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战争前夜（2 / 2）

王忠嗣离职后，哥舒翰继任节度使。虽然他曾经力保王忠嗣不死，但在战略上，哥舒翰却放弃了王忠嗣的保守政策，开始积极备战。他首先在青海湖中的龙驹岛修建了应龙城，让吐蕃人不敢靠近青海湖。之后，他把目标对准了皇帝朝思暮想的石堡城。

天宝八载（公元749年），哥舒翰率领陇右、河西两节度使的军队，以及突厥人阿布思的兵马，再加上皇帝给他增派的河东、朔方兵马，一共六万三千人，进攻吐蕃的石堡城。而吐蕃在石堡城中的兵力只有数百人而已，他们囤积了大量的粮食和滚木、石头等战备物资。唐军一来进攻，吐蕃人就利用地理优势进行防守。唐军伤亡数万人也没有攻克。数日之后，哥舒翰要将他的将军高秀岩和张守瑜斩首，两将请求再给他们三天时间，率兵拼死进攻。最终唐军以数万人死伤的代价，攻克石堡城并俘虏了吐蕃四百人。

这场大战虽然所获不多，但皇帝依然非常满意，哥舒翰因此得到了不少赏赐，包括拜官特进、鸿胪员外卿，同时赐给布帛千匹、庄宅各一所，加摄御史大夫。哥舒翰俨然成了皇帝除了安禄山之外最欣赏的战将。宰相杨国忠也认准了哥舒翰，将他拉入自己的麾下。到了天宝十二载（公元753年），哥舒翰被封为凉国公，食实封三百户，加河西节度使，后来又封为西平郡王。第二年又加封太子太保，再加三百户，兼御史大夫。

这样的赏赐与哥舒翰的实力并不相符。事实上，就在石堡城大捷的当年冬天，哥舒翰新建立的龙驹岛应龙城就出了问题。他曾经派两千人驻扎在岛上，依靠四面环水的地形，吐蕃无法攻克。不想到了冬天，青海湖封冻，吐蕃人乘机自冰面进攻，将驻守的两千人全部杀光。这也表明皇帝的进攻性策略是消耗巨大的。

可是，皇帝的欣赏，以及他本人的英勇表现，让他在民间享有很高的威望，以至于有人写了诗歌来歌颂他。

哥舒翰之所以受到如此的重视，还有另外一层原因，那就是新任宰相杨国忠对安禄山的防范。王忠嗣倒台后，中央政府也需要一个人能够与安禄山抗衡。恰好哥舒翰与安禄山又有矛盾，作为外族将领，两人存在着直接的竞争。不管是皇帝还是宰相，都需要将哥舒翰作为榜样，以牵制安禄山。

哥舒翰的根据地在陇右和河西地区。而在更加遥远的新疆地区（安西和北庭），还崛起了另外两位名将。

在盖嘉运丢失了石堡城之后，接替他的是一位叫作夫蒙灵察的将领。正是在夫蒙灵察的手下，出现了高仙芝和封常清。

高仙芝本是高句丽人，与父亲长期在西域为将，曾经在节度使田仁琬、盖嘉运手下任职，都没有受到重用。夫蒙灵察提拔了他，直至使他担任安西副都护、四镇都知兵马使。

与哥舒翰取石堡城相同，高仙芝的功劳同样源于一个遥远的所在。在本书的《楔子》中，已经叙述了高仙芝对小勃律的袭击，这次袭击可以作为难度最大的奇袭而载入史册。但不幸的是，小勃律对唐王朝的统治几乎没有影响，使得这场军事冒险虽然伟大，却没有产生实际效果。甚至可以说，这次奇袭反而助长了唐朝的自大，这才有了几年后的怛罗斯战败。怛罗斯之战的发起人依然是高仙芝，虽然战败，却并没有影响到高仙芝的地位，使得他能够在安史之乱初年继续发挥作用。

高仙芝凭借对小勃律的袭击取代了夫蒙灵察，而他的手下，就有后来领导唐军抗击安禄山的封常清。封常清长期作为副手跟随高仙芝南征北战，其中就包括了征伐小勃律的战役。随着高仙芝被调往河西节度，天宝十三载（公元754年），封常清升为安西和北庭节度使。在这个位置上，他有机会参与到安史之乱初期的战局之中。

