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5章 神秘的亚热带丛林（2 / 2）

1989年夏天，当年的顾问团成员聂如惠深情地回忆了她的婚姻：

我是贵州盘县人，1930年生，抗日战争胜利后到云南昆明上高中，在学生运动高潮中，先参加“民青”，又于1949年年初加入地下党，当年秋离开昆明进入滇北参加了“边纵”独立团。建国以后我来到昆明，在云南军区办的速成中学当教员。

1952年夏，周耀华从越南到昆明休假，我想一定是领导上有意安排，总之是在我们学校教务主任的家里，我们第一次见面了。周耀华是河北藁城人，比我大7岁，那年29岁。初次见面，我们彼此印象不错。

从那天以后，周耀华天天派他的警卫员给我送一封信，每天读他的信成了我的一桩大事。年轻的警卫员来得勤，信还非得送到我手里不可，不能转交。学校的协理员不知道怎么一下子不乐意了，为这事我和他吵了一次。协理员的“无情阻挠”使我和周耀华之间的感情迅速升温，距离第一次见面还不到一个月，我们就结婚了。

结婚以后，军区同意我随周耀华去越南军事顾问团，我就此成为团部的工作人员，留在顾问团团部当书记员，担负抄写和文件管理。到了越南以后，周耀华赶着参加西北战役，我和他见面的机会并不多。在越北，我工作到1953年的秋天，在又一个旱季到来之前和丈夫一起回到昆明。

顾问李增福的婚姻经历比周耀华略晚些，几十年过去，他做此回忆的时候思如泉涌，几度停下话语，沉浸在悠悠往事之中：

边界战役以后不久，我和周耀华被抽调到设在中央根据地的越南陆军干部学校，给越军团、营军官们讲课，一干就是8个月。我们的驻地在太原，离越南的中央机关很近。我算得上性格开朗的人，很活跃，顾问团首长都愿意和我说上几句话。也不知是不是这个原因，和平战役以后，不少顾问回国轮换了，我一直没有动，就在太原那个小山沟里成天忙着。

到了1953年年初的一天，邓逸凡找我说：“小李，人家都回家看过了，你也回家看看老人吧。”

我告诉他，我回去，恐怕连家也找不到了。1946年我离开苏北去东北，母亲赶到驻地来和我见了一面，此后全没了音讯，我打听了几次也没有打听着，只怕回去了要伤心呀！

邓逸凡说：“现在国内和平了，你总有个亲戚在家乡吧，回去一打听总能有个下落，要不然，找地方政府，他们也会帮助你。还是回去看看吧。还有，要解决什么事情，也趁回去的时候一起办一办。”

听首长那么一说，我心头一动，就回了江苏沭阳县。我先找到了姨父，果然打听着了母亲的下落。原来母亲已经搬了家。

我急急忙忙赶回家，从一个破草房里先出来的是弟弟，他一见我全副戎装的样子，竟吓得缩了回去。接着是母亲出来了，一看见我，她哗哗地流泪，哭了起来。

走进小草屋，原来两个弟弟和母亲生活在一起，家里很破败，和我走的时候差不多。母亲到邻居家借来一块豆腐，我们在一起吃了晚饭。

晚上，我怎么也睡不着。心想，家乡怎么这样穷呀，可是在过去，就是这穷地方养活了我们新四军。第二天，我叫上警卫员，到城里买了一套家具搬回家。那时我存了一千多元钱，这在当时可是不得了的事。我还拿出一笔钱，为家里修了房子。这一下震动了我的家乡，母亲高兴得不知道说什么好。

在家住了一个月，我回到广州听候顾问团的命令，准备随时回去。在广州军区招待所住下不久，军区组织部长把我叫了去。我和他从来没有见过面，也不知道叫我去做什么。他倒真痛快，开门见山地对我说：“你26岁了，还没有对象，这次回来就把这个问题解决了吧。”

我大吃一惊，不知道该怎么说才好，就回答：“我还年轻，这些年光想着打仗了，没有认真考虑婚姻问题。再说，我也不认识人呀。”

