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五章 昏君当道（2 / 2）

明神宗朱翊钧的独裁统治的背后，必然隐藏着严重的危机。明神宗万历二十年（1592年）二月，宁夏副总兵官哮拜起兵反叛；五月，日本发动侵朝战争；同时，西南又发生播州杨应龙叛乱。明神宗朱翊钧被迫三路出征，史称“万历三大征”。三征历时十余年，虽然获得全胜，但却丧师数十万，耗银千万两，致使国库空虚、百姓遭难、由此开始，明朝一步一步由盛转衰。

就在明神宗朱翊钧隐居深宫，怠于临政、万事不理之际，东北的后金却迅速崛起。爱新觉罗·努尔哈赤以30年时间统一了满洲女真各部落，并于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建立了后金政权，形成了与明王朝相对立的地方政权。明神宗朱翊钧为了应付辽东战事的军费，先后三次下令加派全国田赋，时称“辽饷”。此举非但无济于事，反而使民不聊生，阶级矛盾激化，明王朝灭亡的危机已然形成。因此后人评论，“明之亡，不亡于崇祯之失德，而亡于神宗之怠惰”。

在明神宗朱翊钧亲政的后20年，基本上是一个不理朝政的皇帝。因此，近代史学家孟森在他的《明清史讲义》里把明神宗朱翊钧亲政的晚期称为“醉梦之期”，并说其特点是“怠于临朝，勇于敛财，不郊不庙不朝者30年，与外廷隔绝”。

事实上，明神宗朱翊钧亲政的晚期不仅仅是“怠于临朝，勇于敛财”，更重要的表现是过度纵情于酒色财气之中。明神宗万历十四年（1594年）十月，礼部主事卢洪春曾奏称，明神宗朱翊钧“日夜纵饮作乐”。明神宗万历十七年（1589年）十二月，大理寺左评事雒于仁曾上疏明神宗朱翊钧，疏中批评他沉迷于酒、色、财、气，并献“四箴”。明神宗朱翊钧看后暴跳如雷，大怒不止，从此奏章留中不发。雒于仁上疏的内容应该说基本上是属实的。

明神宗朱翊钧的好色也是非常有名的。万历十年（1582年）三月，明神宗朱翊钧曾效仿明祖父明世宗朱厚熜的做法，在民间大选妃嫔，一天就娶了“九嫔”。而且，明神宗朱翊钧在玩弄女色的同时，还玩弄小太监。当时宫中有10个长得很俊的太监，就专门“给事御前，或承恩与上同卧起”，号称“十俊”。

除此之外，明神宗朱翊钧的贪财在明代诸帝中可谓最有名了。关于明神宗朱翊钧贪财的事例极多：在亲政以后，明神宗朱翊钧查抄了冯保、张居正的家产，就让太监张诚全部搬入宫中，归自己支配；为了掠夺钱财，他曾以采木、烧造、织造、采办为名搜刮民财，明神宗万历十九年（1591年），仅景德镇御窑厂烧造的瓷器就达23万多件；为了掠夺钱财，他还曾多次派遣宦官为矿监税使，四处搜括人民，而且征税的项目千奇百怪，无物不税、无地不税，使百姓怨声载道。

酒色的过度，使明神宗朱翊钧的身体极为虚弱。明神宗万历十四年（1586年），24岁的明神宗朱翊钧传谕内阁，说自己“一时头昏眼黑，力乏不兴”。礼部主事卢洪春为此特地上疏，指出“肝虚则头晕目眩，肾虚则腰痛精泄”。

