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篇 列传(7)（1 / 2）
请让我简略说明当代千里范围内那些贤能者之所以能够致富的情况，以便使后世的人得以考察选择。
蜀地卓氏的祖先是赵国人，靠冶铁致富。秦国击败赵国时，迁徙卓氏，卓氏被虏掠，只有他们夫妻二人推着车子，去往迁徙地方。其他同时被迁徙的人，稍有多余钱财，便争着送给主事的官吏，央求迁徙到近处，近处是在葭萌县。只有卓氏说：“葭萌地方狭小，土地瘠薄，我听说汶山下面是肥沃的田野，地里长着大芋头，形状象蹲伏的鸱鸟，人到死也不会挨饿。那里的百姓善于交易，容易做买卖。”于是就要求迁到远处，结果被迁移到临邛，他非常高兴，就在有铁矿的山里熔铁铸械，用心筹划计算，财势压倒滇蜀地区的居民，以至富有到奴仆多达一千人。他在田园水池尽享射猎游玩之乐，可以比得上国君。
程郑是从太行山以东迁徙来的降民，也经营冶铸业，常把铁器制品卖给西南地区少数民族，他的财富与卓氏相等，与卓氏同住在临邛。
宛县孔氏的先祖是梁国人，以冶铁为业。秦国攻伐魏国后，把孔氏迁到南阳。他便大规模地经营冶铸业，并规划开辟鱼塘养鱼，车马成群结队，并经常游访诸侯，借此牟取经商发财的便利，博得了游闲公子乐施好赐的美名。然而他赢利很多，大大超出施舍花费的那点钱，胜过吝啬小气的商人，家中财富多达数千金，所以，南阳人做生意全部效法孔氏的从容稳重和举止大方。
鲁地民俗节俭吝啬，而曹邴氏尤为突出，他靠冶铁起家，财富多达几万钱。然而，他家父兄子孙都遵守这样的家规：低头抬头都要有所得，一举一动都要不忘利。他家租赁、放债、做买卖遍及各地。由于这个缘故，邹鲁地区有很多人丢弃儒学而追求发财，这是受曹邴氏的影响。
齐地风俗是鄙视奴仆，而刀间却偏偏重视他们。凶恶狡猾的奴仆是人们所担忧的，唯有刀间收留使用，让他们追逐渔盐商业上的利益，或者让他们乘坐成队的车马，去结交地方官员，并且更加信任他们。刀间终于获得他们的帮助，致富达数千万钱。所以有人说：“与其出外求取官爵，不如在刀家为奴”，说的就是刀间能使豪奴自身富足而又能为他竭尽其力。
周地居民原本就很吝啬，而师史尤为突出，他以车载货返运赚钱，车辆数以百计，经商于各郡诸侯之中，无所不到。洛阳道处齐、秦、楚、赵等国的中心，街巷的穷人在富家学做生意，常以自己在外经商时间长相互夸耀，屡次路过乡里也不入家门。因能筹划任用这样的人，所以师史能致富达七千万钱。
宣曲任氏的先祖，是督道仓的守吏。秦朝败亡之时，豪杰全都争夺金银珠宝，而任氏独自用地窖储藏米粟。后来，楚汉两军相持于荥阳，农民无法耕种田地，米价每石涨到一万钱，任氏卖谷大发其财，豪杰的金银珠宝全都归于任氏，任氏因此发了财。一般富人都争相奢侈，而任氏却屈己从人，崇尚节俭，致力于农田畜牧。田地、牲畜，一般人都争着低价买进，任氏却专门买进贵而好的。任家数代都很富有。但任氏家约规定，不是自家种田养畜得来的物品不穿不吃，公事没有做完自身不得饮酒吃肉。以此做为乡里表率，所以他富有而皇上也尊重他。
边疆地区开拓之际，只有桥姚取得马千匹，牛二千头，羊一万只，粟以万钟计算。
吴楚七国起兵反叛汉朝中央朝廷时，长安城中的列侯封君要从军出征，需借贷有息之钱，高利贷者认为列侯封君的食邑都国均在关东，而关东战事胜负尚未决定，没有人肯把钱贷给他们。只有无盐氏拿出千金放贷给他们，其利息为本钱的十倍。三个月后，吴楚被平定。一年之中，无盐氏得到十倍于本金的利息，以此富致与关中富豪相匹敌。
关中地区的富商大贾，大都是姓田的那些人家，如田啬、田兰。还有韦家栗氏、安陵和杜县的杜氏，家产也达万万钱。
