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篇：安福俱乐部（2 / 2）

1918年3月7日晚，在靳云鹏和曾毓隽的安排下，中和俱乐部的主要成员王揖唐、王印川、刘恩格、黄云鹏、解树强、江绍杰等人在宣武门内安福胡同梁式堂的住宅开会，因为俱乐部场所设于安福胡同，故而名为安福俱乐部，并将3月8日定为正式成立日。成立之后，安福俱乐部设立了王揖唐主管的干事部、田应璜主管的评议会、李盛铎主管的政务研究会，干事部下分文牍、交际、会计、庶务、游艺五课，课的下面设股。其人员之众、机制之周密，甚至比国会犹有过之。其实自国民党解散之后，国会中的各派似乎取得了某种共识，不再使用政党名义而改用所谓俱乐部的名义。

因为在安福俱乐部成立期间，不管是台前幕后均以靳云鹏出力最多，而曾毓隽为人低调、随和，不管是徐树铮还是靳云鹏，曾毓隽都能甘当副手，这样一来，使得靳云鹏在皖系尤其是安福俱乐部中的影响力与日俱增。当时徐树铮在外、傅良佐兵败，靳云鹏借此成为“四大金刚”之首，皖系除段祺瑞之外的二号人物。3月23日冯国璋请段祺瑞出面组阁，段祺瑞随即第三次出任国务院总理，靳云鹏则出任参陆办公处主任，更是与曾毓隽一外一内成为段祺瑞的左右手，同时也是安福俱乐部的幕后主脑。但是段祺瑞一上台，在权力分配上自然不能少了自己的得意门生徐树铮，而徐树铮因为导奉系入关，也在段祺瑞组阁的过程中厥功至伟，再度回到北京的徐树铮比之前更加张扬。

4月7日，安徽督军倪嗣冲抵达北京，他主张以临时参议院代行国会选举权尽快进行总统选举，倪嗣冲的意思是尽快驱逐冯国璋，让皖系真正控制北京政府。但徐树铮却不着急，他坚持认为还是由新国会选举总统比较妥当，而且提早选取总统也是不合法的，这时徐树铮便开始着手策划新的国会，而这个新国会正是建立在安福俱乐部基础上的，后来被人称为“安福国会”。

徐树铮要以安福俱乐部的基础来策划国会选举，从而在国会中取得绝对优势的席位数量，进而真正意义上把持国会。第一步，就必须取得安福俱乐部的控制权。对靳云鹏而言，他自然不想放掉手中的权力，可徐树铮是段祺瑞的心腹，靳云鹏纵然再不愿意，也奈何不得徐树铮，只好拱手将安福俱乐部的指挥权交给了徐树铮。

徐树铮掌握了安福俱乐部，但是却与靳云鹏之间有了隔阂，彼此见面也不再像之前那么融洽。靳云鹏毕竟不是惯于甘居人下的曾毓隽，而徐树铮对靳云鹏的态度自然也不像对待曾毓隽，所以取得了靳云鹏在安福俱乐部的地位之后，徐树铮又开始对参陆办公处的事务指手画脚，甚至越俎代庖地替靳云鹏发号施令。按照曾毓隽后来的回忆，靳云鹏虽然没有什么表示，但总是不太舒服的，他不甘心就此放弃参陆办公处主任的职务，但是也奈何不得徐树铮，只好请了病假回家养着，肩上扛着参陆办公处主任的职务，却把实际工作和权力转交给了徐树铮，由着他去兴风作浪。

新国会的选举事宜正式开始被拿到桌面上，但当时广东、广西、云南、贵州和四川五个省对此次国会选举表示反对，而湖北、湖南和陕西三省则由于南北战争正处于战乱之中，因此能够参与国会选举的，仅仅有十四个省。而此时的国会内部，已经逐渐出现了安福系、交通系和研究系三足鼎立，其他小派系勉强存在的情况。安福系在成立之初，就迅速吸收了诸多的小派系，从而壮大成为国会中最强有力的一个派别。

