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则天皇帝（1 / 2）

公元690年重阳，66岁的武则天举行“革命”，改国号为“周”。

武则天登上了洛阳的则天门楼，宣布废唐为周，改元，大赦。这年的年号原被称为永昌二年，后又改称载初，至此，又改为天授。武周帝国便这样建立起来，临朝称制也就随之结束了。

中国历史上掌权的女主并非武则天一人，但只有她一人做上了皇帝。这难道是其他人的才具不如她吗？非也。武则天称帝是历史为她提供了“势”，而她也能不失时机地乘时窃势，从而制群生之命，掌至高之权，成为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

东汉时临朝称制的皇后、太后有六例之多，但无一人能称帝。历史到底为武则天提供了什么“势”呢，最重要的就是中央集权的程度不同。东汉时期中央集权的程度，远不如隋唐坚强有力，体制也没有那么完备。这就决定了东汉的临朝称制是弱势的，而武则天的临朝称制是强势的。

第一，在政治上，隋唐中央对地方政府控制加强。东汉时，地方长官自辟僚属。这种地方僚属对长官的忠诚和友谊削弱了他们对中央的忠诚，甚至在事变时与中央为敌。这种体制，使州郡对中央保持着相当的独立性，政策不容易推行下去。但是，在官员们全由吏部选授的唐代，僚属对于长官不承担任何履行家臣之道的义务，中央的政策就可以畅通无阻了。说到底，武则天时代，中央已把用人权掌握在手了。

第二，隋唐中央集权的强有力，还表现在军事上。隋唐之际，中央拥有一支强大的军事力量，这便是府兵。府兵的建置，目的是加强中央集权，所谓“举关中之众，以监四方”。王夫之认为，唐置府兵，并不是一件好事。因为它有助于武则天夺取天下。由于府兵集中在关中，全国各地的军队加在一起也不足以和关中抗衡，所以武则天才能在夺取中央军权之后，转移唐祚。

第三，隋唐中央集权的强有力还表现在社会结构上。东汉时，朝廷指名缉拿的人，往往受到了各种不同地方势力的保护，产生了望门投止的现象。而在隋唐之际，这种现象是难以出现的。唐朝有发达的保甲制度，宗族更是社会结构中严密的一环。可以说，一个人犯了罪简直是北不可走胡，南不可走粤。严密的社会组织使得武则天把国家机器抓得更紧。她像是金字塔的顶尖，可以层层控制，在深宫中就能掌控整个政局。

武则天当政时期，对农业生产比较重视。

唐朝继承了北朝隋朝以来的均田制，多次制定了均田令。规定，一般民户，成年男子每丁可以占有100亩土地，作为农户占有土地的最高限额。根据这样的理想标准，政府向农户收取相同数量的赋税，实行按人头、户口征收的租庸调制。在制度规定数量内的私田是合法的，超过制度规定的最高限额而占有私田，就是占田逾制，国家有权进行检括。为了进行土地管理和赋税管理，唐朝还有着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包括登记户口的名籍和登记土地的田籍两部分，民户严禁逃亡。户籍是政府征收赋税徭役、控制社会秩序的保证。

武则天统治的时代，是唐代经济体制的转型时期。创于北魏的均田制，是一种在战乱之后土地大量被抛荒情况下实行的土地管理制度，国家对土地和人口进行严格支配和控制。随着社会的安定和生产水平的提高，地主阶级要求兼并土地、扩大生产，而大量的农户则力争逃脱国家的户籍，形成了大规模的流动人口群。

对于广大地主兼并土地，武则天政权没有惊慌失措。尽管土地兼并也会造成贫富分化，造成农民逃亡，但当时的社会是稳定的。所以，武则天没有采取行政命令去挽救这种与时代潮流不相符的经济制度，而是对地主兼并土地采取纵容态度，对广大逃户也实行宽容政策。