以上这些人都是显赫有名、与众不同的人物。他们都不是有爵位封邑、俸禄收入或者靠舞文弄法、作奸犯科而发财致富的，全是靠推测事理，进退取舍，随机应变，获得赢利，以经营商工末业致富，用购置田产从事农业守财，以各种强有力的手段夺取一切，用法律政令等文字方式维持下去，变化多端大略如此，所以是值得记述的。至于那些致力于农业、畜牧、手工、山林、渔猎或经商的人，凭籍权势和财利而成为富人，大者压倒一郡，中者压倒一县，小者压倒乡里，那更是多得不可胜数。
精打细算、勤劳节俭，是发财致富的正路，但想要致富的人还必须出奇制胜。种田务农是笨重的行业，而秦杨却靠它成为一州的首富。盗墓本来是犯法的勾当，而田叔却靠它起家。赌博本来是恶劣的行径，而桓发却靠它致富。行走叫卖是男子汉的卑贱行业，而雍乐成却靠它发财。贩卖油脂是耻辱的行当，而雍伯靠它挣到了千金。卖水浆本是小本生意，而张氏靠它赚了一千万钱。磨刀本是小手艺，而郅氏靠它富到列鼎而食。卖羊肚儿本是微不足道的事，而浊氏靠它富至车马成行。给马治病是浅薄的小术，而张里靠它富到击钟佐食。这些人都是由于心志专一而致富的。
由此看来，致富并不靠固定的行业，而财富和货物也没有固定的主人，有本领的人能够集聚财富和货物，没有本领的人则会破败家财。有千金的人家可以比得上一个都会的封君，有巨万家财的富翁便能同国君一样的享乐。这是不是就是所谓的“素封”者呢？难道这不是吗？
太史公自序
本文《史记》的最后一篇，也是司马迁的自传，历述了司马迁家学世谱的本末。从重黎氏到司马氏的千余年家世，父亲司马谈重老庄学术思想，司马迁本人的成长经历，继父志为太史公，及其著述《史记》的始末都在本文中娓娓道来，文章气势浩瀚，宏伟深厚，是一篇研究司马迁及《史记》的重要参考。可以说，《太史公自序》是《史记》一书的体要，要想将《史记》融会贯通，则必先熟读本文。清代学者牛运震这样高度评价本文：“《自序》高古庄重，其中精理微者，更奥衍宏深，一部《史记》精神命脉，俱见于此太史公出格文字。”
从前颛顼治理天下的时候，任命南正重掌管天文，北正黎掌管地理。唐虞时期，又让重、黎的后代掌管天文、地理一直到夏商时期。所以，重黎氏世代掌管着天文地理。周朝时候，程林休甫是他们的后裔。周宣王时，重黎氏因失去官守而成为司马氏。司马氏世代负责掌管周史。周惠王和周襄王统治时期，司马氏离开周都，到了晋国。后来，晋国中军元帅随会逃奔秦国，司马氏迁居到了少梁。
自从司马氏离周到晋之后，族人分散到了各地：有的在卫国，有的在赵国，有的在秦国。在卫国的，做了中山国的宰相。在赵国的，以传授剑术理论而显赫于世，蒯（kuǎi）聩（kuì）就是他们的后代。在秦国的司马氏名叫司马错，曾与张仪发生争论，于是秦惠王派司马错率军攻打蜀国，攻取蜀国后，他做了蜀地的郡守。司马错的孙子司马靳，奉事武安君白起。此时，少梁已更名为夏阳了。司马靳与武安君坑杀赵国长平军，回来后与武安君一起被赐死于杜邮，埋葬在华池。司马靳的孙子司马昌，是主管秦国冶铸铁器的官员，生活在秦始皇时代。蒯聩的玄孙子司马卬（áng），曾为武安君部将并带兵攻占朝歌。诸侯争相为王时，司马卬在殷地称王。汉王刘邦攻打楚霸王项羽之际，司马卬归降汉王，汉以殷地为河内郡。司马昌生司马无泽，司马无泽担任汉朝市长之职。无泽生司马喜，司马喜封爵五大夫，死后都埋葬在高门。司马喜生司马谈，司马谈做了太史公。
太史公拜唐都为师学习天文，拜杨何为师学习《易经》，拜黄子为师学习道家理论。太史公在建元至元封年间做官，他担心学者会因为不通晓各学派的要义而导致所学悖谬，于是论述阴阳、儒、墨、名、法和道德六家的要旨说：