在唐代天宝末年，不管是安禄山为代表的东北军事集团，还是哥舒翰、高仙芝、封常清为代表的西北军事集团，甚至南方的其他边区，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更加好战。在对外上，他们更加频繁地打仗，高仙芝在最西面的边境与吐蕃（及其盟友）和大食作战，哥舒翰在青海地区同样与吐蕃作战，而安禄山则在东北地区与奚和契丹发生冲突。这些边将大都是胡族或者出身低微，只有通过战功才能彰显自己的价值。

由于缺乏了贤相集团的约束，皇帝也变得更加好战，他的情绪又得到了聚敛集团宰相们的顺从甚至鼓动。在云南地区，宰相杨国忠（作为蜀地的节度使）更是亲自策划了针对南诏的灾难性战争。在这种情况下，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唐代的军费从最初的二百万贯膨胀到一千二百六十万贯了。

这种膨胀扩大了节度使的权限，使得他们有足够的资源发动对外战争和对内叛乱，而在叛乱发生后，又让中央政府缺乏足够的资金去镇压叛乱。

天宝八载（公元749年），在家乡熬了大半辈子的高适突然间获得了机会。这一年，皇帝设立了有道科的制科。宋州刺史张九皋一直感觉高适是个人才，这次终于找机会将他推荐了上去。制科的好处是，一旦通过了考试，就可以立刻获得任命，而不用像进士科那样有个等待时间，于是，做了四十六年平民的高适突然得到了封丘尉的职位。

封丘位于现在河南省的东北部，距今河北地区不远，这里在唐代时已经接近北方的边境辖区。作为县令的下属，县尉只是一个杂事众多的芝麻绿豆官，活在蝇营狗苟之中，这与高适粗放的性格并不符合。

唐朝有征兵的活动，作为封丘尉的高适就接手了向北方边境送兵的职责。天宝九载（公元750年），高适接受县令的委托，前往清夷军（驻地在现北京以北的河北怀来）送兵，这里已经是燕山以北，属于安禄山的地盘了。高适在送兵来回的路上，见证了北方的荒凉与凄苦，此时，他满腹的雄心壮志变成了一种无奈。回到封丘后，他感慨自己不适合做地方的小官吏。又在封丘待了不久，他选择了辞职，前往长安寻找机会。此时他已经四十九岁了。

随着边境地区节度使的设置，唐代文人的当官之路突然拓宽了一些。以前，人们只能等待中央政府的任命，而现在，在边境地区，节度使可以招募一些急需的人才，并授予职务。这一部分节度使任命的官员虽然不经过中央政府的批准，但他们的履历是可以得到中央政府承认的。在未来，只要机会合适，节度幕府官还可以转成中央官。这条当官之路的拓宽，使得唐代的文人们突然多了不少的选择。在天宝年间，这条路刚刚打通；到安史之乱时，以及之后的中晚唐时代，则成为坦途大道，有时节度幕府官与中央官的待遇无异，甚至还更好。

高适到达长安之前，另一位边塞诗人岑参刚刚选择了这样的一条路。他在天宝三载（公元744年）进士及第，担任了录事参军的职务，但在天宝八载（公元749年），他却选择前往安西节度使高仙芝的幕府担任判官，走上了一条在幕府中担任文官的路子。岑参担任安西节度判官时显得如鱼得水，也让同样有志于四方的其他人看到了机会。

高适到长安之时，岑参已经从安西节度判官的职位上离职了，原因是节度使高仙芝刚刚在怛罗斯吃了败仗。但岑参带来的消息却让高适看到了机会，高适认为这样的一条路也更适合自己的性格，可以避开无数小官职位的磨炼，直接担任他喜欢的军队职务。

恰好这时，河西节度使哥舒翰正在组建自己的班子，需要人才的辅佐，就把他招入旗下。高适由此担任了哥舒翰的掌书记。哥舒翰的幕府设在金城（今甘肃兰州一带），高适先来到金城，又陪伴哥舒翰返回长安。由于与哥舒翰相得甚欢，高适终于找到了相对理想的职位。

