之集團。
楚莊王滅陳縣之，以申叔時諫，乃複陳。既克鄭，亦退而與之平。既敗晉於邲，其圍宋，宋人告以「易子而食，析骸而爨」之實況，亦退師與盟而反。其時楚人意態已與前不同。
宋向戌提倡弭兵，晉、楚交權，城郭諸邦的和平聯盟益形擴大。
此可謂諸夏結合之第三期，於東、中、北三部以外，又加入中南部，即南方之中部，江、漢流域之楚國也。自有此弭兵之會，在襄二十七年。而諸夏得一相當時期之和平。宋自襄十二年楚公子貞侵宋。至定十五年，鄭罕達伐宋。凡六十五年。魯自襄二十五年齊崔杼伐北鄙。至定七年，齊國夏伐西鄙。凡四十五年。衛自襄二十三年齊侯伐衛。至定七年，齊侵衛。凡四十七年。曹自襄十七年衡石買伐曹至定十二年，衛公孟彄伐曹。凡五十九年。鄭自襄二十六年楚子、蔡侯、衛侯伐鄭。、至定六年，魯定公侵鄭。凡四十三年。均不被兵。
總觀當時霸政，有二大要義：
一則為諸夏耕稼民族之城市聯盟，以抵抗北方遊牧部落之侵略，因此得保持城市文化，使不致淪亡於遊牧之蠻族。
二則諸夏和平結合以抵抗南方楚國西方秦國。帝國主義者之武力兼并，因此得保持封建文化，使不致卽進為郡縣的國家。
其大勢為文化先進諸國逐次結合，而為文化後進諸國逐次征服。如晉代齊，楚代晉，吳、越代楚，最後統一於秦。
同時文化後進諸國，雖逐次征服先進諸國，而亦逐次為先進諸國所同化。此為第二種衝突之消解。
其文化落伍諸部族，則逐次消滅，或逐次驅斥。此為第一種衝突之消解。
在此進展中，諸夏結合之團體亦遂逐次擴大，為中國逐次形成中央大一統郡縣國家之醞釀，而上古史亦逐次宣告結束。第一、第二、第三期結合已於前言之，第四期則加入吳、越。吳、越本東南方小蠻夷，武力既勝，轉慕文事，亦爭為諸夏盟主，於東、中、南、北諸部外又加入東南部，即長江下流是也。自戰國秦孝公後，秦人又漸次加入諸夏團體，為第五期；又加入西中部，即河、渭流域是也。
霸政衰微，變而為大夫執政。大夫執政，一方面可說為封建制度繼續推演所產出，一方面亦可說是封建制度卻因此崩倒。
封建初期的國家，其先只限於一個城圈。
此即所謂「國」。國有三訓：周禮：「惟王建國」，「以佐王治邦國」，「大曰邦，小曰國」，是也。齊語：「參其國而伍其鄙」，國指郊以內，鄙指郊以外，是也。又周禮小司徒：「稽國中及四郊、都鄙之夫家」，質人：「國中一旬，郊二旬，野三旬」，城中曰國，是也。此三義可會為一義，即一國只限於一城是也。魯頌悶官：「錫之山川，上田附庸。」左定四年，衛祝佗謂：「分之土田陪敦。」召伯虎敦：「余考止公，僕塘土田。」附庸、陪敦、僕墉，乃一事。然則西周初封，惟周、召大國始許有附墉，即一國可以不止一城圈。
因此當時的中國，其實大體只限於今豫、魯、晉、燕、陝、鄂、皖、吳諸省，而猶非其全部。可以有近二百國。春秋大事表并古國計，凡二百有九。
其時列國人口極少，閔公二年：「衛為狄滅、遺民七百有三十人，益之以共、滕之民為五千人，諸侯為立戴公以廬於曹。」僖十八年：「梁伯益其國而不能實，秦取之。」梁君以擴城而無民以實之，梁民以譌言而遞潰，梁竟以亡，則梁之戶口可知。曠地極多，封疆郊關之外皆成棄地，此即戎，狄所由出沒，華，夷所由雜處也。左襄四年，魏絳稱虞人之箴曰：「茫茫禹迹，盡為九州，經啟九道，民有寢廟，獸有茂草，各有攸處，德用不擾。」此蓋於茂草之中，經啟九道以通往來，故周語單襄公謂周制「列樹以表道」，道路非列樹表明，卽茫茫不可辨。「司空不視塗」，卽道茀不可行，「膳宰不致餼，司里不授館」。即行李有困乏之患。故各國亦常見遷徙。
如衛、晉、楚、自丹陽遷郢、（江陵）遷鄢、（宜城）蔡、許、自許遷葉，遷夷，遷白羽，（內鄉）遷容城。（葉縣）鄭、齊、吳、自梅裡（無錫）遷姑蘇。（吳縣）秦（見後。）諸國，不勝舉。亦有以外力強遷者，如齊師遷紀郱、鄑、郚；莊元。宋人遷宿；莊十。齊人遷陽；閔二。晉遷陸渾之戎於伊川僖二十二年。之類。
以後人口漸繁殖，國家規模日擴大，不僅對舊的有吞并，對新的亦有城築。
春秋二百四十二年，魯凡城二十四邑，惟郿一邑書「築」，其二十三邑曰「城」。見舊唐書禮義志。「築」者增舊，「城」者新立。春秋書「築」八，書「城」二十三，而定、哀之間凡八城邑，則國家規模之擴大，彌後而爾烈也。
於是列國遂各自分封其大夫。
春秋初，大夫尚無世爵，其後漸有賜氏。
