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节 天后专权（2 / 2）

皇帝被孤立了，被架空了，产生了逊位于武后的想法。虽然最终被中书侍郎郝处俊等谏阻。但武则天绝不会因为逊位之议的消歇而止步，而且恰恰是这次事变，使她萌发了做皇帝的心思，她将为了这个目标继续奋斗！

夺取权力，有时需要大口鲸吞，有时小口蚕食更有效。一点一滴地剥蚀权利，更不引人注意，等到对手醒悟过来，已经大权在握了。高宗手中的权力，就是一点一滴地从指缝里漏到武则天手中的。

要稳固自己的权力，就要建立自己的利益集团。武则天深深地明白这一点，所以，从当上皇后后就多方扶植自己的势力。随着她的几个心腹干将的去世，为了进一步扩大自己的权力，武则天急需寻找得力的心腹干将，形成自己的势力集团。

总章二年（公元669年），武则天的战略盟友李勣去世。第二年，她的臂膀之一许敬宗也去世了，终年78岁。也许，早在几年前，武则天就感觉到自己的心腹年龄太大了，在日益增多的问题面前显然力不从心。李义府在龙朔三年（公元663年），因为太过骄横，连高宗都难以容忍了，将他革职除名，流戍边远地区。武则天的党羽有凋零的趋势。而且，这种单个的亲信，力量不容易整合，在外朝不容易形成更大的势力，需要将其集团化。

武则天时代是中国古代政治经济制度的分水岭，大量新制度出现，政府事务大量增加，需要统治者决策的政事也日益繁多。大量的章表奏疏让健康欠佳的高宗批不过来，兼涉文史的武则天也同样不可能包揽。武则天最需要的是一批辅助决策、起草诏令的智囊人物。而且，李勣和许敬宗的去世，使武则天依靠的政治力量削弱了，武则天以皇后身份参政，不便于控制外朝，她需要将党羽转向内廷私臣。于是，她将一些文学之士召入内廷，让他们以帮助皇后撰著的名义，实际上是帮助参决政务、起草诏令。这些人的官品都不高，最初也未有名号，人员也不固定。但到乾封元年（公元666年），她特许一批才学俱佳的文人从北门（玄武门）出入禁中，这些人开始称为“北门学士”，实际上就是武则天的写作班子。当时知名的北门学士有范履冰、苗神客、周思茂、胡楚宾等人。

上元年间，武则天皇后地位巩固后，就把刘祎之、元万顷等人从岭南召回，为夺权做准备。他们后来成为了著名的“北门学士”中的首脑人物。上元元年（公元674年），武则天升为“天后”四个月，她就在这批人的协助下拿出了治国的政纲《建言十二条》。

此后近20年，北门学士一直是武则天个人的重要工具。北门学士不仅帮助武则天分割皇权和相权，还是她的智囊团。皇后已经懂得了宣传的妙用，永徽政变的关键时刻，许敬宗在朝臣中散布的“田舍翁娶妇论”，就为她帮了很大的忙。当时许敬宗说：“田舍翁积得十斛麦，尚欲换却老妇归，况天子富有四海，立一皇后有何不可？关诸人何事，妄生异议？”意思是说：农村老汉攒了十斛麦子，还想换个老伴，何况一国之君，立个皇后算什么？关别人什么事。这种“家事论”成为挺武派的重要理论依据。比之永徽政变，全面夺权是一项难度更大的工作，将刘、元等召回，委以宣传重任，是当务之急。

北门学士逐渐受到重用，帮助武则天参决政务。但是，这些人毕竟资历太浅，而且属于临时性的法外授权，在一些关键问题上起不了作用。所以，武则天在重用他们的同时，还着手培养新的亲附于己的政治力量。

武则天做了皇后以后，逐渐参与朝政。对于权力，武则天有一种近于疯狂的崇拜与痴迷。她想更进一步跨到幕前来，龙飞九五，做一个真正号令天下的君王。但大臣们和整个社会从伦理纲常的角度出发，一时也难以接受一位女性帝王。武则天要反击所有可能的挑战，树立个人权威，巩固自己的地位，必须要在朝中寻找或培养一批能够死心塌地为她效命的政治党羽。但她举目四望，真能和她同心共体的人很少，她把目光放在了武氏宗亲上。因为诸武子弟从亲缘上与武则天是同姓宗亲，而且武则天革唐建周，诸武也因此自谓“武氏当有天下”，欢欣鼓舞，拥护武则天自然不遗余力。诸武便成为武则天打算任用的首要人选。武氏家族第三代的代表人物武承嗣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被从岭南召回的。武则天召回武氏家族的成员，把他们培养成自己争权夺势的坚固后盾，她的势力集团越来越强大了。

权谋家夺权不可能事事自己都冲在前面，需要有一班人马为其效命，有出谋划策的，有组织协调的，有作舆论宣传的，有白刃上阵的，他们共同构成一支起家的基本力量。这些人大多是因为富贵驱使才以死效力的。武则天是一个善于变弱为强的人，在夺宫阶段，她使用的有效方法便是收买党羽。

经过二十多年的奋斗，武则天终于从皇后成为掌握朝政的“天后”。她不再是任由对手排挤的弱者，她培植出了属于自己的势力集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