明神宗万历十八年（1590年）正月初一，明神宗朱翊钧自称“腰痛脚软，行立不便”。明神宗万历三十年（1602年），明神宗朱翊钧曾因为病情加剧，召首辅沈一贯入阁嘱托后事。从这些现象看来，明神宗朱翊钧的身体状况实是每况愈下。因此，明神宗朱翊钧亲政期间，几乎很少上朝。明神宗朱翊钧处理政事的主要方法是通过谕旨的形式向下面传递。“万历三大征”中边疆大事的处理，都是通过谕旨的形式，而不是大臣们所希望的“召对”形式。在“三大征”结束之后，明神宗朱翊钧对于大臣们的奏章的批复，似乎更不感兴趣了。所以，明神宗朱翊钧荒怠的情形，还真有前后两个阶段：前一阶段是不愿意上朝听政；后一阶段是连大臣们的奏章也不批复，直接“留中”不发。但是，按照明朝的制度，皇帝是政府的唯一决策者。一旦皇帝不愿处置但又不轻易授权于太监或大臣，整个文官政府的运转就可能陷于停顿。到17世纪初期，由于明神宗朱翊钧不理朝政，官员空缺的现象非常严重。明神宗万历三十年（1602年），南、北两京共缺尚书3名、侍郎10名；各地缺巡抚3名，布政使、按察使等官缺66名、知府缺25名。按正常的编制，南、北二京六部应当有尚书12名，侍郎24名，这时总共缺了近1/3。到明神宗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十一月，南北两京缺尚书、侍郎14名。地方的行政管理，有时必须由一个县的知县兼任邻县的知县。由这样的情形，可以想见明神宗朱翊钧在位后期政府运作的效率。明神宗朱翊钧委顿于上，百官党争于下，这就是万历朝后期的官场大势。官僚队伍中党派林立，门户之争日盛一日、互相倾轧。东林党、宣党、昆党、齐党、浙党，名目众多。整个政府陷于半瘫痪状态。正如梁启超所说，明末的党争，就好像两群冬烘先生打架，打到明朝亡了，便一起拉倒。这样的恶果，未尝不是由明神宗朱翊钧的荒怠造成的。所以，《明史》对于明神宗的盖棺论定是这样表述的：“论者谓：明之亡，实亡于神宗。”

明神宗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三月，因长期毫无节制地沉迷于酒色，加上辽东惨败，国事困扰，明神宗朱翊钧病重不起。七月二十一日，明神宗朱翊钧在弘德殿咽下了最后一口气，终年58岁，安葬于30多年前自己精心修建的“寿宫”——定陵，死后谥为显皇帝，庙号神宗。

明朝倭寇，由来已久。早在明太祖洪武二年（1369年），倭寇就已经数次攻掠苏州、崇明等地，杀人劫物，猖狂一时。

明代倭寇之祸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洪武至正德年间；第二个阶段是嘉靖年间，也是最猖獗时期；第三个阶段是万历年间。

早在元朝时期（元武宗至大元年，1308年），已经有日本商盗劫掠庆元（今宁波）的记载。但那时的“倭寇”应该基本上都是“真倭”，中国人很少。元朝末年，恰恰是日本的“南北朝”时期，特别是日本南朝的“征西府”及各地分裂割据的地方势力，谁都不服谁，你杀我伐，使得战乱中大批日本武士、浪人、海盗、商人、流民等，潮涌至中国沿海。同时，他们又与被明太祖朱元璋击败的张诚、方周珍等部相勾结，在大明朝沿海地区不时杀烧劫掠。

虽然海寇猖獗，但当时朱元璋认为心腹之患是北方的残元势力，对沿海的外寇入侵只是防御而已。于是，明太祖朱元璋下诏加强海防力量，禁止军民人等“私通海外”，而海禁并没有完全封锁，允许贡舶贸易。

到了明世宗朱厚熜在位时，朝政一天比一天腐败。外寇看到明朝朝政腐败，也乘机侵扰。这些外寇之中，日本人最为厉害，他们三番五次侵扰明朝沿海一带，史书上称日本侵略者为倭寇。倭寇的侵略行为引起了明朝军民的强烈愤慨，明朝政府也组织军民驱逐、抗击倭寇。在抗击倭寇中，有一位民族英雄战绩显赫，他就是戚继光。

戚继光出身将门，自幼喜读兵书，勤奋习武，立志疆场，曾挥笔写下“封侯非我意，但愿海波平”的名句。17岁时袭父职任登州卫指挥佥事。25岁时，实授都指挥佥事，领山东登州、文登、即墨3营24卫所兵马，操练水军，整顿军备，抗击入侵山东沿海的倭寇。