《周易?系辞传》说：“天下人的追求是相同的，而具体谋虑却各不相同；达到的目的相同，而采取的方法却不一样。”阴阳家、儒家、墨家、名家、法家和道家都是致力于如何达到太平治世的学派，只是他们所遵循依从的学说却是不同的，他们遵循的学说有的显明，有的不显明。我曾在私下里研究过阴阳之术，发现它注重吉凶祸福的预兆，有很多的禁忌核避讳，使人受到束缚并多有所畏惧。不过，阴阳家关于一年四季运行顺序的道理，却是不可丢弃的。儒家的学说虽然广博，能抓住的要领却很少，即花费气力又难见功效，所以这个学派的主张难以完全遵从；然而它所提倡的君臣父子之礼，夫妇长幼之别则是不可改变的。墨家俭啬而难以依遵，因此该派的主张不能全部遵循，但它关于强本节用的主张，则是不可废弃的。法家主张严刑峻法却刻薄寡恩，但它辨正君臣上下之别的主张，则是不可更改的。名家使人受约束而容易失去真实性；但它辩正名与实的关系，则是不能不认真察考的。道家使人精神专一，行动合乎无形之“道”，使万物丰足。道家之术是依据阴阳家关于四时运行顺序之说，吸收儒墨两家之长，吸取名、法两家之精要，随时势的发展而发展，顺应事物的变化而变化，树立良好风俗，应用于人事，没有不适宜的，意旨简约扼要还容易掌握，花费很少的气力就能见到功效。儒家则不是这样。他们认为君主是天下人的表率，君主倡导，臣下应和，君主先行，臣下随从。这样一来，君主劳累而臣下却安逸。至于大道的要旨，是舍弃刚强与欲望，去掉小聪明，而将这些放置在一旁采用智术来治理天下。精神过度使用就会衰竭，身体过度劳累就会疲惫，身体和精神受到扰乱，就会不得安宁，想要与天地共长久，则是从未听说过的事。
阴阳家认为四时、八位、十二度和二十四节气各有一套宜、忌规定，顺应它就会昌盛，违背它不死也亡。可是这些不一定都是对的，所以说阴阳家“使人受束缚而多所畏惧”。春生、夏长、秋收、冬藏，这是自然界的重要规律，不顺应它就无法制定天下纲纪，所以说“四时的运行是不能舍弃的”。
儒家以《诗》《书》《易》《礼》《春秋》《乐》等六艺为法式，然而六艺的本文和释传数以万计，相继几代也不能弄通其学问，恐怕有生之年也不能穷究其礼仪，所以说“儒家的学说虽然广博，能抓住的要领却很少，即花费气力又难见功效”。至于序列君臣父子之礼，夫妇长幼之别，即使百家之说也是不能改变它的。
墨家也崇尚尧舜之道，谈论他们的品德行为说：“堂口三尺高，堂下土阶只有三层，用茅草搭盖屋顶而不加修剪，用栎木做椽子而不经刮削。用陶簋吃饭，用陶铏喝汤，吃的是糙米粗饭和藜藿做的野菜羹。夏天穿葛布衣，冬天穿鹿皮裘”。墨家为死者送葬只做一副厚仅三寸的桐木棺材，送葬者恸哭而不能尽诉其哀痛。教民丧礼，必须以此为万民的统一标准。假使天下都照此法去做。那贵贱尊卑就没有区别了。世代不同，时势变化，人们所做的事业不一定相同，所以说墨家“俭啬而难以遵从。”墨家学说的要旨强本节用，则是人人丰足，家家富裕之道。这是墨子学说的长处，即使百家学说也是不能废弃它的。
法家不区别亲疏远近，不区分贵贱尊卑，一律依据法令来决断，那么亲亲属、尊长上的恩爱关系就断绝了。这些可作为一时之计来施行，却不可长用，所以说法家“严酷而刻薄寡恩”。至于说到法家使君主尊贵，使臣下卑下，使上下名分、职分明确，不得相互逾越的主张，即使百家之说也是不能更改的。
名家刻细烦琐，纠缠不清，使人不能反求其意，一切决取于概念名称却失弃了一般常理，所以说它“使人受约束而容易丧失真实性”。至于循名责实，要求名称与实际进行比较验证，这是不可不予以认真考察的。
