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用人有术(1 / 2)
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一书中写到武则天的用人之道:“虽滥以禄位收天下人心,然不称职者,寻亦黜之,或加刑诛。挟刑赏之柄以驾御天下,政由己出,明察善断,故当时英贤亦竞为之用。”
武则天当上皇后之后,为了实现政治野心,需要培植自己的一帮势力,她的手段之一是发展科举,让大量的平民百姓加入官僚队伍中来。隋唐以后,门阀制度虽已衰落,但其历史影响根深蒂固。是武则天顺应历史潮流,加大步阀破坏门阀制,让寒士大量进入政权内,淘汰了大批反对她的旧贵族。
国学大师钱穆在提到科举制时说:“此制用意在用一个客观的考试标准来不断挑选社会上的优秀分子,使之参与国家的政治。此制度的另一优点,在使应试者怀牒自举,公开竞争,可以免去汉代察举制必经地方政权的选择。在此制度下,可以促进全社会文化向上;可以培植全国人民对政治之兴味而提高其爱国心;可以团结全国各地域于一个中央之统治。”
科举制可作为一种重要象征。对一切有资格参加的人来说,特别是对低级贵族来说,它是提高他们社会和经济地位的关键。对高级贵族来说,它是保持他们地位的最重要的手段。它推动了这两个集团的官僚化和城市化,它在削弱官僚集团以前那些地方的、离心倾向的特征方面起了重要作用。
科举制是在武则天时代获得空前发展的,以至成为封建社会选官选材的主要制度。在武则天执政的五十多年中,取进士达一千多人,平均每年录取人数,要比唐太宗时增加一倍以上。过去考试贡生,考卷都要用纸把考生的名字糊起来,以防考官作弊。武则天废除糊名制,这实际上是要从宽取士。由于武则天放开手脚,广开仕途,使大量的普通地主和下层贫民,涌进了武氏王朝的官僚队伍,甚至出现了官职贬值现象。
高宗时期,制举开始制度化、规模化。公元684年八月,安葬完高宗以后,武则天于九月下令改元光宅,改换官名,同时以三科举人。垂拱四年(公元688年)平定宗室叛乱之后,当年十二月便开科举人。自垂拱四年至天授二年(公元691年),在武则天走向皇位的进程中,制科连年举行,策问的内容都是围绕着“革命维新”而展开的。载初元年(公元690年)二月,武则天还到洛阳皇城南门之内的洛城殿上亲自策试举人,这被认为是科举三级考试中殿试的开始。武则天希望能从这些人中选拔出一些为自己“革命”称帝服务的人才,所以非常重视,亲临考场,把自己正在思考的问题向举子们和盘托出。武则天亲自担任主考官的另一层考虑,是不假他人之手,既可以增加“贡士”被录用的光荣感,又可以阻止“贡士”与考选官之间派系恩怨。
武则天还推行“武举”考试,以期由此唤醒人们的尚武精神和从中选拔将帅之才。长安二年(公元702年)正月十七日,武则天在长安的禁苑举行了历史上第一次“武举”考试。
武则天死后半个世纪出生的名相陆贽在他的《翰苑集》中,有一段话对武则天用人之道给予很高评价。他说:“则天太后践祚临朝,欲收人心,尤务拔擢。弘委任之意,开汲引之门。进用不疑,求访无倦。非但人得荐士,亦许自举其才。所荐必行,所举辄试,以致当代谓知人之明,累朝赖多士之用。”唐玄宗所谓“开元盛世”中的一些名臣宰相、文人学士,都是在武则天统治时期所培养出来的。这与武则天选拔贤良、任人为能是分不开的。