另外，新交通系几乎是毫无悬念地与安福系站到了一起，使得交通系的实力大幅缩水。其实新交通系与安福系本来就已经纠缠不清，段祺瑞主张推动的西原借款，就是由交通系的曹汝霖、陆宗舆等人出面推动的，另外，段祺瑞与交通系的曹汝霖、吴鼎昌都是天津裕元纱厂的股东。而旧交通系的魁首梁士诒与研究系的魁首梁启超之间也是关系微妙，两人本来有同乡之情又有同窗之谊，但却因为不同的政见以及诸多不足为外人道的原因，早已心生罅隙。

根据台湾学者张朋园的记述，除了拉帮结派，安福系还极力拉拢交通系，安福系当时许诺在大选成功之后，任命梁士诒为参议院院长。安福系对交通系投之以桃，交通系则对安福系报之以李，梁士诒捐给安福系助选资金200万元，曹汝霖和叶恭绰则捐出70万元，段祺瑞甚至还挪用国库资金和盐税作为助选资金。而研究系方面得到的资助就少得可怜，仅有与段祺瑞不和的冯国璋捐出的40万元，其他一些与梁启超关系亲密的地方督军出资数十万元。在有了大笔的资金之后，安福系就到处奔走大肆贿选，据当时上海的《申报》揭露，很多研究系的人在被安福系贿赂之后，都转而投入了安福系的怀抱。在《申报》刊登的《苏州：众议员初选举之怪状》一文中描述到这样的场景：苏州一个商人花钱买动了四百多人，投票前用酒席招待他们，足足开了五十多桌的酒席，前来赴宴的投票者中十之六七都是衣衫褴褛的乞丐。而根据《盛京时报》记载，奉系军阀张作霖则是把初当选的人集中起来，公开宣布了推荐名单，用枪杆子指着这些人宣布“不准选举限外人员”。

结果不言而喻，国会大选结束之后，计票结果显示安福系在国会中获得330席次，而旧交通系获得120席次，研究系只获得了20余席次，段祺瑞和他的安福系可以说是大获全胜。凡是递送到国会中的议案，只要国会议员半数支持便可以通过，之前国民党独大时在国会中也不过占据200余席次，所以诸多议案才会争执不下，如今安福系在国会中坐拥330席次，俨然已超过半数，就是说任何一项议案只要在安福系中通过，也就可以在国会中通过了。但其实交通系和研究系也已大半归到段祺瑞的麾下，交通系的魁首仍然是梁士诒，朱启钤、周自齐、叶恭绰则是交通系的巨头人物，龙建章、沈云沛、梁鸿志等为主要人物，其中龙建章和叶恭绰更是被称为交通系的龙虎二将。加上新交通系的亲日派巨头曹汝霖、陆宗舆、丁士源等，都已经聚集在段祺瑞身边。而段祺瑞的内阁阁员则多为研究系成员，段祺瑞召集临时参议院、修改国会组织法等都是研究系在后面出谋划策。

所以，到安福俱乐部控制国会，形成了安福国会之后，段祺瑞真正全面掌握了北京政府的实权。对内，参议院和众议院完全都在段祺瑞的控制之下；对外，段祺瑞早已经是皖系公认的魁首，加上又拉拢了直系的实力派曹锟、奉系的实力派张作霖，段祺瑞及皖系实际上已经成为整个北洋系的盟主。1918年的段祺瑞和皖系军阀都处在他们整个政治生命的巅峰期，段祺瑞成为中国名副其实的独裁者，也终于一手缔造了“皖系帝国”，当时吴佩孚征讨湖南，西南系苦苦支撑，西原借款的大量真金白银充入国库，所有的事情对段祺瑞来说都是那么美好，“武力统一”似乎即刻就要梦想成真。

虽然没有效仿袁世凯复辟帝制，但段祺瑞在这个时候其实已经超越了袁世凯，以国务院总理之名实实在在地左右着民国的时局。当时的段祺瑞也坐拥中国最强的嫡系力量：靳云鹏虽然不再担任参陆办公处的主任，但依然承担着编练新兵的职责；徐树铮则负责操纵国会，参众两院的所有议案几乎都由他来决定；背后有日本人做靠山，花钱的事情不用操心；身边有一文一武两大盟友，文的是梁启超和研究系，武的是直系的曹锟和吴佩孚。面对着满把的好棋，心高气傲的段祺瑞有的也只是“幸福的烦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