部长哈哈大笑：“不认识人没关系呀，我们给解决了。我找几份档案，你先看看吧。”

我回到招待所不一会儿，就有人送来了好几份女青年的档案，有照片有文字。当然，她们也都是军人。我挨个看了一遍，都挺好，就是我没有主意。我还琢磨，这事接下来怎么办呀？第二天部长又叫我去了，问我选中了哪一个。

我张着嘴说不出什么，想了一想，说：“都挺好，可是我谁也没有见过面呀。”

部长低头从几份档案里挑出了一份，递过来，问：“她怎么样？”

我还是不知说什么好。部长说：“既然这样，那就见见面再说吧。”

不一会儿，就有一个年轻姑娘进来了。部长介绍说：“这位就是在越南打仗的李增福同志，你们谈谈吧。”

部长这么一说，我们两个人互相看了一眼，顿时一人憋了一个大红脸，面对面坐下来，手脚都不知道该往哪里摆了。这比指挥一个营、一个团打仗难多了。

“谈谈呀。”部长直催我们，可是我们说什么呢？部长抽身走出屋子，让我们两人在一起谈几句。可是我们这两人呀，互相看了看，马上各自低下了头，过一会儿又抬头看看，到末了还是没说出话来。

一转眼，部长回来了，问：“谈得怎么样？”我别扭地说：“还没说什么呢。”

“那就说呀。”部长又催了几次。可是有他坐在跟前，我们就更说不出什么了。还是部长老练，笑一笑说：“不吭声就是没有意见啊。”他把手一挥，就像我们打仗时司令员做决定那样：“那就定了。”

定了，我的婚姻就这样定了。1953年5月，我们才见过面不过10多天光景，反正不到20天，就在广州结婚了。新婚妻子是军区报务员，山东莱阳人。幸运的是，我们结婚以后感情还真不错。但在事后想想部长大手一挥的样子，我们都有些后怕呢。这样的婚姻我们的后代大概是不会理解了，因为它只能是属于过去那个时代的。

两个月后，我回到了越南。事后一想也就明白了，中南军区怎么知道我没有结婚呢，当然是顾问团委托军区办的事。我们那个年月，有许多婚姻就是这样结成的。

雨季是军事顾问轮换入越的主要时节，一批新的师、团级军官披着雨雾踏进越北群山。归国后曾担任军事博物馆副馆长的董仁和夫人赵玉珍充满感情地回忆了那段经历。董仁回忆说：

1952年6月，我任第44军第131师参谋长，正在武汉的中南军区高级研究班学习。下旬的一天，天下着大雨，班主任宁学文突然找我谈话，开门见山地说，中南军区要在我们班抽调一个干部去越南，到中国军事顾问团担任顾问，帮助越南进行抗法战争。现在就决定你去。

我一点也没有思想准备，说：“为什么要我去啊？韩怀智

去不好吗？他比我年轻。”

宁学文摇摇头，说：“已经决定了，你就快走吧，现在吉普车正在门外等着你呢，快去军区干部部报到吧。”

一听说已经决定了，我立即表示服从命令，马上赶到了军区干部部。我跨进干部部的大门，干部部部长第一句话就对我说：“调你去越南当军事顾问，现在一切都准备好了，车票也为你买好了，你今天晚上就乘火车去北京，到中联部报到。至于家属和警卫员的问题你都不要管了。”

我说：“我的部队在广州，我总要回部队去交代一下呀。”

回答是：“什么都不要交代了，你的任务必须保密。”

事后我才知道，如此急如星火，是因为中南军区已经受到刘少奇副主席的批评了。我是军区报上去的第三名人选。当时对人选的要求太严了，我前面的候选人中也有一位是师参谋长，各方面条件都很好，名字报上去了，仅仅因为他妻子是华侨的女儿，有这层海外关系，就没有批下来。当第二个人选也没有批准的时候，刘少奇副主席批评了，说你们中南军区是不是有宗派情绪呀，为什么不把最好的干部送上去。于是就定下我了。

