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 中国军事顾问团奔赴战场（1 / 2）

陈赓向高平走去的时候，在中国云南、广西境内整训的越军主力共计1.2万余人，正打点归国行装，准备投入战斗。

1950年7月中旬，除了正在砚山、龙州整训越军的人员以外，中国赴越军事顾问团全部集中到了南宁，韦国清宣布顾问团正式成立，他担任团长，梅嘉生任参谋长，邓逸凡任政治部主任。顾问团下设三个组，梅嘉生任军事顾问组组长，邓逸凡任政治顾问组组长，马西夫任后勤顾问组组长。梅、邓、马三人分别担任越军总参谋部、总政治局、总供给局顾问。韦国清本人担任越军总军委和总司令顾问。

军事顾问团成立了党委会，由韦国清、邓逸凡、梅嘉生、马西夫、李文一、邓清河组成，韦国清为书记，邓逸凡为副书记。

实际上，这个人事安排格局是在6月27日毛泽东、刘少奇、朱德会见军事顾问团后定下来的。那天会后，韦国清、梅嘉生、邓逸凡在颐年堂留了下来，刘少奇又一次走来，吩咐说，需要什么人选你们只管提出来，提出来由我们批准就行了。

刘少奇走后，韦国清主持三人会议，首先商定了工作安排。他们三个都是老熟人了，抗日战争中邓逸凡还担任过韦国清旅的政治部主任。韦国清说：“现在，我们三人就坐在一起了。中央要我抓总的工作，那么我就照办了。我想司令部一头就由梅嘉生来主持，那么梅嘉生就是参谋长了。政治工作这一头，归邓逸凡来管，今后邓逸凡就是政治部主任了。”三人一致同意这个分工。此后，顾问团中的顾问们都称梅嘉生为“梅参谋长”，把邓逸凡叫作“邓主任”。

这天的颐年堂会议确定，顾问团在7月中旬集中到广西南宁，在此之前，顾问们抓紧时间把个人事务处理好。

奔赴前线作战，对韦国清来说已经司空见惯，但这一次出国作战，还要离别新婚的妻子许其倩，却是韦国清始料不及的。

1950年2月下旬，新婚还不满一个月的韦国清从福州调到北京，和妻子许其倩住进由外交部安排的前门外解放饭店。在那里，他见到了韩念龙、姬鹏飞、袁仲贤、黄镇等老战友。这些军中战将都是准备第一批出国担任大使级外交官的，韦国清也是其中之一。

他们集中起来上了一堂外交课后，韦国清突然腹部疼痛难忍。开始他没有在意，拖了两天才去北京医院检查，结果发现是阑尾炎，要动手术。局部麻醉后一刀下去，医生才发现韦国清的腹腔有问题，阑尾炎已经引发了腹膜炎。韦国清本人痛得大叫起来，医生立刻将局部麻醉改为全身麻醉。麻醉过程中使用的乙醚使韦国清大受其苦。原来，韦国清对乙醚过敏，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韦国清在直罗镇和瓦窑堡两次战斗中负伤，动过手术，对乙醚特别敏感，一闻见就恶心，会引起头痛。到北京再次领教乙醚，韦国清难受极了。

4月初，韦国清病愈出院，被安排在前门东大街南侧的打磨厂街乡村饭店。这个饭店不属于外交部，而是中央军委招待所，韦国清夫妇住在二楼的一个小套间里。韦国清察觉，自己的使命变化了。

韦国清入住乡村饭店后，即被召入中南海，刘少奇和他谈话。刘少奇是韦国清的老上级，询问过韦国清的身体情况后即转入正题说：“韦国清同志，毛主席、朱总司令、恩来同志和我研究过了，答应越南胡志明主席的要求，我国秘密派出军事顾问团到越南，由你去当团长。”

韦国清说：“我服从中央的决定，只是我从来没有搞过顾问团。”

刘少奇说：“我们考虑过，觉得你比较合适。打仗、军校自不必说了，谈判小组你也搞过，同美国人打过交道。你又是广西人，到越南工作有比较方便的一面。”刘少奇接着说：“对顾问团的工作，毛主席十分关心，我们几个也亲自过问，一定要搞好。你有困难，就来找我们。”

韦国清接受命令后立即忙开了，着手组织人马。许其倩记得，有一次周恩来让秘书打电话给韦国清，要韦国清凌晨1时到中南海面谈工作。周恩来早就知道韦国清，但直接接触是1946年韦国清担任徐州军调小组中共代表的时候。当时，周恩来、马歇尔、张治中一起巡视各地，途经徐州由韦国清接待住了两天，多年后，周恩来还谈起过这次会面。

