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6章 兵锋指向越西北（2 / 2）

中共中央军委接到罗贵波的报告后很快于1952年4月19日复电，原则上同意罗贵波上报的西北战役方案，并提醒应注意两件事：（1）加强战场准备工作，应选派比较强的干部，组织若干武工队，进入西北地区详细侦察义路、山萝、莱州地区的敌人的工事、道路交通、粮食等情况，并且积极进行群众工作，创造主力开进和作战的条件；（2）除部队的政治整训应注意少数民族政策的教育外，在军事演习中，应注意攻坚的战术教育，要注意攻坚演习，以提高攻坚能力和信心。现在云南训练的炮兵团是否提前回越，亦请考虑。

彭德怀主持军委工作后，对越南战场的战略、战役指导愈加细致；另外，中共中央联络部于1951年成立，中共早期领导人之一的王稼祥从驻苏联大使任上归国，就任中联部第一任部长。中联部内专门设置了“越南处”，有“越南通”之称的张翼奉命从越南南方归国，就任越南处处长。

张翼，1913年出生于越南南方一个华侨家庭，1922年回中国读书，1934年参加革命。20世纪30年代，他就读于北平的中国大学文学系，1938年入党，同年转移到上海。在上海，张翼不幸患了肺结核，到广东汕头养病。不久，经中共汕头市委书记批准，他回越南南方休养。在越南，张翼参加了越南南方反对法国殖民主义的斗争，曾任越南南部华侨解放联合总会主任，和越共领导人黎笋、黎德寿等人有许多工作往来，彼此十分熟悉。

在张翼之后，还有几位在越南工作过的干部调进中联部越南处，组成处理越南问题的工作班子，其中有曾于1950年跟随陈赓入越的周毅之。

从1952年5月开始，越军着手进行西北战役的准备，成立了红河左岸战区，负责经略红河以西以富寿、安沛为中心的根据地。该地区将成为越军进军西北的重要通道和补给基地。杨友棉被任命为左岸战区司令员，杜梅任政委。

杜梅于1917年2月2日出身于河内清池县东美乡一个农民家庭，1936年当上了油漆工，同年参加革命，1939年加入印度支那共产党。1941年杜梅被捕，被判处10年徒刑，但他于1945年越狱，重新投入了战斗。在抗法战争中，杜梅先后担任河东省委书记、河南省委书记等职。就任红河左岸战区政委，使杜梅首次担任战略方向上的重要职务。后来，1991年6月27日，杜梅担任了越共中央总书记。

1952年5月29日，中共中央军委致电罗贵波，明确了在越南的两个顾问团的统一领导问题：“韦国清由于健康一直不好，不能回越南工作，军事顾问团即由你来兼任团长，梅嘉生任第一副团长，邓逸凡任第二副团长。前方实际工作即在你的指导之下，由梅、邓二人负责处理。”

越南劳动党中央决定从5月开始在全军进行政治整训，中国军事顾问团的政治顾问们从制定整训目的，到整训的内容、方法和组织实施，都给予了全力以赴的帮助。

与此同时，中国军事顾问帮助越军建立了正规的后勤供应和服务体系。这项工作主要由马西夫负责。

由于长期的游击战争，1950年以前，越军没有正规的后勤供给制度，也没有详细的后勤条例和规定，军队中的经济工作秩序混乱。马西夫就任越军总供给局顾问，与供给局负责人陈登宁相互配合，在边界战役之后一年多的时间里，为越军制定了一系列规章制度，重要的有《后勤总局工作条例草案》，以及军需、军医、军械、运输等方面的工作条例，为越军设立了自成系统的后勤管理制度，制定了供给标准和相应的财务管理制度。

边界战役之后，越军即实行新的后勤制度和财务规章制度。和平战役后，越军的后勤管理逐渐正规化，后勤保障系统初具规模。在马西夫主持下，中国军事顾问团后勤顾问组对越南后勤军官进行了业务培训，一部分越军后勤干部被送到中国的军事院校学习。

在越南南方，以黎笋为书记的越南南方局率领军民展开了活跃的游击战，渐渐在越南中部蜂腰地带以南和越南最南端的金瓯地区，开辟出越来越大的游击区，有力地牵制了法军。

越军在准备新的攻势，法军并非没有察觉，法军对西北地区的担忧更是显而易见。为了牵制越军主力向莱州方向进击，法军指挥部加紧了对盘踞在中国云南对面越南边境群山中的土匪、中国国民党残军，以及当地越南少数民族“独立”武装的支援和装备。到1952年春天，在越南西北边境地区，以刀家栋、周光录、杨道尧等人为首的数股土匪武装已有数千人之众，形成了声势。