1556年，戚继光以足智干练任浙江都指挥使司参将，镇守宁波、绍兴、台州三府。在龙山（今属宁波）、缙云、桐岭与倭寇三战三捷。在实战中，戚继光观察到明军纪律松弛，素质不良，作战能力较低，难以获取大的抗倭胜利，于是多次上书请求训练新军。1559年，戚继光在义乌招募农民、矿工4000名，编组训练成戚家军，成为抗倭主力。后来，戚继光针对明军兵器装备种类繁多、沿海地形多沼泽、倭寇小股分散的特点，创立攻防兼宜的“鸳鸯阵”，以12人为1队，长短兵器迭用，刺卫兼顾，因敌因地变换阵形，屡败倭寇。利用作战训练间隙，撰成《纪效新书》，阐述选兵、编伍、操练、出征等理论和方法，并以此训练戚家军，使戚家军闻名于世。

1561年，戚家军在台州、仙居、桃渚等处大胜倭寇，九战皆捷。擒斩倭寇1400余人，焚死、溺死倭寇4000余人，史称“台州大捷”，浙江倭患基本解除。

1562年，福建倭患日趋严重，戚继光奉调援闽。戚继光率军进入福建后，先攻下横屿，斩首2600人。接着，又攻下牛田，捣毁倭寇巢穴。倭寇纷纷逃向兴化，戚继光乘胜追击，连夜作战，连克60营，斩首无数。此后，戚继光又回师福清，歼灭登陆的倭寇200人。同时，明将刘灦也屡败倭寇，盘踞在福建境内的倭寇几乎被全部消灭。后来，戚继光返回浙江后，大量倭寇又进扰福建。1563年，朝廷命俞大猷、戚继光为福建正副总兵，率兵进剿，戚家军再次进入福建。明朝军队在平海与倭寇战斗，戚继光率军队率先登城，俞大猷、刘灦相继杀敌2200人，并救出被掠人口3000人。1564年，倭寇又纠集余党万余，围攻仙游，戚继光先败之于城下，继而又追击余寇，歼灭大量倭寇。其后，戚继光又在福宁大败倭寇，并与俞大猷一起最后扫清了福建境内的倭寇。在福建境内的倭寇被驱逐后，广东倭患严重，俞大猷奉命平定了广东的倭寇。至此，东南沿海的倭患被最后平定。戚继光的抗倭壮举感染着朝臣和百姓，被誉为民族英雄，其事迹也因而传之于世。

历经200多年的风雨飘摇，到了嘉靖年间，大明王朝就像一位的老者到了风烛残年。紫禁城里每日青烟缭绕，做着长生不死梦的嘉靖皇帝不理朝政，将所有政务托付给丞相严嵩。而严嵩父子却抓住大好时机贪赃枉法，为非作歹。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平民出身的内阁首辅（宰相）张居正被推上了历史的前台，以其非凡的魄力和智慧，整饬朝纲，巩固国防，推行一条鞭法，使奄奄一息的明王朝重新获得勃勃生机。

张居正（1525—1582），字叔大，号太岳，湖广荆州府江陵人。张居正比较喜欢禅学，又曾自号太和居士。张居正对于佛教华严宗的《华严经》很感兴趣。明神宗万历元年（1573年），张居正在写给一位朋友李中溪的信中说：“前年冬，偶阅《华严》悲智偈，忽觉有省。即时发一宏愿：‘愿以深心奉尘刹，不于自身求利益。’”其实，明神宗万历元年（1573年）至明神宗万历十年（1582年）的10年中，辅弼小皇帝的张居正倒确实是全心地为朝廷办事。应当说，佛教华严宗的献身精神，造就了后来“工于谋国，拙于谋身”的张居正。