武则天临朝称制之后,在破格用人的问题上采取了一系列更直接、更大胆的举措。史书记载:武则天临朝称制以后,在亲祠明堂及南郊、拜洛受图、及封嵩岳等重大的礼仪活动中,抽取许多弘文馆和国子监的学生,充当祭祀时服务的斋郎,典礼结束后,都给他们做官的资格,直接参加铨选,获得职事官。通过这样途径获得官职的人,不可胜数。
武则天在历史上受到批评最多的政治措施,除了任用酷吏搞恐怖政治之外,大概就算选官太滥了。最有名的一个事例是,武则天称帝后,迅速派出以宰相史务滋为首的十人巡抚诸道,称为十道存抚使。他们的任务除了安辑地方之外,还负有向中央举荐人才的使命。
天授二年(公元691年)冬,他们带着从各地举荐出来的人,回京复命。武则天在第二年一月接见了这批人,并将这批低级的地方官吏都提拔为中央各部门有特殊地位的官员。不问他们的品行才能,一律加以擢用。由于原有编制已满,就让他们做试官。职位高的,做试凤阁舍人、给事中;稍次一些的,试员外郎、侍御史、补阙、拾遗、校书郎等。用“试官”的名义将他们安置,具有见习、候补的意思。这是唐代设置“试官”的开始。这次破格用人有着特殊的背景,其“滥以禄位收人心”的色彩尤其明显。
此次被擢升为拾遗、补阙的有60人,擢为御史的有24人,擢为著作佐郎及大理评事等的有24人,擢为卫佐的有22人。仅从拾遗、补阙的人数就可看出其扩充官僚机构的严重程度。这是武则天临朝称制后新创设的官,左右补阙从七品上,左右拾遗从八品上,官品虽不高,位置却很重要,分属门下、中书两省。这一次新提拔的补阙、拾遗就达60人,难怪人们要编出这样的歌谣加以讽刺了:“补阙连车载,拾遗平斗量。”当时举人沈全交更续了一句:“糊心存抚使,眯目圣神皇。”表示对滥授官爵的不满。当时左肃政台御史纪先知查出了后两句是儒生沈全交写的,就把他抓来,要以诽谤朝政的罪名惩罚他,提出先在朝堂当着百官打他几百板子,然后交刑部处置。武则天说:“算了吧。只要你们选人不滥,哪怕别人胡说八道呢?”明代哲学家李贽读到《唐书》的这一记载,批十个字说:“胜高宗十倍,中宗万倍矣!”
武则天授官虽滥,但重视政务官员的任用。政务官员是理民之官,承担着国家日常的行政事务。武则天对高级政务官,尤其是宰相的任用,极为重视。宰相是最高政务官,日理万端,处于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是否得人,关系重大。武则天虽然把武承嗣、武三思等宗亲以及一些私人心腹也提拔到宰相的位置上,但时用时罢,即使任用时,也主要利用他们与自己的特殊关系来监视其他朝臣,而行政实权,一般都掌握在一些确实德才兼备的宰相手中。
对中下层官员,虽说有过滥之讥,但武则天能够依据官员们在政务活动中的实际政绩,做到“能者留,庸者去”,或通过各种手段,尤其是监察司法官员使用严刑酷法,不断地对不合格者进行淘汰。这样,就保证了在行政一线工作的官员的廉能。正是在这种不拘一格的用人制度之中,武则天巩固了自己的统治。
在政治环境允许的条件下,武则天总是尽量使臣下人尽其才,可谓用人用到了点子上。分析一下那些著名大臣的任官经历,联系当时的政治背景,武则天的每一个任命都不是随意作出的,可以看出她既谙世又知人的高明之处。不过,作为一个女主,她的用人眼光又有独特之处。到底什么样的人能入女皇的法眼呢?