道家讲“无为”，又说“无不为”，其实际主张容易施行，其文辞则幽深微妙，令人难以明白通晓。道家学说以虚无为理论基础，以顺应自然为实用原则。道家认为事物没有既成不变之势，没有常存不变之形，所以能够探求万物的情理。不做超越物情的事，也不做落后物情的事，所以能够成为万物的主宰。有法而不任法以为法，要顺应时势以成其业；有度而不恃度以为度，要根据万物之形各成其度而与之相合。所以说“圣人的思想和业绩之所以不可磨灭，就在于能够顺应时势的变化。虚无是道的永恒规律，顺天应人是国君治国理民的纲要”。群臣一齐来到面前，君主应让他们各自明确自己的职分。其实际情况符合其言论名声者，叫做“端”；实际情况不符合其言论声名者，叫做“窾”。不听信“窾言”即空话，奸邪就不会产生，贤与不肖自然分清，黑白也就分明。问题在于想不想运用，只要肯运用，什么事办不成呢。这样才会合乎大道，一派混混冥冥的境界。光辉照耀天下，重又返归于无名。大凡人活着是因为有精神，而精神又寄托于形体。精神过度使用就会衰竭，形体过度劳累就会疲惫，形、神分离就会死亡。死去的人不能复生，神、形分离便不能重新结合在一起，所以圣人重视这个问题。由此看来，精神是人生命的根本，形体是生命的依托。不先安定自己的精神和身体，却侈谈“我有办法治理天下”，凭借的又是什么呢？
太史公职掌天文，不管民事。太史公有一个儿子名叫迁。
司马迁生于龙门，在黄河的北面、龙门山的南面过着耕种放牧的生活。十岁时就已习诵古文。二十岁的时候，他就开始南游江淮地区，登会稽山，探察禹穴，观览九疑山，在沅水湘水之上泛舟；北渡汶水、泗水，在齐鲁两地的都会研讨学问，考察孔子的遗风，在邹县、峄山行乡射之礼；困厄于鄱、薛、彭城，最后经过梁楚之地回到的家乡。于是，司马迁出仕为郎中，奉命出使西征巴蜀的南部，向南经略邛、笮、昆明，归来向天子复命。
这一年，天子开始举行汉朝的封禅仪式，而太史公被滞留在周南，不能参与其事，所以，他心中愤懑，得了很重的病快要死了。他的儿子司马迁恰好在这个时候出使归来，在黄河、洛水之间拜见了他。太史公握着司马迁的手哭着说：“我们的先祖是周朝的太史。远在上古虞夏的时候就已功名显赫，职掌天文之事。后来逐渐衰落，难道司马氏就要断绝在我手里吗？你继续担任太史，就会接续我们儒家的学说虽然广博，能抓住的要领却很少，即花费气力又难见功效祖先的事业。现在天子继承了汉朝千年一统的大业，在泰山举行封禅仪式，而我不能随行，这是我的命啊！我死了以后，你必定要做太史；如果真的做了太史，你可不能忘记我想要撰写的著述啊。孝道本就始于奉养双亲，进而侍奉君主，最终在于立身扬名。扬名后世来显耀双亲，这是最大的孝道。天下颂扬周公，因为他能够论述歌颂文王、武王的功德，宣扬周、邵的风尚，通晓太王、王季的思虑，乃至于公刘的功业，并尊崇始祖后稷。周幽王、厉王以后，王道衰败，礼乐衰颓，孔子研究整理旧有的典籍，修复振兴被废弃破坏的礼乐，论述《诗经》《书经》，写作《春秋》，学者至今以之为准则。自获麟以来四百余年，诸侯间相互兼并，史书被丢弃殆尽了。如今，我大汉朝兴起，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我作为太史没有将这些论评载录，断绝了天下的修史传统，对此我十分遗憾，你可要记在心上啊！”司马迁低下头流着眼泪说：“儿子虽然愚笨，但我会详述先人所整理的历史旧闻，不敢稍有缺漏。”
司马谈去世三年后，司马迁任太史令，开始整理收集历史书籍及国家收藏的档案文献。司马迁任太史令五年的时候，正是汉太初元年，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汉朝的历法开始改用夏正，即以农历一月为正月，天子在明堂举行实施新历法的仪式，诸神都受到了祭祀。
太史公说：“先人说过：‘自周公死后五百年而有孔子。孔子死后到现在五百年，有能继承清明之世，正定《易传》，接续《春秋》，意本《诗》《书》《礼》《乐》的人吗？’其用意就在于此，在于此吧！我又怎敢推辞呢。”