1950年，初入越南的中国军事顾问与越南战友合影。前右四穿白衣的是黄文欢，左三韦国清，左五武元甲，左七陈赓

许其倩参军前在苏州上过大学，是中共候补党员。在那个充满理想的年代里，她理解丈夫做的是大事业，应该倾心支持。韦国清出国前，许其倩协助韦国清做了一部分秘书工作，为丈夫打点了行装。她到北京东单的旧货摊上买了一个有皮革棱边和拉锁的帆布衣箱，五成新，是美国制造的。这个衣箱伴随韦国清度过了在越南的战争岁月。

邓逸凡赶回南京搬家，没有想到，他去越南的事遭到了夫人周志中的激烈反对。他对妻子争辩说，韦国清不是燕尔新婚吗？他都去越南，我们还能说什么？我这一生，什么时候不服从过命令？妻子挺不情愿地收拾东西去了北京。这时的邓逸凡远没有意识到，军事顾问团的越南之行将导致他一次婚姻的失败。

邓逸凡接着到了广州，他想回家乡兴宁一趟，看看阔别了23年的父母亲。在广州，中南军区参谋长洪学智和政委赖传珠热情接待了邓逸凡，他们都是新四军的老战友。邓逸凡告诉他们，很想回家看看，自己还是在西安事变后写过一封信给家里，告诉父母亲，自己在陕北红军中。之后收到了堂兄的回信，说父母亲都健在。后来自己到了新四军，和家里的联系又断了。

洪学智、赖传珠表示能够理解邓逸凡的心情，但他们说眼下邓逸凡还回不了家，因为梅县地区偏处广东东北角，山高路远，没有顺畅的公路，沿途土匪猖獗：“你要去，光派辆车还不行，还得派一支部队护送你。”听这么一说，邓逸凡也就作罢了。

邓逸凡转道去南宁，离开广州之际，他发现自己走的正是当年走向革命的那条路。

邓逸凡1912年出生在广东兴宁县（今兴宁市）峭峰堡村一个农民家庭，7岁进入本村私塾，1926年考入水口镇上高小，接触到一些关于共产主义思想的启蒙读物，逐渐受到影响。1927年，15岁的邓逸凡考入中学，参加了青年团。同年11月，家乡闹农会，他即回家参加组织农会，秘密散发传单、传递信件。

为时不久，大革命失败了，邓逸凡受到县政府通缉。他在民团赶来捉拿之前得到报信，连夜一个人离家跑到了汕头，投在一家竹器店做篾匠。藤筐藤椅刚做得有了样子，篾店却倒闭了。邓逸凡出来当上了排字工人，不久又遭失业，不得不流落街头。人生的苦难使邓逸凡早熟了。

1929年，国民党军第5军独立团学兵队在汕头招收学兵，邓逸凡赶去报名，不想人家嫌他个头太小，拒不接收。正在走投无路之际，招兵处的竹帘掀起，走出一个军官来，用客家话问道：“小老弟，从哪里来？”原来，他听见邓逸凡说客家话，就走出来了。

1955年，邓逸凡被授予中将军衔

邓逸凡说：“我从兴宁来，因为家里穷，想找个活路。”

那人听了，吩咐招兵登记的人收下了邓逸凡。那人名叫邱少郊，是广东梅县人，后来成了邓逸凡的连长。邓逸凡当兵不久参加了对军阀陈济棠的作战，所在部队被打散了，他从乱军中逃出，去到广州到处打工，生活又十分窘迫。说来也巧，有一天邓逸凡走在街上，竟迎面遇上了那位邱连长，于是重新入伍。邱连长升任副营长，邓逸凡到学兵连当了班长。此时是1930年年初。

当年3月，粤桂军阀相争，激战梧州，邓逸凡所在学兵连也要开上去了。开拔前，邓逸凡找到邱副营长说，到那里打仗我不去，死得太没有意义了。

邱副营长对他说：“你们不是去梧州，而是过大庾岭，到靠近湖南的南雄，再开过去就是共产党了，要防他们到广东来。共产党不是土匪，很厉害。你们去吧，去了以后不要大打，只要防一防。”

邓逸凡闻言心中大喜，原来那里有共产党。

几天后，当上了代理排长的邓逸凡和部队一起出发。就在他们到了南雄后布哨的第二天，他们驻守的山岭被红军包围了。邓逸凡身边的人都吓坏了，在山顶附近的排部竹棚子里挤了四五十人。有人提出由邓逸凡指挥冲出去打，强行突围，被邓逸凡制止了。很快，红军冲了上来，兵不血刃，将山头的一二百人尽数俘虏。

红军带着他们走路，邓逸凡迫不及待地告诉押送他的红军战士，他是共青团员，因为大革命失败离开了家，现在，他要回“家”了。

在南雄附近，全体俘虏被集中起来，听红军统帅朱德讲话。朱德讲了一番话以后宣布，愿留者欢迎，愿走者每人发三块大洋当路费，请自由选择。

邓逸凡一下子被身边的俘虏兵们围住了，大家都要听他的意见。邓逸凡高喊：“我不回去，我要留下来当红军！”他一喊，一百来人留下来当了红军。以后，除了战争中的阵亡者，这些人都成了解放军的高级将领。