我当天就上了火车，到北京时有人接站，告诉我，一起去越南的还有几个同志，昨天刘少奇副主席已经见过他们，谈过话了，和你就不单独谈了，有关精神会很快传达的，你要尽快做好去越南的准备。

我到了北京没有几天，妻子赵玉珍也从广州抱着孩子，还带着一位警卫员到了北京。在战争年代，我接到过许多突如其来的命令，但是这次接到的命令大概是最神秘的。

赵玉珍，1932年出生在吉林梨树县，1948年3月初中毕业后参加了四野，接着参加辽沈战役，从东北平原南下，一直打到广州。她和董仁是在南下的行军路上结婚的，到达广州才有了一个安定的家。对于突接命令去越南，赵玉珍回忆说，那是永远不会忘记的旅途：

老董去越南真是太突然了，我压根儿就没有想到。1952年6月底，我是师干部部的一名干事，驻军广东东莞，大女儿才11个月。因为老董去武汉学习，家里的一切就由我一手包了。大约是6月下旬的一天，我接到了老董从北京打来的一个电报，电文很简单，就是一句话：“带一切物品立即来京！董仁。”

奇怪，他不是在武汉吗？怎么到北京去了。我拿着电报去找师长，还以为师长知道怎么回事呢。可是师长见了电报还挺不乐意，说，这个老董，有事怎么也不跟军里、师里说一声。他告诉我，师作战科也接到了老董的一个电报，要科里挑选一名警卫和我一起到北京去。也没有说什么原因。

那还说什么呀，我立即收拾东西，大大小小七个包袱，带着警卫员就坐火车上路了。这七个包袱可把我害苦了，因为我的家刚刚安定下来，我实在舍不得扔东西呀。

我手里还抱着11个月大的女儿，从东莞到广州没有座位，从广州到北京乘火车因为走得急也没买到座位。车厢里挤得要命，连包袱都没有地方搁，七个包袱放到了三个车厢，我手里托着女儿来回走着照管。列车员见我的样子挺同情的，问我要不要补个卧铺？我是东北普通人家的女儿，参军以后是一路走到广州的，我还不知道“卧铺”是什么。列车员说：“卧铺就是可以睡觉的地方。”偏偏我没有听懂列车员的南方口音，而且我也不相信这么挤的火车里还能有可以睡觉的地方，就摇了摇头。这下子，我在人堆里挤了四天四夜才到北京。等到了站走出车厢一见太阳，眼一花，差点就栽倒了。

老董来车站接我，告诉我要跟着他去越南。我直埋怨：“你怎么也不在电报里把事情说个明白呀？”他告诉我，请示了，这是军事秘密，领导上不让说。

没说的，跟着他去越南吧，可是11个月的女儿不能跟着一起去，虽然还没有断奶。我只好给远在吉林梨树县的母亲发电报，请母亲来北京把女儿带回去。发走了电报，我赶紧上街去为女儿买炼乳和奶粉。

从硝烟中走出的董仁虽然年过耄耋，但精神矍铄。图为董仁（面对镜头者）2013年参加部队活动时的照片

母亲上午到的北京，下午就抱着女儿回了吉林。我们也在同一天下午乘火车离开北京去南宁。一路上，奶水胀得我生疼，我想女儿，只能牵肠挂肚流着眼泪直到睦南关。

我们到南宁以后换乘卡车进越南，整整开了七天七夜，一路颠簸，这时候我惦念女儿的眼泪已经流完了，接上来的是因为剧烈颠簸引起的呕吐。我一路呕吐，直到大山深处的越南中央根据地，也就是顾问团驻地。战争，给女人带来的艰难是男人体会不到的。

董仁在顾问团团部见到了团长罗贵波。罗贵波告诉董仁，已经决定派他去越军总军委作战局担任顾问。

董仁希望直接到前线去。他提出，自己在部队一直是作战指挥员，冲锋陷阵，做参谋工作经验不足，是不是直接去作战部队为好？罗贵波同意了董仁的请求，改派他去越军主力师第312师当顾问，接替即将回国的顾问赵永夫。董仁在作战局的顾问空缺，后来由从朝鲜战场调来的茹夫一担任。