对于小皇帝，张居正是无比忠心，有时忠心得有点儿肉麻。例如，张居正有一次在奏疏中对皇帝说：“今伏荷皇上天语谆谆，恩若父子。”40岁的张居正将10岁的皇帝比做父亲，倒也有趣。但是，实际上张居正对于小皇帝朱翊钧的辅导和关怀，也是无微不至的。张居正为皇帝安排了详尽的视朝和讲读的日程表。大至朝廷用人之道，小至宫中的一些小节，张居正都要细细地与皇帝说。有一次，小皇帝朱翊钧想搞一次元宵灯火，张居正就说：“将灯挂一些在殿上，就可以尽兴了。不需要再搞什么灯棚。接下来的几年还要有许多大事，例如皇上的大婚、潞王的出阁，每件事都要花很多钱，天下民力有限，还是节省一点儿好。”小皇帝朱翊钧倒也知趣，说：“朕极知民穷，按先生的话办吧。”小皇帝朱翊钧对于张居正，也是非常的尊敬，从来不称名道姓，而是称“先生”，所下的诏令，凡提及张居正时，都写“元辅”。万历二年（1574）五月八日，皇帝在讲读完毕之后，听说张居正腹痛，就亲手调制了一碗辣面，并要次辅吕调阳陪着张居正一块吃，其意图是要以辣热攻治腹痛。小皇帝朱翊钧对于张居正，有充满人情味的一面。明神宗朱翊钧听说张居正的父母都还健在，非常高兴，赐给两位老人很多的物品。

万历朝的前10年，张居正掌握明廷大权，开始进行改革，面貌焕然一新。张居正在政治上推行考成法：内阁稽查六科，六科稽查六部、都察院，六部与都察院稽查巡抚、巡按，巡抚、巡按考察地方官员。这样一来，内阁成为政治运转的中轴，而吏治也得到了很大的改观。在经济上，张居正实行清丈田粮，推广一条鞭法，结果清查出了大量的隐匿、遗漏田地。在税收上，他则将一切徭役折银，按丁、粮加以摊派，简化了税收的条目，也改变了过去赋役不均的状况。这一切举措，又都是在小皇帝朱翊钧的支持下进行的，对于改善明王朝的经济状况，有非常大的成效。户部管辖的太仓库的收入，从明穆宗隆庆时期的每年200万两白银左右升至明神宗万历初年平均每年三四百万两白银，京师粮食的贮量也往往是明穆宗隆庆年间的3倍左右。这一切，都是张居正的功劳。只不过，张居正也许忘了，10年间，除了国家财富的激增之外，小皇帝朱翊钧已经不再是昔日的小皇帝了，而是一个成长为近20岁的青年。在明神宗朱翊钧年轻的心中，除了有对张居正的感激之外，是否也有无法施展自己身手的遗憾呢？如果真是这样想，那么要成为大权独揽的真正皇帝，万历小皇帝朱翊钧就必须摆脱张居正的影响。这样的契机直到明神宗万历十年（1582年）才姗姗来迟。当初的万历小皇帝朱翊钧，此时已经是大婚四年的青年。

明神宗朱翊钧亲政之后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清算已死的张居正。明神宗万历九年（1581年）七月张居正患病。患病的原因，据说是“积热伏于肠胃，流为下部热症。又多服凉药，反令脾胃受伤”。当时一些学者像王世贞、沈德符，都推断张居正喜欢服用春药，以致热气向下或向上发散。张居正在冬天的时候，头上不敢戴貂皮帽，就是因为热气上冲于头。所以说，张居正的病情，实在是因为他的个人生活的奢侈糜烂所致。当然，张居正操劳国事、过度疲劳，亦是病因之一。从明神宗万历九年（1581年）到万历十年（1582年）间，张居正一直没有请假，坚持办公。次年二月，张居正旧病复发，虽然屡经名医医治，但是张居正自己也知道，自己“精力已竭”，“不过行尸走肉耳”！明神宗万历十年（1582年）六月二十日，一代名臣张居正终于病逝。明神宗朱翊钧为之辍朝一天，给予张居正崇高的待遇：谥文忠，赠上柱国衔，荫一子为尚宝司丞，赏丧银500两。

在张居正死后，一些变法期间失势的守旧派大臣乘机反扑，纷纷上奏明神宗朱翊钧，要求弹劾张居正和他的支持者冯保。也许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明神宗朱翊钧对昔日威柄震主的张居正日益不满，也许是在张居正的严格管理下有些厌倦了，当守旧派大臣提出这些要求时，明神宗朱翊钧觉得自己真的应该这样做。

