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四章 由盛转衰（2 / 2）

于谦为人太过正直，所以才触怒了后来阴谋陷害他的徐有贞、石亨这两个小人，非要置其死地不可。对徐有贞来讲，当初他首议南逃迁都，于谦带头叱责，已经让他对于谦恨之入骨。后来，于谦为人善良，徐有贞求于谦在明代宗朱祁钰面前说好话给自己升官，于谦果真一口答应。但是，明代宗朱祁钰坚持不答应升迁徐有贞。为此，徐有贞“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至于石亨，北京保卫战之前，他从大同战场逃归，本来被夺职，正是于谦保荐，他才得重新启用，且一战成功。于谦不允许其子入京陛见皇帝，并斥责石亨不以公行事。这样一来，石亨大恨，与于谦结下了梁子。

明代宗景泰八年（1457年），景泰帝朱祁钰重病期间，五清侯石亨、徐有贞、宦官曹吉祥等人密谋帮助明英宗朱祁镇复辟。事有凑巧，当时北边传来了瓦剌骚扰边境的战报。于是，石亨借机以保护京城安全为名调兵进城。直奔南宫。石亨派人撞开了宫门，请明英宗朱祁镇登辇，众人的士气空前高涨，簇拥着明英宗直奔大内。守门的军卒本想阻拦，这时，明英宗朱祁镇站了出来，守门的兵卒傻了眼。众人兵不血刃进入了皇宫，朝皇帝举行朝会的奉天殿而来，并将明英宗朱祁镇扶上了宝座。这时已是天色微亮，众朝臣已经等在午门外准备朝见，听到钟鼓齐鸣，便按序走入奉天殿。不料，竟然发现宝座上的皇帝已经不是明代宗朱祁钰了，而是明英宗。正在众人犹豫之际，徐有贞站出来大喊“太上皇复辟了”。众朝臣见此，只好跪倒三呼万岁，明英宗朱祁镇就这样又重新取得了皇位。

明英宗朱祁镇复辟后，改元天顺，以谋逆罪冤杀了北京保卫战的功臣于谦。当徐有贞、石亨去抄家时，竟然发现于谦家里“家无余资”，令明英宗朱祁镇也大惊失色。多年以后，一次石亨的亲信陈汝言获罪被抄家，明英宗朱祁镇亲自监督，竟然发现陈汝言家私万贯，大为震怒，说：于谦掌管兵部多年，家无余资，而陈汝言只做了一年，居然能敛到这么多？据说于谦临刑的时候，日月无光，京城百姓，包括一部分曹吉祥的亲信都痛哭不已，甚至为于谦安葬。可见这公道自在人心，是杀戮所不能灭绝的，而明英宗朱祁镇冤杀于谦则无疑是把自己和杀害岳飞的宋高宗赵构以及后来杀害袁崇焕的崇祯皇帝朱由检划归为一类。

于谦诗文亦佳，《石灰吟》被认为是他人生的写照：

千锤万击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

粉骨碎身全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

于谦与王文被判极刑时，王文不停申辩自己无罪，于谦坦然，笑着说：“此必石亨等人主意，争辩又有何用！”怡然受刑。于谦的死刑处决方式极其残酷，先被剁去手脚，再被处死，几乎介于腰斩和凌迟之间。后世之所以很少有人知道于谦死状，是因为明英宗朱祁镇的儿子明孝宗朱见深替老子修实录时，为掩遮父过，让人删除了处死于谦的有关记述。当时，有兵将感于于谦的忠义，收取其遗骸殓之。一年后，于谦的尸身才得以归葬杭州。

东厂和西厂“为明代独有之弊政”。与东厂一样，西厂也是一个特务组织，始立于明宪宗成化十三年（1477年）。设立的地点就在西城灵济宫前面的一家灰厂内。明宪宗朱见深为什么要在东厂之外再设立西厂呢？据说是明宪宗朱见深觉得要知道外面的事情，单有一个东厂远远不够。

事情还得从明宪宗成化十二年（1476年）说起。这一年的七月，京师捕获“妖人”。有人说“妖人”名叫“李子龙”，借助宫内太监鲍石、郑忠的帮助进入内府，登万岁山观望，图谋不轨。

总之，“妖人”抓住后，皇帝朱见深派太监汪直在灰厂审讯此事，随后就干脆在灰厂新立了一个特务机关即西厂，由汪直提督厂事。汪直是很有点特务才能的，据说他能够化装成平民百姓往来于京城之间，“布衣小帽，时乘驴或骡，往来京城内外，人皆不之疑”。京城内外，大政小事、方言巷语，汪直都能一一向皇帝汇报。西厂正式成立后，汪直借用锦衣卫中的力量，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了他的特务网络，据说“自诸王府、边镇及南北河道，所在校尉罗列”。西厂的特务人数，在当时比东厂要多出一倍。东厂的太监尚铭，也不得不俯首听命于汪直。