董仁随即带领两位助理顾问来到第312师，师长黎仲迅，政委陈度热情地迎接了他。按照预定的计划，董仁立即着手训练营连排基层军官。

和董仁、赵玉珍一起进越南的还有许法善。1989年9月，归国后曾任国家民航总局副政委的许法善回忆了这段经历：

我是陕西神木人，1918年生，小时候读过书。1949年建国时我是西北野战军第4军政治部干部部部长，当时随军部驻守在甘肃临洮。

1952年5月底的一天，我突然接到命令，总政治部调我去越南担任“组织顾问”，要我立即去北京报到。5月31日，我离开了临洮，第二天到达天水时正是六一儿童节，小孩们吵吵得很热闹。也许是要去战场了吧，我突然变得对孩子们格外留意起来，觉得他们真幸福呀。

来到北京以后才知道，西北野战军就去我一个人。在北京，总政治部副主任王玉桓找我谈了一次话，告诉我根据在越南的我国军事顾问团来电，他们急需要人，经总政治部考虑，认为我去是比较适合的。王玉桓对我说，你长期从事组织干部工作，有许多宝贵的经验。至于具体工作，到了那里以后听从顾问团首长的安排。顾问团的工作主要由中央领导，总政也负责一些具体的指导。家属问题，适合去越南的可以去越南，不适宜去的留在南宁“华南工作团”留守处。

我们在北京很快做好了入越准备，和我一起去的共六人，是王许生（保卫顾问，从华东调来）、王宗经（通讯顾问）、李时功（后勤顾问）、周复（后勤顾问），还有潘浩（宣传顾问）。

在北京那些日子里，我们几个人一起去了总参谋部作战部，一位负责人在挂着大地图的作战室里为我们讲了越南战况。印象最深的是他讲到文进勇率领的第320师活动在红河三角地区，仗打得很艰苦，在和平战役中起的作用很大，威胁了敌人的后方。总参谋部的干部还向我们介绍，越南的雨季很长，从4月持续到11月，约半年时间。一到雨季，双方都是易守难攻，所以越南人民军总是在旱季集中力量打一两个战役，歼灭敌人一批有生力量，然后在雨季整顿部队。

出发前，刘少奇会见了我们，在座的有中联部部长王稼祥，还有中联部负责此事的处长李起兴等几个人。那天天气很热，刘少奇请我们吃了冰激凌。

刘少奇说，我们已经赢得了革命的胜利，但是越南还没有，那里的战争还相当激烈。越南人民经过自己的奋斗，一定可以取得这场战争的胜利，如果有我们的援助，他们的胜利就可以来得更快些。如果越南解放了，我们漫长的中越边境线也就安宁了。所以我们应该援助越南这样的正在夺取革命战争胜利的国家。

中国顾问去那里是为了支援越南，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我们国家自己的利益。现在我们正在抗美援朝，有几十万志愿军在朝鲜。派你们去越南，总共百八十人，你们算算看，是派你们百八十人去合算，还是派至少十几万大军去守中越边境线合算？

我们异口同声地说，还是派我们百八十人好。

刘少奇说，那你们愿意去不愿意去？如果不愿意去，现在提出来是可以的，我们将另行选派别的同志。当然，选派你们去是因为你们合适，所以让你们都到北京来了。

我们又回答，我们愿意去，决不辜负组织上的信任。

刘少奇说，现在越南还很艰苦，还处于战争状态。我们虽然也艰苦，毕竟已经处于和平时期。现在既然派你们去，就对你们抱有希望，你们要和法国殖民主义军队打仗，要把他们赶到海里去，要把战线推到越南的中部或南部去。