明神宗朱翊钧也深知，要想树立自己作为皇帝的权威，就必须摆脱张居正的影响，而要彻底摆脱张居正的影响，就必须清算张居正，推倒张居正。只有这样，才能为自己开始亲政、独揽朝中大权打下牢固的基础。因而，清算已死的张居正成为明神宗朱翊钧亲政之后所做的第一件大事。但明神宗朱翊钧心里明白，张居正在世时，自己曾重用张居正，并许下了多少诺言。而今要实现这个转变，必须寻找时机，找到借口，而且要有计划，有步骤。可从哪里下手呢？经过权衡利害得失，明神宗朱翊钧决定先拿冯保开刀。

明神宗万历十年（1582年）十二月，明神宗朱翊钧以欺君蠹国之罪，免去冯保东厂提督之职，抄没其家产。张居正在世时，与冯保互为依存，谁也离不开谁。冯保垮台，张居正必在劫难逃。果然不出所料，明神宗朱翊钧随后将张居正重用的人统统罢免，同时为从前反对张居正的人一一恢复名誉或官职。

明神宗万历十二年（1584年）八月，明神宗朱翊钧神宗在都察院参劾张居正的奏疏中批示道：“张居正诬蔑亲藩，侵夺王坟府第，钳制言官，蔽塞朕聪……专权乱政，罔上负恩，谋国不忠。本当断棺戮尸，念效劳有年，姑免尽法追论。”不久，明神宗朱翊钧又诏夺了张居正所封官职、谥号，其家产被查抄，家人被谪戍。

张府人口，一些老弱妇孺因为来不及退出被封闭的张府，饿死10余口；张居正的长子张敬修留下了一份“丘侍郎（哮）、任巡按，活阎王！你也有父母妻子之念……何忍陷入如此酷烈”的遗书，自缢身亡；张居正80岁的老母还是在首辅大学士申时行的请求下才留有一所空宅和10顷田地。张居正生前绝对不会想到，他死后竟然会遭到一手扶持的明神宗朱翊钧如此无情的惩处！明神宗朱翊钧这种一百八十度的态度转变，显然是他长久地处于张居正的约束之下的心理变态后的大发泄。而张居正的政治悲剧，原因有很多方面。首先，张居正过度自信，没有给皇帝明神宗朱翊钧足够的自信，威权震主，最后才引来了皇帝的报复。其次，张居正执政的时期过于专权，得罪的官员太多。被张敬修骂作活阎王的丘哮即其一。丘哮，诸城人，性格刚直，好争论。明穆宗隆庆年间罢官在家。明神宗万历初年，很多言官向朝廷推荐丘哮。但张居正很厌恶丘哮，没让他重新出来做官。明神宗朱翊钧深知这层关系，等张居正死后，特派丘哮跟太监张诚去抄张家。丘哮用法酷烈，不免有公报私仇的嫌疑。张居正夺情一事，也开罪了许多正直的士大夫。禁讲学一事，又开罪了许多知识分子。最后，张居正对于慈圣皇太后的父亲李伟等人，没有给予充分的方便，以致明神宗朱翊钧清算张居正时，慈圣皇太后并没有为张居正说话。如此看来，张居正是一个极自信的人，不能虚己待人，而是过于苛刻专制，所以，张居正招来报复，从某种层面上来说是咎由自取。但是，对于明神宗朱翊钧来说，清算张居正是自己开始亲政的基础，推倒张居正，也就树立了皇帝自己的权威。明神宗朱翊钧称张居正“罔上负恩”，其实他自己何尝不是忘恩负义？

虽然张居正一生功过兼有之，但是作为一个封建士大夫，能任劳任怨地工作，敢于整顿松弛的政治秩序，能使国富民丰，边疆安全，也称得上是一个正直的好官。

李时珍，字东壁，号濒湖，湖北蕲州（今湖北蕲春）人，世代行医。他的祖父是悬壶济世的郎中，留下不少民间秘方（含偏方单方），他的父亲李言闻对医学也很有研究。

李时珍14岁时中秀才。在17岁后，他参加武昌府试，屡试不中，遂无心求取功名。从此，李时珍跟随父亲左右抄写药方或上山采草药。1545年，蕲州一带洪水泛滥成灾，灾后瘟疫流行，人民无钱求医。李时珍有志学医，又体恤民众疾苦，借此机遇临床实践，治好了许多病人。由于勤奋钻研，37岁的李时珍已成为荆楚一带的名医，“千里求药于门”者络绎不绝。他在行医中发现古代药典几百年未修，其中错误百出，往往因错投药石而误人性命，李时珍决心重修药典。