上大夫壶遂问：“从前孔子为什么要作《春秋》呢？”太史公说：“我听董生说过‘周朝王道衰败废弛，孔子担任鲁国司寇，诸侯嫉害他，卿大夫阻挠他。孔子知道自己的意见不被采纳，政治主张无法实行，便褒贬评定242年间的是非，作为天下评判是非的标准，贬抑无道的天子，斥责为非的诸侯，声讨乱政的大夫，为使国家政事通达而已’。孔子说：‘我与其载述空洞的说教，不如举出在位者所做所为以见其是非美恶，这样就更加深切显明了。’《春秋》这部书，上阐明三王的治道，下辨别人事的纪纲，辨别嫌疑，判明是非，论定犹豫不决之事，褒善怨恶，尊重贤能，贱视不肖，使灭亡的国家存在下去，断绝了的世系继续下去，补救衰敝之事，振兴废弛之业，这是最大的王道。《易》载述天地、阴阳、四时、五行，所以在说明变化方面见长；《礼》规范人伦，所以在行事方面见长；《书》记述先王事迹，所以在政治方面见长；《诗》记山川溪谷、禽兽草木，牝牡雌雄，所以在风土人情方面见长；《乐》是论述音乐立人的经典，所以在和谐方面见长；《春秋》论辨是非，所以在治人方面见长。由此可见《礼》是用来节制约束人的，《乐》是用来引导人心平和的，《书》是用来述说政事的，《诗》是用来表达情意的，《易》是用来讲变化的，《春秋》是用来论述道义的。平定乱世，使之复归正道，没有什么著作比《春秋》更加切近有效的了。《春秋》不过数万字，而其要旨就有数千条。万物的离散聚合都在《春秋》之中。在《春秋》一书中，记载的弑君事件有36起，被灭亡的国家有52个，诸侯出奔逃亡不能保其国家的更是数不胜数。考察其变乱败亡的原因，都是他们丢掉了作为立国立身根本的春秋大义。所以《易》中讲‘失之毫厘，差以千里。’说‘臣弑君，子弑父，并非一朝一夕的缘故，其发展渐进已是很久了’。因此，做国君的不可以不知《春秋》，否则就算谗佞之徒站在面前也看不见，奸贼之臣紧跟在后面也很难发现。做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否则就只会困守常规之事却不懂得因事制宜，遇到突发事件则不知如何应变。做人君、人父的也不能不通晓《春秋》的要义，负责会蒙受首恶之名。做人臣、人子的如果不通晓《春秋》的要义，则会陷于篡位杀上而被诛伐的境地，要蒙受死罪之名。其实，他们都认为做的是好事，只是因为不懂得《春秋》大义，而蒙受史学家口诛笔伐的不实之言却不能将罪名推卸掉。如果不明了礼义的要旨，就会造成君不象君、臣不像臣、父不像父、子不像子的地步。君不像君，就会被臣下干犯，臣不像臣就会被诛杀，父不像父就会昏聩无道，子不像子就会忤逆不孝。这四种恶行，是天下最大的罪过。把天下最大的罪过加在他身上，也只得接受而不敢推卸。所以《春秋》这部经典是礼义的根本所在。礼能够将坏事在发生之前就禁绝掉，法规是在坏事发生之后施行上午；法施行的作用显而易见，而礼禁绝的作用却隐而难知。”
壶遂说：“孔子时期，上没有圣明君主，他处在底层又得不到任用，所以撰写了《春秋》，留下一部空洞的史文来裁断礼义，当作一代帝王的法典。现在先生上遇圣明天子，下能当官供职，万事已经具备，而且全部各得其所，井然相宜，先生所要撰述的是想要阐明什么东西呢？”
太史公说：“是，是啊，不过也不完全是这么回事。我听先人说过：‘伏羲最为纯厚，作《易》八卦。尧舜的强盛，《尚书》做了记载，礼乐在那时兴起。商汤周武时代的隆盛，诗人予以歌颂。《春秋》扬善贬恶，推崇夏、商、周三代盛德，褒扬周王室，并非仅仅讽刺讥斥呀’。汉朝兴建以来，至当今英明天子，获见符瑞，举行封禅大典，改订历法，变换服色，受命于上天，恩泽流布无边，海外不同习俗的国家，辗转几重翻译到中国边关来，请求进献朝见的不可胜数。臣下百官竭力颂扬天子的功德，仍不能完全表达出他们的心意。再说士贤能而不被任用，是做国君的耻辱；君主明圣而功德不能广泛传扬使大家都知道，是有关官员的罪过。况且我曾担任太史令的职务，若弃置天子圣明盛德而不予记载，埋没功臣、世家、贤大夫的功业而不予载述，违背先父的临终遗言，罪过就实在太大了。我所说的缀述旧事，整理有关人物的家世传记，并非所谓著作呀，而您拿它与《春秋》相比，那就错了。”