刘少奇对我们说，战争是要死人的，你们要有牺牲精神，在越南牺牲是光荣的，牺牲在越南也是为了保卫自己。

我们表示，我们都是参加革命多年的干部了，我们从参加革命那天起，就准备着为革命献身，请中央放心。

刘少奇特别强调：“你们去一定要和越南同志搞好关系。我们是援助越南反击帝国主义侵略，我们和越南是兄弟关系。我们解放得早一点，积累了一些经验，但是一定要谦虚，对越南同志特别要尊重，这是很重要的。工作搞得怎样还是一个尽力而为的问题，和越南同志的关系搞得怎样可是个大问题。你们去了一定要尊重越南的风俗习惯。越南的风俗习惯和我们差不多，但还是有差别，我们要按人家的来。”

谈到最后，刘少奇幽默起来，说，你们去了越南，认识了越南的女同志，如果有了感情，可以结婚。如果人家愿意，可以带回中国来，但是一定要讲道德，不能半途甩了人家。

和刘少奇谈话后不久，我们六人一起乘火车离开北京。这时我们的同伴中又多了一对夫妇，他们是从南方赶来的董仁和赵玉珍。我们一起坐火车到了南宁，在南宁稍事停留，又到广西凭祥与在那里的越方办事处取得了联系，在那里停留一天后坐汽车乘黑夜进入越南。这时是7月盛暑中的一天，时当拂晓，只觉得越南到处是山，村庄和人烟稀少。

几天后到达军事顾问团驻地，团长罗贵波见到我们，即告诉我们说，你们的工作都已经安排好了。我被分配到越军总政治局组织局当顾问，和组织局局长阮仲永一起工作。他后来当了越南驻中国大使。

罗贵波在和我们见面时就吩咐说：“我们顾问的工作主要是提意见、提建议，最后还是要由越南同志来做决定。这是一条原则，大家要注意。”

大约是我们到达顾问团的第二天吧，胡志明来看望我们。他来到罗贵波的办公室，请我们去。胡志明非常热情，一个一个地问我们的情况。问完了，他问我们大家：“顾问同志们读过‘四书’没有？”

我们有的人说没读过，有的人说读过。我对第一次见面的胡志明说：“我小时候读过。”

胡志明应声即引《孟子·梁惠王》中的话说：诸公“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他引用中国古语再次表示对我们的欢迎，我深为胡志明对中国古典文化的熟悉而吃惊。

我在越南安顿下来以后，主要协助越军进行组织工作。我起草了《支部工作纲要》，组织轮训师、团的党组织书记，以后又轮训了党支部委员，还办了两期训练班，轮训营以上干部。我还在部队中搞了三查，查斗志、工作、思想，营以上干部每个人都进行了批评和自我批评。越军干部的轮训有成效，有的干部在“三查”中痛哭流涕，悔恨自己以往的工作没有做好。而这一切，都是为即将进行的西北战役进行准备的。

无须讳言，在越北群山丛林中度过的战争岁月是艰苦的。罗贵波多次向本书作者述及：在越南，顾问们的情绪虽然高昂，但对生活的艰苦，诸如水土不服等也有抱怨，大家思念祖国，希望回到胜利了的祖国工作和生活。

1952年，罗贵波有一次回国述职时向毛泽东汇报说，大多数顾问本着国际主义精神，安心在越南工作。但也有少数顾问因为越南天气炎热潮湿，蚊虫多，生活上不习惯，经常害病，打摆子，体重明显下降。加上法军飞机不断骚扰，有的顾问担心病死、战死在越南，他们希望回国工作。

毛泽东听了罗贵波的话沉吟片刻，说，白求恩是加拿大人，不远万里来中国，帮助中国人民抗击日本侵略者。他毫不利己，不惜牺牲一切，这就是国际主义精神。他光荣地牺牲在中国，埋葬在中国，他是一位很好的国际主义战士，我们永远缅怀他。

毛泽东转过话头说，我们有许多北方人在南方工作、战斗和生活，有的人牺牲在南方；也有许多南方人在北方工作、战斗和生活，有的人牺牲在北方。我们的顾问都是共产党员，党派他们去援越抗法，帮助越南工作，为什么不能坚持在越南工作、战斗和生活？

毛泽东随口吟出了两句诗：“青山处处埋忠骨，何必马革裹尸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