1952年5月，越南花龙地区的土匪酿成武装暴动，当地越盟政府带领部分民众，由越军第148独立团一部掩护，退入中国云南省河口的桥头、老卡一带，粮弹将绝。

法军这一招形成了对越军西北后侧的威胁。罗贵波为此于5月24日急电云南省委和省军区：“据报敌军进至老街市郊附近骚扰，破坏仓库，掠夺民财，目的在于扰乱后方，牵制我剿匪部队。越共提议，或者请云南派兵一部进驻河口，或者从越境配合剿匪的部队中抽调回两个连至一个营驻守老街。”

5月28日，云南蒙自地委急电云南省委，报告说退入河口的越南军民处境窘迫。云南省委即电示蒙自地委先借给越方半月之粮。

这股背景复杂的敌对武装不除，即将开始的西北战役就有后顾之忧。在越南劳动党中央请求下，中共中央军委命令云南边防部队出境，与越军合作，以迅猛之势将这股敌人剿灭。

军事行动首先在云南东部边界对面展开。5月下旬，解放军第37师的一个团从广南县出发进入越南，在越军一个营配合下，追剿杨道尧、曹世凯匪徒。解放军在一个月中战斗十余次，歼灭匪徒340人，生擒杨道尧、曹世凯。

在河口当面，解放军第113团在5月中旬即进入越南黄树皮地区剿匪。随后，云南军区又组织8个营的兵力，从6月初开始，经过3个月作战，全歼国民党残军“滇南剿共救国军”指挥官陆正荣以下2221人。战斗中，解放军也付出了代价，因伤亡和伤病减员1023人。

为配合援越抗法，解放军在中越边境剿匪

解放军入越剿匪作战时，法军曾使用战斗机袭扰。5月17日，法军战斗机3架，向正在黄树皮剿匪的中国军队扫射，但没有造成伤亡。7月3日，法军战斗机11架，飞至中国河口上空投掷两枚炸弹，炸断了长途电话线。7月4日，法军轰炸机3架飞临云南马关县城上空，投弹多枚，炸毁和焚烧了民房415间，造成居民261人伤亡，其中亡107人。

这些牺牲都由中国人民默默承受了。据统计，仅从1950年9月至1951年9月的一年中，美、法各型飞机飞临云南的河口、金平、镇武、车里、佛海、澜沧、江城等地侦察、扫射和投弹，计318次。

1952年9月24日，通过中国军事顾问团电台，越南劳动党向中共云南省委拍发了就此次越中边界剿匪战斗的感谢电：

云南省委：

顷接报悉，你们奉中共中央命令派遣部队帮助我们将老街、河江之大部土匪消灭，同时帮助我们的部队巩固群众基础，帮助当地人民谋生，剿灭匪特。谨致诚挚的感谢，并请转具有高度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之英勇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各单位。

越南劳动党中央

1952年9月24日

越军312师中国顾问董仁（右）和助理顾问李思恭1952年越南西北战役中合影于安沛

剿匪战斗解除了越军的后顾之忧，中方仍表示，一旦情况紧急，越中边界地区的越南政府和部队可以临时避撤到中国云南境内。为此，中共西南局在9月4日曾电示云南省委：“同意你们的处理办法，如越方政府人员被迫撤入我国，要给予热情的帮助和招待。”

进入8月，西北战役的准备已到最后阶段，越军总军委召开了组织工作会议。会议在中国顾问许法善协助下，由总政治局主任阮志清和组织局局长阮仲永主持，强调加强党在主力部队中的作用。中国后勤顾问们根据与越方一起编制的计划，从国内调运来大量的武器装备。

西北战役计划确定，以第312师为先头部队，先行挺进西北。这时，第312师顾问董仁已经和师长黎仲迅、政委陈度很熟悉了。董仁认为越南部队是有战斗力的，关键是要继续提高指挥能力。他来到第312师后，遵照顾问团首长的指示，集中了上百名团、营、连干部进行整训。现在董仁知道，该由战斗来检验雨季整训的成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