于是开始论述编次所得文献和材料。到了第七年，太史公遭逢李陵之祸，被囚禁狱中。于是喟然而叹道：“这是我的罪过啊！这是我的罪过啊！身体残毁已经没有用了。”退而思索道：“《诗》、《书》含义隐微而言辞简约，是作者想要表达他们的心志和情绪。从前周文王被拘禁羑里，推演了《周易》；孔子遭遇陈蔡的困厄，作有《春秋》；屈原被放逐，著了《离骚》；左丘明双目失明，才编撰了《国语》，孙子的腿受了膑刑，却论述兵法；吕不韦被贬徙蜀郡，世上才流传《吕览》；韩非被囚禁在秦国，才写有《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都是圣人贤士抒发愤懑而作的。这些人都是心中聚集郁闷忧愁，理想主张不得实现，因而追述往事，考虑未来。”于是，他终于下定决心记述陶唐以来直到武帝获麟那一年的历史，而始自黄帝。
从前黄帝以天为法，以地为则，颛顼、帝喾、尧、舜四位圣明帝王先后相继，各建成一定法度；唐尧让位于虞舜，虞舜因觉自己不能胜其任而不悦；这些帝王的美德丰功，万世流传。作《五帝本纪》第一。
大禹治水的功德，九州同享其成，光耀唐虞之际，恩德流传后世；夏桀荒淫骄横，于是被放逐鸣条。作《夏本纪》第二。
契建立商国，传到成汤；太甲被放逐居桐地改过反善，阿衡功德隆盛；武丁得有傅说辅佐，才被称为高宗；帝辛沉湎无道，诸侯不再进贡。作《殷本纪》第三。
弃发明种谷，西伯姬昌时功德隆盛；武王在牧野伐纣，安抚天下百姓；幽王、厉王昏暴淫乱，丧失了丰、镐二京；王室衰败直至赧王，洛邑断绝了周室宗庙的祭祀。作《周本纪》第四。
秦的祖先伯翳，曾经辅佐大禹；秦穆公思及君义，祭悼秦国在殽战死的将士；穆公死后以活人殉葬，《黄鸟》一诗诉其哀伤；昭襄王开创了帝业。作《秦本纪》第五。
秦始皇即位，兼并了六国，销毁兵器，铸为钟鐻，希望干戈止息，尊号称为皇帝，耀武扬威，专凭暴力，秦二世承受国运，子婴投降做了俘虏。作《始皇本纪》第六。
秦朝丧失王道，豪杰并起造反；项梁开创反秦大业，项羽接续；项羽杀了庆子冠军宋义，解救了赵国，诸侯拥立他；可他诛杀子婴，背弃义帝怀王，天下都责难他。作《项羽本纪》第七。
项羽残酷暴虐，汉王建功施德；发愤于蜀、汉，率军北还平定三秦；诛灭项羽建立帝业，天下安定，又改革制度，更易风俗。作《高祖本纪》第八。
惠帝早逝，诸吕用事使百姓不悦；吕后提高吕禄、吕产的地位，加强他们的权力，诸侯图谋剪除他们；吕后杀害赵隐王，又囚杀赵幽王刘友，朝中大臣疑惧，终于导致吕氏宗族覆灭之祸。作《吕太后本纪》第九。
汉朝初建，惠帝死后帝位继承人不明，众臣迎立代王刘恒即位，天下心服；文帝废除肉刑，开通水陆要道，博施恩惠，死后被称为太宗。作《孝文本纪》第十。
诸侯王骄横放肆，吴王率先叛乱，朝廷派兵讨伐，叛乱七国先后伏罪，天下安定，太平富裕。作《孝景本纪》第十一。
汉朝兴建五世，兴隆盛世在建元年间，天子外攘夷狄，内修法度，举行封禅，修订历法，改变服色。作《今上本纪》第十二。
夏、商、周三代太久远了，具体年代已不可考，大致取之于传世的谱牒旧闻，以此为据，进而大略地推断，作《三代世表》第一。
幽王、厉王之后，周朝王室衰落，诸侯各自为政，《春秋》有些未作记载；而谱牒只记概要，五霸又交替盛衰，为考察周朝各诸侯国的先后关系，作《十二诸侯年表》第二。
春秋以后，陪臣执政，强国之君竞相称王，及至秦王嬴政，终于吞并各国，铲除封地，独享尊号。作《六国年表》第三。
秦帝暴虐，楚人陈胜发难，项氏又自乱反秦阵营，汉王于是仗义征伐。八年之间，天下三易其主，事变繁多，所以详著《秦楚之际月表》第四。
汉朝兴建以来，直到太初一百年间，诸侯废立分削的情况，谱录记载不明，主管的官员也无法接着记下去，但可据其世系推知其强弱的原由。作《汉兴已来诸侯年表》第五。