回到长安后，他和朋友们一同登上了大慈恩寺的大雁塔登高望远。与他一同登塔的除了岑参之外，还有在长安的杜甫，以及另两位文人薛据和储光羲。

杜甫在长安也终于有了起步。在前一年的天宝十载（公元751年）正月，皇帝举行了三场大的祭祀活动，分别朝献太清宫，朝享太庙，并在南郊合祭天地。这一次杜甫抓住了机会，接连写了三篇赋，称为三大礼赋，歌颂皇帝的祭祀活动。

需要说明的是，此时的杜甫诗风已趋成熟。如果说他年轻时诗作还显得刻板，循规蹈矩，有时带着奉承的痕迹的话，在长安这么多年的打拼已经让他见惯了世态炎凉，笔锋也带上了苍凉之色。但为了做官，他必须强打起精神，写出最俗套的文字来赞美皇帝。不管在哪个朝代，最好的文字不会出自公文，而皇帝欣赏的，也必然是最俗不可耐的文字。

不出所料，这三大赋果然获得了皇帝的称赞，他决定给杜甫一个机会。于是，杜甫在屡屡考试不中之后，利用溜须拍马的功力，获得了机会。但是这个机会并不意味着立刻授官，而是首先策试文章，文章合格之后，再报备有司，列入资格，至于何时当官，还需要等名额。

天宝十一载（公元752年），杜甫已经通过了考试，但还在等待。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杜甫才显得更加活跃，出现在大慈恩寺朋友的诗酒活动上。他得到官职是天宝十四载（公元755年）时，最初授的是河西尉，他不想去，推掉了，于是又给了他一个右卫率府胄曹参军的职位，他才接受了。但当他接受官职时，已经是安史之乱云起之时，不管当什么官，都无法生活在和平之中了。

高适接受了哥舒翰提供的职位后，往返于河西与京城之间。天宝十二载（公元753年）四月，他恰好在长安，见到了出征南诏回来的李宓。史书中对李宓再出征时是战死还是战败而归有多种记载，但高适的诗表明李宓虽然战败，他本人还是回到了长安。

到了天宝十三载（公元754年），岑参也再次选择了节度使的幕府，这次他进入了北庭节度使封常清的幕中担任判官。封常清曾经是高仙芝的手下，岑参在高仙芝处任职时，想必与封常清是相识的。

到了安史之乱发生时，封常清被召回长安领导军队，岑参也就结束了与封常清晏游的生活，继续留在玉门关担任了北庭度支副使，按察边关的储备。封常清战败后，皇帝又命哥舒翰带兵，于是高适回到长安，担任了左拾遗，转监察御史，辅佐哥舒翰守潼关。两位诗人就这样介入了唐代的军事行动。

在安史之乱到来之前，还有一位奇人突然间进入了唐代的官僚系统。这位奇人并没有参加任何考试，他只是布衣出身。这样的人如果不是遇到大机会，很可能只是乡间的一个老头子。但是就在安史之乱发生之前不久，他的机会以一种奇怪的方式到来了。这个人就是张镐。

张镐，博州（位于现山东省聊城）人，文人出身，喜欢谈论军事和战略，却并不像当时人们通常做的那样参加科考。他曾经拜历史学家吴兢（《贞观政要》的作者）为师，得到了吴兢的称赞。后来他来到长安生活。他给人的印象是喜欢喝酒，只要有酒的场合，又有人邀请，他都会参加。也正是在长安的经历，让他认识了不少文人名流，但像他这样的人在国都并不少见，大部分的仕子一旦落榜，都有流落长安的经历。

但张镐幸运之处是，到了天宝末年，宰相杨国忠刚刚上位不久，需要培养自己的嫡系，为此，他号称要搜罗天下的豪杰，于是把张镐报了上去。张镐就这样稀里糊涂获得了左拾遗的官职。这里可以做一个比较，杜甫也曾经在长安混迹多年，却只得到个补缺的机会，必须等待许久才得到实职。而张镐不在乎当官，却得到了权相的青睐，轻而易举跨越了数级。更让人瞠目结舌的是，这位布衣人士当上左拾遗只是第一步，他从布衣跳到宰相，只用了不到三年。