许敬宗:忠心有学问。许敬宗一直是作为皇后的武则天在外朝的主要支持者。许敬宗学识渊博,他曾参与编纂唐以前历代王朝的历史、本朝高宗及太宗的实录、全国重要人物的家谱、大部头的类书《文思博要》及其他许多项目。他留下了厚厚80卷的个人文集。他是为武则天提供历史先例及行政管理经验的重要人物,另外,他本人也是很有效率的行政官员。
吉顼:魁梧有辩才。吉顼原来与来俊臣关系密切。但来俊臣准备罗告吉顼。原因是,来俊臣独揽办案的功劳。俩人的矛盾便尖锐起来了。吉顼是权变之士,当他得知来俊臣的意图之后,便采取了反告密的方法,被武则天召见,得以幸免。另一方面,他敏捷的辩才和魁梧的身材,给武则天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成了武则天的心腹之一。当然,他也因一张利口而得罪了许多人。
徐有功:耿直有原则。徐有功以用法宽恕,敢直接与武则天争辩著名。李冲谋反时,家奴与贵乡县尉颜余庆相好,后李冲战败,有人告说颜余庆知道李冲之逆谋。来俊臣也审出他们有信件往来,连魏元忠也落得该问死罪。但徐有功却说:“永昌赦令说,与李贞同恶,魁首已伏诛,支党未发者赦免之。颜余庆赦后被告,可称是支党。今以支为魁首,是以生为死。赦而复罪,不如勿赦;生而复杀,不如勿生。我认为朝廷处置不当。”武则天恼怒地问:“你以为什么才叫魁首呢?”徐有功说:“魁者,大帅;首者,元谋。”武则天说:“颜余庆还不能算魁首吗?”徐有功答:“魁首者,李贞是也,已经伏诛。余庆今天才治罪,不是支党是什么呢?”武则天怒稍平,说:“那么大家再重新议议吧。”结果还是免了颜余庆的死罪。当时,在朝堂上有数百人,都吓得连气也不敢出,只有徐有功却像没事人一样。
郭元振:胆大有见识。郭元振18岁举进士,授梓州通泉县尉。他为人好结交雄豪,尚侠义,年少时多为劫财济人之事。在朝直言敢谏,遇事敢争,杜甫赞其“直气森喷薄”“磊落见异人”。他的诗《古剑篇》当时广为流传,据说武则天览而佳之,令写数十本,遍赐学士李峤、阎朝隐等。郭元振并因此深得武则天的赏识和重用。原诗照录如下:
君不见昆吾铁冶飞炎烟,红光紫气俱赫然。良工锻炼凡几年,铸得宝剑名龙泉。龙泉颜色如霜雪,良工咨嗟叹奇绝。琉璃玉匣吐莲花,错镂金环映明月。正逢天下无风尘,幸得周防君子身。精光黯黯青蛇色,文章片片绿龟鳞。非直结交游侠子,亦曾亲近英雄人。何言中路遭弃捐,零落飘沦古狱边。虽复沉埋无所用,犹能夜夜气冲天。
郭元振曾屡次参与边事而立功,曾在凉州南境置和戎城,北境置白亭军,控制要冲,拓州境1500里,从此吐蕃不敢兵临城下。他还令甘肃刺史李汉通开置屯田,兴修水利,继承娄师德的屯田事业。后来还招来民众耕种,所积的军粮可支西北军队数十年之用。
万岁登封元年(公元696年),王孝杰、娄师德与吐蕃将领论钦陵在素罗汗山交战,这一仗唐军大败。但这年九月,吐蕃派使者来东都,请求和亲。为了探听虚实,武则天派郭元振前往吐蕃。论钦陵接见了郭元振。原来吐蕃停战是有条件的,他们要唐朝从安西四镇撤军,再将突厥十姓的一部分土地割给吐蕃。郭元振和他据理相争。回到洛阳后,郭元振向武则天如实禀告,并说,割地事关利害,不可轻易举措。如果断然拒绝吐蕃的“好意”,让他们得了理,他们可能会明目张胆地侵犯。不如先稳住他,再想办法。郭元振还让武则天相信,论钦陵在吐蕃人中日益不得人心。吐蕃百姓都希望和唐朝讲和,唯独论钦陵拥兵专权,不愿和平。朝廷可以年年往吐蕃派和亲使,论钦陵必不同意讲和,长此以往,内部对他的不满就会越来越大。于是武则天派使者前往吐蕃就和亲和交换领土进行谈判,而使者的真正目的是挑拨离间。果然,圣历二年(公元699年),吐蕃发生事变,赞普和论钦陵发生斗争,论钦陵兵败自杀。
武则天对郭元振在这次危机中表现出的胆识大加赞赏。郭元振以一个六品参军而迅速升为大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