高祖始取天下，辅佐他创业的功臣，都得剖符封爵，恩泽传给他们的子孙后代，有的忘其亲疏远近，分不出辈分，也有的竟至杀身亡国。作《高祖功臣侯者年表》第六。
惠帝、景帝年间，增封功臣宗属爵位和食邑。作《惠景间侯者年表》第七。
北面攻打强悍的匈奴，南面诛讨强劲的越人，征伐四方蛮夷，不少人以武功封侯。作《建元以来侯者年表》第八。
诸侯国日渐强大，吴楚等七国南北连成一片，诸侯王子弟众多，没有爵位封邑，朝廷下令推行恩义，分封诸侯王子弟为侯，致使王国势力日益削弱，而德义却归于朝廷。作《王子侯者年表》第九。
国家的贤相良将，是民众的表率。曾看到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对贤者则记其治绩，对不贤者则明其劣迹。作《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第十。
夏、商、周三代之礼，各有所增减而不同，但总地来看，其要领都在于使礼切近人的情性，通于王道，所以礼根据人的质朴本性而制成，减掉了那些繁文缛节，大体顺应了古今之变。作《礼书》第一。
乐是用来移风易俗的。自《雅》、《颂》之声兴起，人们就已经喜好郑、卫之音，郑、卫之音由来已久了。被人情所感发，那远方异俗之人就会归附。仿照已有《乐书》来论述自古以来音乐的兴衰，作《乐书》第二。
没有军队国家就不会强大，没有德政国家就不会昌盛，黄帝、商汤、周武王以明于此而兴，夏桀、商纣、秦二世以昧于此而亡，怎么可以对此不慎重呢？《司马法》产生已很久了，姜太公、孙武、吴起、王子成甫能继承并有所发明，切合近世情况，极尽人事之变。作《律书》第三。
乐律处于阴而治阳，历法处于阳而治阴，律历交替相治，其间不容许丝毫差错。原有五家的历书相互悖逆不同，只有太初元年所论历法为是。作《历书》第四。
星气之书，杂有许多求福去灾、预兆吉凶的内容，荒诞不经；推究其文辞，考察其应验，并无什么特别之处。待到武帝召集专人研讨此事，并依次用轨度加以验证。作《天官书》第五。
承受天命做了帝王，封禅这样的符瑞之事不可轻易举行，如果举行，那一切神灵没有不受祭祀的。追溯祭祀名山大川诸神之礼，作《封禅书》第六。
大禹疏通河川，九川得以安宁；及至建立宣防宫之时，河道沟渠更被疏浚。作《河渠书》第七。
钱币的流通，是为沟通农商；其弊端竟发展到玩弄智巧，兼并发财，争相投机牟利，舍本逐末，去农经商。作《平准书》来考察事情的变化发展，这是第八。
太伯为让季历继位，避居江南蛮夷之地，文王、武王才得以振兴周邦，发展了古公亶父的王业。阖闾杀了吴王僚，夺取王位，降服楚国；夫差战胜齐国，逼杀伍子胥以革囊盛其尸；听信伯嚭（pǐ）的话亲善越国，最终被越国所灭。为赞许太伯让位的美德，作《吴世家》第一。
申、吕两国衰弱，尚父微贱坎坷，终于投归西伯，为文王、武王之师；他的功劳为群臣之首，长于暗中设计权谋；头发斑白，受封于齐，建都营丘，成为齐国始祖。齐桓公不背弃与鲁国在柯地所订盟约，事业由此昌盛，多次会合诸侯，霸功显赫。田恒与阚止争宠，姜姓齐国于是瓦解灭亡。为赞美尚父的宏谋，作《齐太公世家》第二。
诸侯和部属对周无论是依顺的，还是违抗的，周公都安抚他们；他努力宣扬文德，天下都响应随和；辅佐保护成王，诸侯以周天子为天下宗主。隐公、桓公之际却屡屡发生悖德非礼之事，这是为什么呢？只因三桓争强，鲁国国运不昌。赞美周公旦的《金滕》策文，作《周公世家》第三。
武王战胜商纣，天下尚未协洽他便驾崩。成王年幼，管叔、蔡叔怀疑周公篡位，淮夷也起兵叛乱，于是召（shà）公以其高德率先支持周公，使王室团结安定，保证了周公东征的胜利，使东方得以安宁。燕王哙的禅位，才造成了祸乱。赞赏《甘棠》诗篇，作《燕世家》第四。