因此，西厂气焰非常嚣张，成立的当年就连兴大狱，逮捕了郎中武清、乐章、太医院院判蒋宗武、行人张廷纲、浙江布政使刘福、左通政方贤。明代各省的左、右布政使是从二品，品秩相当高。然而西厂却可以不经皇帝同意就擅自抄捕。

这种情形让当时的大学士商辂、兵部尚书项忠忍无可忍。商辂向明宪宗朱见深建议，撤销西厂，主要的理由就是擅抄没三品以上京官。其疏还有这么几句话，可以让我们想见当时西厂对正常的政治秩序的破坏：“自直用事，士大夫不安其职，商贾不安于途，庶民不安于业。”孟森曾说东厂、西厂这样的特务机关只是凌蔑贵显有力之家，尚未至得罪百姓。可是，《明史》中就提及汪直的西厂对于民间打架斗殴、鸡狗之类的小事，也处以极重的刑罚。

看来，商辂所说的“庶民不安于业”并非夸张。当然，皇帝朱见深有自己的看法。明宪宗朱见深接到商辂的奏疏，说：“用一个宦官，哪里就至于这样呀？”但终于拗不过商辂的坚持，加上兵部尚书项忠也上疏请求撤销西厂。因此，明宪宗成化十三年（1477年）五月，西厂撤销，汪直回御马监办事。

但是，同年六月，商辂和项忠就先后被罢免，西厂又恢复了。这一恢复，就一直到明宪宗成化十八年（1482年）汪直失宠以后撤销为止。总共计来，西厂在成化朝的历史上存在了五年多。

成化朝的西厂，一方面是扩大了明代特务的职能与侦察范围，侦察的地点不限于都城、地方，而遍及南北边腹各地，这是此前的东厂所没有的；另一方面，明宪宗朱见深之设西厂，无疑加强了皇帝对于特务组织的偏爱心理。后来的武宗，也就是宪宗的孙子，就效仿他祖父的做法，非但重建西厂，又增设了内行厂。特务组织的存在，使原本属于厮役之流的旗尉得以肆意凌辱大臣，也算是明代的创举了。

明宪宗成化二十三年（1487年）九月初六，皇太子朱祐樘即位，是为明孝宗。次年，明孝宗朱祐樘改元为弘治。明孝宗朱祐樘颁布大赦天下的诏书，同时斥逐了佞幸李孜省、太监梁芳和外戚万喜等人。不到一个月，明孝宗朱祐樘有旨汰传奉官，于是罢黜右通政任杰、侍郎蒯钢、指挥佥事王荣等2000余人，又罢遣禅师、真人及西番法王、国师等1000多人。

李孜省本是布政司吏员，待选京职时贪赃事发，藏匿不归。李孜省得知明宪宗朱见深好方术，于是学道家五雷法，结交太监梁芳等人，以符箓求进，得到明宪宗朱见深宠幸，竟然官至礼部右侍郎，并掌通政使司之事。李孜省以扶鸾等手段迷惑明宪宗朱见深，日益作威福，搢绅进退，多出其口。加之执政大臣万安等人从而附丽，势焰更炽。

太监梁芳是个贪黩谀佞之辈，因谄事万贵妃为靠山，又与李孜省等勾结，共为奸利。梁芳取中旨授官，不由吏部，前后多达数千人，称为“传奉官”，一时诸杂流加侍郎、通政、太常、太仆、尚宝者，不可悉数。士论虽以此为耻，梁芳等人却将其作为把持朝政的基础。

万喜与万通、万达均万贵妃之兄弟，倚仗万贵妃的权势，又与太监梁芳、妖人李孜省勾结一气，大学士万安又附为同宗，沆瀣一气，朝臣为之侧目。

李孜省、梁芳、万喜等人的斥黜，使朝廷官员们为之一振，他们遂将这一愿望寄托在新皇帝身上。明孝宗朱祐樘登基之初，六科给事中及十三道监察御史立即交章弹劾李孜省及其党羽邓常恩、赵玉芝交结太监梁芳、外戚万喜等诸不法之事，并且建议追究万贵妃之罪。但明孝宗朱祐樘是个生性宽和的人，这也许与他少年经历坎坷有一定关系。明孝宗朱祐樘以“宅忧”为由，只将梁芳谪为少监，万喜降为指挥使，李孜省及其党羽邓常恩、赵玉芝等谪戍陕西边地，而诫勿言万贵妃之事。