隱、桓時大夫賜氏者尚少，國君之子為大夫者稱「公子」，公子之子為大夫者稱「公孫」，其次（公曾孫以下）只稱名，如魯在隱、桓之間有無駭、柔挾是也。無駭卒，羽父為之請族，公命以字為展氏。公子展之孫。眾仲曰：「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如舜居媯汭，姓媯氏。胙之土而命之氏。」古孝經緯：「古之所謂氏，即國也。」禹貢「錫土姓」，土即氏，「諸侯以字為諡，因以為族。官有世功，則有官族。邑亦如之。」可見世卿、采邑和氏族，乃相聯並起之事。大夫有氏，即有世襲封邑如小國矣。於是魯有仲孫、叔孫、季孫、臧孫，齊有高氏、國氏、崔氏、陳氏，衛有孫氏、寧氏，晉有卻氏、樂氏、韓氏、趙氏、魏氏，鄭有罕氏、駟氏、遊氏，皆世卿也。
漸稱「子」。
僖公以前，大夫並以伯、仲、叔、季為稱，三桓如共仲、僖叔、成季。雖貴不稱「子」。僖、文以後，晉、齊、魯、衛之執政皆稱「子」。鄭間稱之，餘則否。魯惟三家稱「子」，餘亦否。稱「子」則即為封君矣。其後學者稱「子」，如孔子是也。又後學者之門人稱「子」，如有子、曾子、樂正子是也。於是原先的侯國，儼然如一新中央，而大夫采邑則儼然成一小侯國，所以說是西周封建的繼續推進。
又因當時聯盟各國，會聘頻仍，諸侯畏勞，常使卿大夫代行。
會有三例：一曰「特會」，兩君相見也。初諸侯特會，多在隱、桓以前。次大夫特會諸侯，多在文、宣以後。又次大夫特會大夫。二曰「參會」，三以上為參。三曰「主會」，伯者主之。初諸侯主會，始自齊桓北杏之會。次大夫主諸侯之會，自鍾離之會始。先有大夫特會，乃有大夫主會。又次則大夫主大夫之會，而諸侯高拱不預矣。
卿大夫既有外交，往往互相援結，漸漸形成大權旁落之勢，於是大夫篡位，造成此後戰國之新局面。
魯大夫逐始於昭公。宣公時，季氏始專政。定公時，則家臣有囚大夫者。晉卿專政始襄公。襄元在魯僖三十三年。鄭卿自僖公之立，始見於傳。僖元在魯襄三年。
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一方面是一個極混亂緊張的時期；但別一方面，則古代的貴族文化，實到春秋而發展到它的最高點。春秋時代常為後世所想慕與敬重。
大體言之，當時的貴族，對古代相傳的宗教均已抱有一種開明而合理的見解。左傳所記天道、鬼神、災祥、卜筮、夢等事蹟雖多，然當時一般見解，實已不見為十分迷信。所謂「天道遠，人道邇」、「鬼神不享非禮」等諸觀念，已普遍流行。
因此他們對於人生，亦有一個淸晰而穩健的看法。
當時的國際間，雖則不斷以兵戎相見，而大體上一般趨勢，則均重和平，守信義。因此能造成國際間的和平團體，繼續曆有二百年之久，而當時的國際公法，亦極為高明可貴。
外交上的文雅風流，更足表顯出當時一般貴族文化上之修養與瞭解。當時往往有賦一首詩，寫一封信，而解決了政治上之絕大糾紛問題者。左傳所載列國交涉辭令之妙，更為後世豔稱。
卽在戰爭中，猶能不失他們重人道、講禮貌、守信讓之素養，而有時則成為一種當時獨有的幽默。一披讀當時諸大戰役之記載，隨處可見。道義禮信，在當時的地位。顯見超出於富強攻取之上。此乃春秋史與戰國史絕然不同處。
左傳對於當時各國的國內政治，雖記載較少，此指涉及一般平民社會者而言。而各國貴族階級之私生活之記載，則流傳甚富。一部左傳，盡於列國君卿大夫私生活之記載，以及其相互間之交涉。（卽是內政與外交。）故可稱當時十足是一貴族社會也。
他們識解之淵博，對於古代歷史文化的遺傳之認識與闡發。人格之完備，對於實際政治、人事問題之應付與理想。嘉言懿行，可資後代敬慕者，到處可見。亦複普遍於各國，幾乎稍有名的幾國，均有他們極可敬慕的人物。
春秋時代，實可說是中國古代貴族文化已發展到一種極優美、極高尚、極細膩雅致的時代。
貴族階級之必須崩潰，平民階級之必須崛興，實乃此種文化醞釀之下應有之後果。
此下戰國興起，浮現在上層政治的，只是些殺伐戰爭，詭譎欺騙，粗糙暴戾，代表墮落的貴族；而下層民間社會所新興的學術思想，所謂中國學術之黃金時代者，其大體還是沿襲春秋時代貴族階級之一分舊生計。精神命脈，一氣相通。因此戰國新興的一派平民學，並不是由他們起來而推翻了古代的貴族學，他們其實只是古代貴族學之異樣翻新與遷地為良。
此是中國文化一脈相承之淵深博大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