管蔡二叔辅佐武庚，想要安定商朝旧地；周公旦摄政，二叔不服，周公便杀死管叔鲜，流放蔡叔度，周公盟誓忠于成王，太任生育十个儿子，周室以宗族繁盛而强大。表彰蔡仲悔过，作《管蔡世家》第五。
先王后代延继不绝，舜、禹为此而感到高兴；他们功德美好清明，后代得以承其功业。百世享受祭祀，到了周时，封有陈国、杞国，后被楚国灭掉。齐田氏又使之兴起，舜是位多么了不起的人啊！作《陈杞世家》第六。
收纳殷的遗民，康叔始封邑。周公用商朝乱德亡国的教训申饬他，写了《酒诰》、《梓材》等辞来告诫他。到卫公子朔出生，卫国开始倾危不宁；南子憎恶蒯聩，造成儿子和父亲名分颠倒。周朝统治日益衰微，各诸侯国日益强大，卫国因为弱小，国君角反而后亡。赞美《康诰》，作《卫世家》第七。
可叹啊，箕子！可叹啊，箕子！正确的意见没有被采纳，反被迫害装疯为奴。武庚死后，周朝封微子于宋。宋襄公在泓水之战中受伤，又有哪位君子称道？景公有自谦爱民之德，荧惑为之退行。剔成暴虐无道，宋国因而灭亡。赞美微子请教太师，作《宋世家》第八。
武王去世后，叔虞封邑于唐。君子讥讽晋穆公为儿子取名之事，武公终于灭而代之。献公宠爱骊姬，造成五世之乱；重耳不得志，却能威霸诸侯。六卿专权，晋国衰亡。赞美文公因功得天子珪鬯（g），作《晋世家》第九。
重黎创业，吴国继承；殷朝末年，有简札记述鬻子为楚国始祖。周成王任用熊绎封为楚子，熊渠继承先世之业。楚庄王贤明，又恢复陈国。赦免了郑伯之罪，又因华元之言而班师回国。怀王客死于秦，子兰归咎屈原，楚君喜阿谀信谗言，终于被秦所吞并。赞美庄王的德义，作《楚世家》第十。
少康之子远弃南海，纹身断发，与鼋鬻相处，守在封山禺山，事奉大禹的祭祀。勾践受到夫差的困辱，于是信用文种、范蠡。赞美勾践身在夷蛮能修其德，消灭强大吴国以尊奉周室，作《越王勾践世家》第十一。
桓公东迁，信用太史之言。庄公派兵侵犯周土，割取庄稼，受到周王臣民的非议。祭（zhài）仲被宋胁迫结盟，郑国长期不得昌兴。子产的仁政，后世称道贤明。三晋侵犯征伐，郑终被韩吞并。赞美郑厉公接纳周惠王，作《郑世家》第十二。
骥耳骏马使造父彰名。赵夙事奉晋献公，赵衰（cuī）继承他的事业，辅佐晋文公尊奉国王，终于成为晋国辅臣。赵襄子被困辱，却擒捉了智伯。主父遭臣子围困，掏雀充饥活活饿死。赵王迁邪僻淫乱，贬斥迫害良将。表彰赵鞅子讨平周王室之乱，作《赵世家》第十三。
毕万在魏封爵，卜官预知其后代必昌盛。及至魏绛羞辱杨干，负罪完成与戎翟（dí）媾和之命。文侯仰慕仁义，拜子夏为师。惠王骄傲自大，受到齐国秦国的攻打。安釐王怀疑信陵君，因而诸侯疏远魏国。魏终于被秦所灭，魏王假做了厮养卒。赞美魏武子佐助晋文公创立霸业，作《魏世家》第十四。
韩阙善积阴德，赵武才得兴立。使灭国者重新振起，使废弃者得以再立，晋人尊崇他。韩昭侯在诸侯中地位显要，重用申不害。韩王怀疑韩非而不信用，秦攻袭韩。赞赏韩厥辅佐晋君，匡正周王室的兵赋，作《韩世家》第十五。
完子避难，出奔到齐国请求援助，田氏暗施恩惠于民相继五世，齐人歌颂他。田成子夺得齐国政权，田和成为诸侯。齐王建被奸计说动，使齐迁于共。赞赏齐威王、齐宣王能冲破污浊之世而独尊崇周天子，作《田敬仲完世家》第十六。
周王室已经衰落，诸侯恣意而行。孔子伤感礼乐崩废，因而追研经术，以重建王道，匡正乱世，使之返于正道，观其著述，为天下制定礼仪法度。留下《六艺》纲纪于后世。作《孔子世家》第十七。
桀、纣丧失王道而汤、武兴起，周失其王道而《春秋》一书问世。秦失其为政之道，陈涉发起反秦义举，诸侯相继造反，风起云涌，终于灭掉秦国。天下亡秦之端，始于陈涉发难。作《陈涉世家》第十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