这一年的十月，以刚直敢谏闻名的资深大臣王恕被召为吏部尚书。王恕的直言在明宪宗朱见深朝是著名的，其“先后应诏陈言者二十一，建白者三十九”，皆力阻权幸，因此民谣说：“两京十二部，独有一王恕。”结果不仅贵近侧目，明宪宗朱见深也颇厌苦之，先是将王恕遣往南京任兵部尚书，后来索性借南京兵部侍郎马显乞罢之机，附批令王恕致仕，乃至朝野大骇。这次王恕被重新起用，并入主吏部，使朝廷政策及用人方针发生了根本变化。

明孝宗朱祐樘即位，“始用廷臣荐，召入为吏部尚书。”这其中起到微妙作用的却是一名有影响的资深太监怀恩。怀恩在明宪宗朱见深朝掌司礼监，当时汪直掌西厂，梁芳、韦兴等用事，怀恩地位在他们之前，性格忠耿无所挠，宦官们对其敬惮有加。为保护直言官员，怀恩不惜与宪宗朱见深争执。怀恩素闻王恕的直言，经常叹道：“天下忠义，斯人而已。”明宪宗朱见深晚年，因万贵妃谗言，曾想改立太子，怀恩力争，被斥居凤阳。太子朱祐樘即位后，将其召回宫中，仍掌司礼监。于是，怀恩力劝起用王恕，斥逐大学士万安。

起初明孝宗朱祐樘的精力主要放在了整顿吏治方面：罢免了以外戚万安为首的“纸糊三阁老”；将成化朝通过贿赂、溜须拍马发迹的官员一律撤换；斥逐佞幸之臣，礼部侍郎李孜省、僧人继晓等，或杀或贬，逐出京师；而一些获罪较轻的官员，或贬官放逐，或流放边地，或孝陵司香。人们很快便不得不对这位年轻皇帝刮目相看了。斥佞用贤的弘治初政，给成化后期混乱的朝廷打了一针兴奋剂，朝廷官员们感到那失去的秩序仿佛重又来临了。

明孝宗朱祐樘的治国方略核心即在任用大臣。大量起用正直贤能之士，重新启用了一些在成化朝由于直言被贬的官吏，其中著名的有王恕、马文升等人，以及徐溥、刘健、谢迁、李东阳等贤臣，并为前朝功臣于谦建旌功祠，使得无论是朝中还是宫中都为之一新。弘治一朝，名臣辈出。内阁的大学士、六部的尚书，都是贤明有能的道德君子。刘健、谢迁、邱濬三位大学士，六卿之长吏部尚书王恕，都是著名的学者与能臣。成化年间有一句谚语：“纸糊三阁老，泥塑六尚书。”那意思很明白，大学士万安、刘吉、王翊以及六部尚书，都不过是一些无能之辈。反观弘治朝的阁、部大臣，则是人才济济。

明宪宗成化二十三年（1487年）十月，明孝宗朱祐樘即位才一个月，就罢免了品格不好的万安，选用徐溥入阁；十一月，又录用刘健入阁；明宪宗弘治四年（1491年），邱濬入阁；弘治八年（1495），邱濬死后任用谢迁、李东阳为阁臣；明宪宗弘治十四年（1501年）九月，秦濬入阁。

徐溥是当时的南直隶宜兴人，明孝宗弘治五年（1492年）后任首辅大学士。徐溥的辅政风格，讲究“安静、守成法”，与明孝宗朱祐樘的性格有契合处。而且，徐溥与同僚谢迁、李东阳等人之间，不存在权力斗争，相互间配合得很好。

明朝的皇帝大都是粗暴的，从明太祖朱元璋起就动不动鞭挞大臣，但终明孝宗朱祐樘一世，未鞭打过一个大臣。明孝宗朱祐樘对深孚众望的大臣刘健、谢迁格外器重，总是称“先生”而不喊名字。每次下朝，明孝宗朱祐樘都要临轩而送，看到两位大臣走后才肯回宫。明孝宗朱祐樘生活也十分俭朴，每餐不过两菜一汤。由于幼年营养不良，明孝宗朱祐樘很早就脱发，乃至谢顶。节俭之余，明孝宗朱祐樘对大臣的生活却格外关心。明朝的官员大都是薄俸，大学士一年的俸禄不过几百两银子。明孝宗朱祐樘多次召对大臣刘健、谢迁，临走时总是从袖口里拿出两锭银子，温勉有加，告知这是私下从大内取出给两位补贴家用的。大臣们无不为之动容。