红军对个子不高的邓逸凡很感兴趣，一个干部模样的人过来问：“你当红军想干什么？”

邓逸凡说：“最好当宣传员。”

“宣传员？你会写字吗？”红军干部问。当他得到了肯定的答复后，立刻找来一支毛笔，递到邓逸凡手上。

邓逸凡乘兴挥毫，写出几个蛮不错的毛笔字。红军干部喜出望外，说：“你不用当宣传员了，你当文书吧，我们正在找文书呢！”

1930年，邓逸凡在江西会昌加入共产党，当了营文书，不久改任支队文书，支队首长是林彪、罗荣桓。

邓逸凡参加红军一个月后就入党了，但在当年冬天经受了“打AB团”的严峻考验。有人诬陷他是“AB团”，因查无实据，他被从轻处理，受到撤销支部委员的处分。邓逸凡意志坚决，在战场上出生入死，又逐渐被提拔起来。

长征中，邓逸凡是第1军团第2师参谋处的文书，除了背负枪支弹药和行李，还身背全师的统计文书。个子不高的邓逸凡不堪重负，向上级申请免背步枪。谁知在战争环境下性情大受影响的首长闻言大怒，非但不予同意，还斥责邓逸凡调皮捣蛋，有动摇之嫌，又一次撤销他的党支部委员职务，还指定一人来监视他。

邓逸凡内心充满痛苦，但仍以最大的忍耐接受挑战，在万里长征中尽心尽职，证明自己的忠诚。没有想到，艰苦的跋涉和战斗使那个监视邓逸凡的人忍受不住，没过多久就逃跑了。邓逸凡不为所动，爬雪山、过草地，一直走到了陕北。

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陕北红军改编为八路军，邓逸凡任第115师政治部组织科科长，随军挺进华北，后转战至山东。1941年2月，邓逸凡任华中新四军、八路军总指挥部后方政治部主任。皖南事变后新四军重建，邓逸凡任新四军政治部秘书长。

在新四军，邓逸凡有了第一次与外国盟军的接触。那是1944年8月，美军一架轰炸机执行任务时受伤，机上人员纷纷跳伞。最后跳伞的五个人降落在新四军苏北盐阜根据地，邓逸凡负责接待了他们。他下令以最好的条件接待，为此还让出自己的住房，粉刷一新接待五位美军战友。后来，又安全地将他们送到大后方。

解放战争中，邓逸凡调任山东野战军第2纵队政治部主任，协助纵队首长韦国清的工作。1949年渡江战役前夕，邓逸凡任解放军第21军政治部主任。

这年5月3日，第21军占领杭州。稍后，邓逸凡调往南京，任华东军政大学第3总队政委，开始与梅嘉生搭档。这时，他的妻子周志中也从上海军管会调到南京。他们两人自1941年在新四军中结婚，戎马倥偬之间，已经有了两个女儿，眼下还都寄居在上海。妻子特别希望将两个女儿也接到南京，一家人团聚，不料想邓逸凡却要出国征战。

20年弹指一挥间，在南北征战中成长的邓逸凡酷爱读书，知道即将奔赴的越南就是古代的交趾国。离乡辞国之际，他不由地联想起唐代大诗人李白的名句：“何日平胡虏，良人罢远征。”

和邓逸凡带着婚姻的些许裂痕前往越南不同，梅嘉生要挥手而别的是一个深情的世界。他和妻子周政共同经历了战争洗礼，使他们的爱情别具浪漫情调。

在梅嘉生记忆中，故乡江苏丹阳县那个农民家庭里，一切都保持着古老传统。父亲梅德元颇精家计，攒了一点儿钱前往上海，在老城隍庙附近开了一家名叫“中和堂”的药店。父亲算得上苏南农村里一个成功的农民，和多少世代里曾经发生过的故事那样，到上海以后渐渐淡薄了对留守乡间的妻子的情感，娶了第二个妻子，留下独子梅嘉生和原配妻子在乡间种地。

丹阳土地肥沃，风清雨润，梅嘉生和母亲耕作虽艰，温饱还是可以维持的。梅嘉生小时候给舅舅家放过牛，牛在田边吃草，这个细心的小男孩总喜欢在田埂两侧种上些果树之类的东西，虽无一定之规，却以桃树居多。舅舅倒是挺喜欢梅嘉生，供他上了两年乡间私塾，略略读些个赵钱孙李、子曰诗云。

13岁时，梅嘉生随母亲来到上海。母亲进一家日本人开的纺织厂做工，梅嘉生进小学读书。这时，梅嘉生的父亲和后娶的太太同住，母亲带着梅嘉生另租了一间小阁楼安身。母亲的工作紧张而劳累，每天中午梅嘉生放学回家，就赶紧做饭给母亲送去，然后再去上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