之所以采取这种政策，是因为随着农业生产力的发展，个体农户的独立生产和生存能力都有了很大的提高。唐代农民失去土地以后，并不像汉朝那样，失去了生活的依存，无法回到土地上，只能去做奴婢或流亡，而是可以重新以佃户的身份，以个体家庭为单位，租种地主的土地，或逃往一些尚未得到开发的山区进行垦荒。总之，他们大都能够回到土地上，重新与土地结合。所以，在汉朝的土地兼并中看到的是大量的“流民”，而在唐朝土地兼并的过程中，看到的却是大量的“逃户”。流民是浮游于土地之外的一种动荡力量，对社会稳定的冲击力很大，逃户是脱离了国家户籍控制的流动人口，他们继续在土地上劳作，有可能造成政府财政收入的减少，但不至于造成严重的社会问题。

土地集中是封建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土地集中带来的也并非只有破坏作用，伴随着土地迅速集中，在唐朝出现的是社会经济的繁荣和发展。从长远来说，土地集中有利于社会财富的积累和社会分工的扩大，有利于扩大社会再生产。占全国人口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的逃户，是经济发展的一个推动力。他们出入关防，往来山泽，为一些欠发达地区的开发作出了重要贡献。

武则天时期对逃户的政策，在前期主要还是因循前朝的做法，原则上由地方州县进行搜检，实际上却是流于形式。因为地方与中央的利益有时并不完全一致，地方上在新的经济变动中，发现了自己的利益。保留一定的逃户，正是地方经济利益所在，也是地方官取得政绩的一个重要基础。

武周后期，武则天察觉了这一问题，根据凤阁舍人李峤的建议，对逃户政策进行了调整。一方面，继续对检括出来的逃户采取宽容优待政策：更为重要的是，承认农户逃亡的现实，通过强力有效的手段，将逃户检括出来，如果逃户不愿意回到原来户口所在地，即允许在逃入地区落户，成为国家合法的编户。

根据这种政策，大量逃离乡土的农户，又有可能重新回到国家的户籍上来。这样，就把过去简单的简括、惩罚变成重新纳入政府管理范围之内。所以，武则天时代既有户口逃亡过半的现象，又出现了户口成倍增长的事实。逃户在一些欠发达地区，形成了许多新的居民点，致使武则天时代大量新置州县。

武则天称帝前后，因为统治形势的变化，选官问题、边疆问题、财政问题以及因为实行恐怖政策而导致的大量司法刑狱问题激增。高宗、武则天时期在政治体制上作出的最初反应是扩大和完善尚书机构。吏部、兵部、户部、刑部和尚书都省的官员大量增加。

过去尚书令的职掌是“总领百官”，这是一个职务独掌相权的体制。尚书省的权力是必然要被分割的。所以自隋朝以来，尚书令实际上已很少授人，而以左右仆射作为尚书省的长官。但是自贞观以后，仆射的官职也长期空缺，而六部尚书入相参政的又日渐增加，这是以下属分割了上级的权力。渐渐地，尚书都省实际上已经不可能对不断增加的六部事务总汇裁决。到了武则天时期，进一步分尚书省的权力。为了应付行政事务的剧增，增加了尚书省的主要官员。在武则天称帝之前的永昌元年（公元689年）十月五日，尚书都省设置左右司员外部。一方面的目的是为了加强都省的勾检职权；另一方面，一个部门的权力就这么多，主要官员增加了分到每个人手里的权力就少了。尚书都省作为总管六部的行政中枢的地位就逐渐丧失了。

强权的统治者大都把权力看得死死的，事事躬亲，对官员们不放心任使。不过，人的精力毕竟有限，包揽的结果可能反而管不好。

天授二年（公元691年），狄仁杰第一次拜相。他发现有个叫王循之的大学士要请假回家，居然得上表求得女皇帝亲自批准。狄仁杰当即借此劝谏武则天：“臣听说皇帝只有生杀大权不借手于人，其余的事情都交由有关部门去处理。故左、右相的官，对流放以下的事就不管了，因为其地位太高。左右丞的官，就不管徒刑以下的事。那个学生请假，只有丞、主簿等小官才去管，如果天子为这么件小事去发命令，则天下的事怎么管得了呢？”这实际上是借以劝武则天只管作为一个皇帝分内要做的事，不要事事插手，越俎代庖，让各职司官员按职权各司其职。武则天赞扬了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