有一次，楚王的儿子得了病，久治不愈。楚王慕名派人请李时珍为他儿子诊病，李时珍治好了楚王儿子的病。楚王非常高兴，挽留他在府中任“奉祠正”兼楚王私人医生，李时珍同意了。他知道楚王一向与郝、顾两个富绅交往密切，而这两家藏书很多，借此机会可以弄到《神农百草经》《征类本草》等历代药典研究，既可以丰富自己的医学知识，又可以为今后撰著药典打下基础。不久，世宗下令让全国名医集中太医院，楚王只好遵旨推荐李时珍赴太医院任职。李时珍也借此机会更好地与名医切磋交流医术，同时，了许多民间看不到的善本医学经籍。在此期间，他几次提议编撰《本草》一书，但都被拒绝。李时珍只在太医院呆了一年，就告病归乡了。回乡后，他边行医，边查阅前贤著述、药典、典故、传奇等。此外，他踏遍青山、尝尽百草，足迹遍及河南、河北、江西、安徽、江苏等省，又攀登了天柱峰、茅山、武当山，采集标本，求教于药农、果农，亦冒险品尝了仙果（榔梅）、熟食鼓子花（旋花）。

李时珍花了将近30年的时间写成了著名的医药著作《本草纲目》一书，共50卷190万字。在这本书里，一共记录了1892种药，收集了11091个药方，详尽地讲述了各种药材的产地、形态、栽培、采集等，还说明了炮制方法，分析性能和功用，是一本不可多得的医药经典，被誉为“东方医药巨典”。《本草纲目》的药物分类是先矿物，后植物，最后动物。各类药物的排列顺序也大致是先简单后复杂，体现了自然发展史由无机到有机，由低级到高级的过程。200多年以后，达尔文看到李时珍作出如此分类的科学巨著时，也赞赏不已！

李时珍61岁时已将这部医药巨典编成，令人遗憾的是，10多年间几经奔波才找到一个书局肯予承刻，直到这位中国医药科学之王年届76岁瞑目的时刻，也未能见到自己著作的刻印本。值得告慰这位名医先灵的是，他逝世以后过了3年，初版问世。又过了10年，即传入日本、朝鲜。尔后又陆续被译为拉丁文、法文、俄文、德文、英文等多种文字，流布于世界各地。目前仅英文版本就有十几种。他的心血结晶至今仍在为全世界人民的健康与幸福作着贡献。

吴承恩，字汝忠，号射阳山人，明代家。吴承恩一生创作的诗、词、文章很多，可惜大部分不存世，后经人遍索遗稿，汇编为《射阳先生存稿》四卷。他喜爱野史奇闻，曾仿唐传奇创作《禹鼎志》，是一部有鉴戒意义的短篇志怪。他一生中最著名、最有影响的著作是长篇神话《西游记》。

《西游记》中的故事有许多早在民间流传，吴承恩在说书艺人和无名作者创作的基础上，进行了再创作，融入自己对现实生活的感悟，撰写了这部伟大的、具有现实意义的长篇。《西游记》的艺术成就非常高，它应用神性、人性和物性（自然性）三者合一的方式来塑造人物。孙悟空的形象在中国文学史上更是独具特色，有神的威力却闪现着现实社会中人与动物的习性，在古代同类中十分罕见。通过丰富大胆的艺术想象，创造了一个充满神奇色彩的神话世界，故事情节曲折生动，精彩紧凑，充满了浓厚的艺术魅力。的语言是在口语的基础上加工提炼而成，生动而流畅，极富表现力。人物语言个性鲜明，有很强的生活气息，具有幽默诙谐性。在结构上，以取经人物的活动为主线，逐次展开情节，枝干分明，颇具匠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