当安史之乱到来时，玄宗时期的文人们已经四散。李白游广陵，入秦淮，上金陵，最后留在了宣城。王维依然继续着他的半隐居半当官的生涯，他担任过吏部郎中、文部郎中、给事中，世事纷纭，对他的干扰并不大，不管什么权臣，都懒得去惹这位已经成名的才子。岑参留在了北方，高适回到了长安。但没有迹象表明，他们意识到即将爆发巨大叛乱。

唯一能够感觉到盛世已经成为过去的，反而是表现得最没有自我的杜甫。他通过给皇帝歌功颂德获得了一个小官——右卫率府胄曹参军。得到官职之后，他的第一反应是回家省亲。他的父亲曾经担任奉先县令，因此杜甫的妻子、孩子也都留在了奉先，正陷于困顿之中，连生活来源都没有。杜甫立刻赶往奉先，一是为了报喜，二是为了接济家人。也就是在这时，他写出了人生第一首万古传唱的杰作。

杜甫的诗歌一直比较循规蹈矩，又显得有些干涩，这主要是由于他对于功名更加看重，缺乏李白式的洒脱。然而随着命运的变化，他的诗歌逐渐从给别人写，变成了给自己写，写自己的命运和观察。从这个时候开始，他的诗歌文风一变，成了命运的代名词。

在他赶往奉先时，恰逢安史之乱爆发的同一个月，只是消息还没有传来。

为了赶去见家人，杜甫在十月寒天半夜离开京城。他的指头冻得生疼，浑身沾满冰霜。天蒙蒙亮时，他来到了骊山脚下。在他之前，皇帝已经带着群臣来到了骊山，享受着温泉的云雾蒸腾。御林军层层保卫着皇帝的安全，皇家乐队演奏的乐曲在远处都能听到。跟随着皇帝的达官贵人有着参加不完的宴会，皇帝的赏赐也多如牛毛，可以想象皇家宴会的金珠玉盘、香橙金橘。

但是，“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在几十年的盛世之后，这个社会的分化已经无法掩盖，那脆弱的咔咔声已经响起，随时可能崩塌。

杜甫沿着河行走，又渡过了危桥，终于来到了奉先县。他多么渴望见到自己的家人。但在进门的那一刻，他听到了屋内的哭声。原来他的小儿子因为缺吃少穿营养不良，刚刚死去。他本来获得了一官半职，可以改善家人的生活，但是他的小儿子却没有等到……

只是，他还不知道，即便有了这个小小的职务，他的生活依然无法改变，因为在数千里之外，那场巨大的叛乱已经发端。

天宝十四载（公元755年），节度使安禄山走到了命运的岔路口，他只有两条路可以选择：像张守珪和王忠嗣等前辈一样，等待着被皇帝除掉，或是铤而走险，除掉皇帝换上自己。对于这个胡人将领来说，已经没有其他更加安全、和平的路可以走了。

安禄山虽然是历史上有名的叛臣，但他的前半生却道尽了唐代胡人生活的艰辛。他的母亲是一位突厥的巫婆，可能就连他的母亲也不知道他的生父是谁。在生下安禄山之后，母亲才嫁给了一位叫作安延偃的胡人。安延偃的弟弟是一位胡人将军，名叫安波注，安波注有两个儿子分别叫作安思顺和安元贞，因此，安禄山和安思顺又成了后天的堂兄弟。

开元初，安延偃家族衰落，安禄山和安思顺兄弟跟随另一个胡人将领安道买的儿子安孝节、安贞节，来到唐代的岚州别驾处，得到收留。在这里，安禄山遇到了他的贵人，后来的节度使张守珪。

张守珪先是救了他一命，之后，在张守珪手下，一方面，安禄山受到重用，被提拔为员外左骑卫将军，充衙前讨击使；另一方面，张守珪又会随时甩锅给他，在安禄山充任平卢将军时，因为战斗失利，就差点被杀死。这也说明胡人在军中的处境是多么凶险。他们在节度使的庇护下才能获得一定的职位，还随时可能遭杀身之祸。