大臣之间的和睦相处，自然能够形成一种与皇权相制衡的“文官”权力。从明孝宗弘治八年（1495年）起，已经做了八年好皇帝的明孝宗朱祐樘，据说“视朝渐晏”，就是上朝上得晚了一些。这在儒臣们看来，是皇帝走向堕落的初步。明孝宗弘治十年（1497年）二月，徐溥等人向皇帝上疏，要求皇帝远离诱使皇帝斋醮的宦官李广，而将更多的精力放在处理朝政和接触儒臣上。与绝大部分明代皇帝不同，明孝宗朱祐樘能够非常谦虚地接受大臣们的意见，就在明孝宗弘治十年（1497年）的三月于文华殿召见了内阁大学士徐溥、刘健、李东阳、谢迁，集聚一堂共商政事。议事完后，皇帝赐诸位大臣吃茶，然后散去。召见大臣，面议国事，在当时被称为“盛事”。终弘治一朝，从《明史·孝宗本纪》中的记载看，除这一次首开先例外，大概先后还有过四次。像这样召见阁臣面商国家大事，其对于大臣们的激励作用是可以想见的。所以，一方面，可以看出弘治一朝君臣关系之和睦；另一方面，也可以看成是明孝宗朱祐樘对于儒臣的信任。

内阁大学士之外，弘治一朝的六部大臣，也都是正人君子。例如，吏部尚书王恕在弘治一朝的政治中就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王恕，字宗贯，号石渠，陕西三原人。王恕在成化朝的时候就因平大藤峡瑶民起义、安抚荆襄流民而名满天下了。前文已经说过，王恕因为敢于直言，得罪了汪直，一直只能在南京做官。但是，王恕在南京尚书任上仍然是敢于言事。所以，明孝宗朱祐樘一即位，就听从群臣的推荐，召王恕为吏部尚书。在不设宰相的明代，吏部尚书是诸卿之长，掌管对官员的考察与任命，权势颇重，高于其他各部。王恕在吏部所荐用的都是正人君子。据说，王恕曾带着他的第七个儿子王承裕到京城。王承裕每天为父亲接待来访的朝臣名士，和他们交谈，然后将自己的观察原原本本地告诉父亲。继王恕之后任吏部尚书的大臣中，马文升也声名甚盛。李东阳后来有诗，称赞明孝宗朱祐樘之善待人臣，其中有一句说：“近臣常造膝，元老不呼名。”说明明孝宗朱祐樘对待大臣总像是对待家人一般亲切。

在信任大臣之外，明孝宗朱祐樘又要求加强对臣工们的考察，这便涉及到一个完善考察制度的问题。孟森曾说：“明之一代立法创制，皆在太祖之世。至孝宗朝，始有修明之举。”意思是说，明代的制度基本上是在明太祖朱元璋统治的时候就已经建立，后来的皇帝中能够提出较贤明的政治制度的，也就是明孝宗朱祐樘。

在明代的皇帝中，明孝宗朱祐樘最为仁慈。明孝宗朱祐樘对于救荒的工作非常重视，要求各级官府都要设立常平仓，以应付灾荒。

在内政上最主要的措施是大力兴修水利，发展农业，繁荣经济。明孝宗弘治二年（1489年）五月，开封黄河决口，明孝宗朱祐樘命户部左侍郎白昂领5万人修治。明孝宗弘治五年（1492年），苏松河道淤塞，泛滥成灾。明孝宗朱祐樘命工部侍郎徐贯主持治理，历时三年方告完成。从此，苏松消除了水患，再度成为鱼米之乡。

在刑罚方面，明孝宗朱祐樘要求慎重施刑。在明孝宗朱祐樘的这种要求下，一些素以残酷闻名的特务机构如锦衣卫都变得仁慈起来。据历史记载，于谦的女婿朱骥是当时的锦衣卫使，在审理大案时，十分谨慎，从不轻易定人死罪。明孝宗朱祐樘所任用的执法官吏比较贤明、公正，一扫明宪宗朱见深时代特务横行的恶劣风气。

明孝宗朱祐樘对自己的要求也比较严格，尽管由于幼年坎坷的生活使他一直身弱多病，但他却勤于政事，不仅早朝每天必到，而且重开了午朝和经筵侍讲，每天请有学问的大臣向自己讲解“圣贤经旨，帝王大道”，向群臣咨询治国之方，使得大臣有更多的机会协助他办理政务，也使他有更多的时间处理政事，从而避免受到宫中妃嫔、宦官的不良影响。明孝宗朱祐樘还开辟了文华殿议政，其作用是在早朝与午朝之余的时间，与内阁共同切磋治国之道，商议政事。

明孝宗朱祐樘的勤政终于得到了回报。他在位期间，吏治清明、社会安定，是明代历史上少有的经济繁荣、人民安居乐业的和平时期，被史家称为“弘治中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