最能说明安禄山命运的，是他和玄宗时期最后一位贤相张九龄之间的纠葛。张九龄任职时期，已经到了李林甫时代早期，李林甫为了抑制贤相们的势力，将节度使和中央官吏之间的旋转门隔断了。之前的退职宰相可以去边关担任节度使，也可以从节度使调任宰相，但李林甫为了避免有人和他抗衡，将这个传统废弃了。胡人将领纷纷得到提拔，作为李林甫的势力对抗贤相。作为最后一位贤相，张九龄不是不知道李林甫的意图，因此他的策略就是坚决反对对胡人将军的任命，并利用一切机会打击胡人势力。

这本来是路线之争，李林甫的做法虽然带来了大祸，但张九龄的反对意见也并非全有道理，只是大家各自站在自己的立场上，利用唐代缺乏对官员的人身保护机制这个缺陷，使出杀招来进行博弈。但在唐人的记载中，却将张九龄神话了，因为他反对李林甫任命的胡人将军就是安禄山。

根据史书记载，张九龄似乎有未卜先知的能力，在第一次见到安禄山时，就认定安禄山是乱臣贼子。到了开元二十四年（公元736年），在张守珪因为安禄山战败而要惩罚他时，又是张九龄坚决主张杀死安禄山，但皇帝没忍心下手。

这两件事让张九龄一直被人怀念，甚至有记载，就连皇帝在发生叛乱后，也怀念起张九龄来，后悔不已。

到此时，安禄山已经有过两次性命攸关的时刻，却都扛了过来。更幸运的是，恰逢李林甫重用胡人的政策出台，加上他本人善于察言观色，于是，到了开元二十八年（公元740年），他已经担任了平卢军兵马使。

第二年，御史中丞张利贞作为河北采访使到平卢考察时，安禄山获得了他的欢心。这次安禄山被加封为营州都督，充平卢军节度使，支度、营田、水利、陆运，押两蕃、渤海、黑水等四府经略使，顺化州刺史。除了这一串的官职之外，最重要的是，安禄山获得了皇帝的赏识。

天宝元年（公元742年），皇帝把平卢军从幽州划了出来，单独设立了一个节度使辖区，任命安禄山为节度使，安禄山就名正言顺地成了帝国的军事高官。

第二年，安禄山入朝觐见，获得了玄宗的重视，加封骠骑大将军。下一年，安禄山兼任了范阳节度使、河北采访使，成为帝国东北地区两大辖区的节度使，权位更重了。他离开长安时，皇帝命令宰相以下高官都必须亲自相送。

但这还不是安禄山受宠的高峰。从天宝六载（公元747年）开始，在玄宗皇帝和李林甫的带动下，全国开始为安禄山疯狂。这里无法把安禄山受到的一系列礼遇都记载下来，如果相信唐人的记载的话，只能简单总结为：李林甫和杨国忠两大权臣都以侍奉安禄山为荣，皇帝赐给他的财富、官职、宅第和宴会可谓皇家一般的待遇，超乎唐朝任何时期的任何大臣的。出现这样的疯狂，也预示着唐代中央官吏彻底失控，已经没有人能够提醒皇帝了。所有的大臣都只能顺着皇帝的意思，把事情做得更加过火，而皇帝在大臣的奉承下，也会做得比自己希望达到的程度更加过头。

安禄山显然也知道自己没有皇帝想象的那么好，这么多的赏赐砸过来，他的内心又是怎样的呢？

不幸的是，安禄山心中的恐惧并没有消除，就算皇帝赐给他铁券他也觉得并不保险。在唐代的官僚系统中，一个人爬得越高，他的危险也就越大，人们今天能够捧他，明天就能够棒杀他。为了证明自己无功不受禄，他必须做出足够的成绩，才能配得上这些赏赐。于是，在安禄山的掌控下，东北边境上战争频仍，甚至出现了安禄山主动诱杀熟番的情况。在这种疯狂中，边疆变得更加不稳定、不安全了。

但这依然无法为安禄山提供足够的军功来让人们闭嘴。对他最不服气的就是另一员边将哥舒翰。让哥舒翰不满意的还有安禄山的后天堂兄弟安思顺。安思顺于天宝六载（公元747年）接替另一员大将王忠嗣担任朔方节度使，不久又调任河西节度使，到了天宝十载（公元751年）又调回到朔方担任节度使，直到安史之乱起。河西和朔方接近哥舒翰的地界，在哥舒翰看来，这就是安氏兄弟准备侵犯他的利益。

天宝十一载（公元752年），随着李林甫的死亡，杨国忠继任宰相。安禄山终于意识到，自己吃肉喝酒的时光快要结束了。安禄山在长安时，杨国忠曾低三下四地搀扶他，却并不喜欢他，将他看成李林甫的人，需要除掉。哥舒翰才是杨国忠的人。

不要以为杨国忠反对的是李林甫任用胡人的政策。随着唐朝边疆将领的胡人化，谁也没有力量扭转这个政策。杨国忠想做的也只是换上一批听自己话的胡人罢了。至于安禄山，由于皇帝对他的恩宠过了头，即便他想表现出听话的姿态，杨国忠也不敢相信，因此杨国忠要对付的首要目标就是安禄山。毕竟在唐代的环境里，权位已极的人要么死亡要么造反，朝廷能做的就是在他造反之前把他解决掉。安禄山不管做什么，都无法改变这个命运。事实上，他们两人都处于唐代的一张大网中，这张网决定了没有人能够获得足够的安全感，他们的生命都受到对方的威胁，除了杀死对方，没有解决办法。

天宝十三载（公元754年），安禄山最后一次入朝。他已经预感到了自己的命运，并大胆地向皇帝进行了申诉，表示杨国忠要除掉他。皇帝也解不开这个朝代的死结，他在年轻时曾经试图以身作则，避免群臣陷入死斗，但自从他在统治后期杀死了自己的儿子，已经无力再让任何人相信了。

皇帝唯一能做的，就是给安禄山又加了官职和无数的赏赐，希望这些外在的东西能够让他放心。人们将安禄山获得的赏赐一一列出，似乎是为了证明叛乱的责任全在安禄山，但他们不知道，由于缺乏内在的制度，不管多少外物，都无法改变人们内心的恐惧。皇帝赏赐的官职只是让安禄山叛乱更加容易罢了。

安禄山离开时，皇帝亲自到望春亭送行，将自己的衣服解下来给安禄山穿上。这个动作吓坏了安禄山，以为皇帝又要找借口将他留下。由此可见，双方的误会已经无法消除了。皇帝本该在安禄山离开前杀掉他，只要让他回去，他必然不会再来。可是如果杀掉安禄山，杨国忠又实现了他的阴谋。

安禄山逃离后，皇帝想给他加上宰相的头衔，最后一次示信于他，表明无意将他拿下。但由于杨国忠的干预，安禄山并没有获得宰相之衔。皇帝的善意反而成了他失宠的信号，加速了他的反叛。

天宝十四载（公元755年），安禄山的问题已经成了死结。他即将叛乱已经成了双方的共识，唯有皇帝还不想接受这个说法。不管怎样，安禄山都不可能再来见驾，并且长安和洛阳的任何动作都可能从事实上激起他的反叛。即便是皇帝想怀柔，但如果继续给他更多的权柄，也必然导致未来更大的危险。在这种两难之中，皇帝的不接受更多只是一种鸵鸟战术罢了。

作为宰相的杨国忠反而试图继续解决安禄山这个麻烦。他的方法是将安禄山和他的将军们调往中央，授予高官，同时解除他们的兵权。但这个办法被识破了，安禄山坚决拒绝再次前往长安，因为那意味着他必然会死在那里。

与此同时，安禄山也在试探皇帝，他申请用三十二个番将取代汉将，皇帝和大臣们犹豫不决，摇摆之后，拖延了下来。

从表面上看，双方彬彬有礼，皇帝不时派人去抚慰，顺便打探情报，安禄山继续虚报着对外讨伐的功劳，让皇帝为他的武功感到欢欣。但事实上，双方都知道，这样的局面已经不可能长期维持了。唐代缺乏底线的内斗终于结出了最大的恶果，将所有人都纳入局中挣脱不开，只是看谁先动手罢了。

最后打破平衡的是宰相杨国忠，他派人逮捕了安禄山在长安的几个手下，安禄山通过在长安的儿子（也是人质）安庆宗获悉此事，认为这是要对他动手的信号。

天宝十四载（公元755年）十一月九日，安禄山在范阳举兵反叛。当时的人们还没有意识到，唐朝的玄宗盛世，也被认为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盛世，就此成了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