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西原贷款：皖系背后的力量（1 / 2）
也许是厌烦了尔虞我诈的政治斗争，也许是讨逆军战斗的过程让段祺瑞开了窍，从此以后段祺瑞满脑子想的都是“武力统一”。要打仗就需要军火，要军火就需要钱，但当时的民国政府最缺的就是钱。压垮袁世凯的最后一根稻草其实就是钱，连年的征战加上天文数字的庚子赔款，国库里要能有充足的银子那才见鬼。加上当时军阀割据，各地的督军征上来的银子几乎都揣进自己的荷包扩充军事了，哪里会答理中央？自家荷包里没有什么钱，那就只好跟外人借，恰在这个时候，日本人西原龟三出现了。
黎元洪不愿意出任总统，冯国璋迟迟不愿北上，总统府就一直空着。段祺瑞本来属意徐世昌，并且准备向亲近他的北洋系将领们发出暗示，哪里知道他的媚眼还没有抛出去，不识趣的北洋系军阀们就纷纷电请代总统冯国璋入京继任大总统，而素来不解风情的倪嗣冲更是在电报中直接我大总统长我大总统短地称呼冯国璋，而把“前大总统”的帽子扣到了黎元洪的头上。其实这也怪不得北洋系的军阀们，对他们来说北洋系在北京占据的权力越大越好，与其把大总统的位置留给别人，不如交给自己人来得放心。
禁不住里里外外众人的撺掇，冯国璋终于决定北上赴任，但是在临行之际，他向段祺瑞提出了两个条件：一是由李纯出任江苏督军，任陈光远为江西督军；二是允许自己带一个师的人马进京。对冯国璋提出的两个条件，段祺瑞欣然允许，当时段芝贵、靳云鹏、傅良佐、曲同丰、卢永祥这些皖系军阀都集中在段祺瑞身边，直隶督军曹锟也没有完全依附到冯国璋一边，加上酣睡在“长江三督”枕畔的安徽督军倪嗣冲，段祺瑞对冯国璋虽然有恃其实无恐，又怎么会在意区区一个师的兵马？
更何况冯国璋带到北京的这一个师战斗力也实在一般，冯国璋在逊清时期担任过禁卫军统领，这支禁卫军是清一色的八旗子弟，据说很多禁卫军士兵直到民国时期还留着辫子，这支部队在逊清时养尊处优，几乎没有打过什么正儿八经的仗。清朝退位后裁撤八旗军，重情义的冯国璋硬是好说歹说保全了这支老爷兵。结果从那以后这帮八旗残兵就算是抱上了冯国璋的大腿，冯国璋到哪儿他们都跟着（当然，别人也不会接收他们）。在北洋将领们看来，这就是一帮好吃懒做天天等冯国璋发养老金的寄生虫。等到后来冯国璋风光不再，从总统的位置上下来，还不得不为这帮老人家筹饷，当然这都是后话了。
确定了谁来当这个总统，接着就是国会问题和对德宣战问题。1917年7月15日，段祺瑞在北京重新组阁，于20日举行讨逆之后的首次国务会议，并且推选梁启超拟电向各省当局征求对于召集临时参议院的意见。当时正值讨逆结束，情形和民国刚成立的时候差不多，已经解散的旧国会当然不该再召集，于是段祺瑞就想出召集临时参议院的方法，临时参议院的议员均由地方当局指派，自然比选举出来的议员要容易控制。通电发出没有多久，各省督军纷纷复电附和，唯有孙中山坚决反对。段祺瑞却完全不理会孙中山的声音，只要北洋系将领没有异议，临时参议院就光明正大地组建起来。
就在国务会议举行的前一天，应两广巡阅使陆荣廷的邀请，孙中山偕章太炎、朱执信、廖仲恺、陈炯明等率海琛舰、应瑞舰自上海出发，经虎门抵达广州，孙中山在广东各界的欢迎会上发表演说，号召护法。21日，海军总长程璧光和第一舰队司令林葆怿响应孙中山的护法号召，以联名通电提出拥护《约法》、恢复国会、惩办祸首三项主张，随后率第一舰队的十艘军舰南下，护法运动自此开始。
8月1日，冯国璋抵达北京，他先行前往东厂胡同会晤前总统黎元洪，随后宣布继任大总统。就职以后，任命张一麐为秘书长，师景云为侍从武官兼军事办公处长，熊炳琦为侍从武官兼参谋长，张宗昌为侍从武官兼副官处长，殷鸿寿为侍从武官兼执法处长，侍从武官长仍为廕昌，总统府指挥使仍为徐邦杰，随后又与北洋巨头王士珍、段祺瑞见面，冯国璋在见面时力陈要互相团结、重振北洋，但当时的“北洋三杰”各怀心事，早已经是形同陌路。王士珍因为是复辟的附从，早已是心灰意懒，而冯国璋和段祺瑞则是各怀心事。
在临时参议院组建完成、总统也到任以后，段祺瑞就着手对德宣战的事务，于4日将宣战案提交国务会议通过。对德宣战案通过之后，段祺瑞便开始和协约国各公使馆进行交涉，中国驻美国公使顾维钧报告说美国方面表示会借2亿银元给中国，资助中国出兵欧洲。但段祺瑞并不准备去欧洲打仗，他的当务之急是解决西南系的军人，因此在得到美国资助的同时，段祺瑞再次示意曹汝霖等亲日派接洽西原龟三，继续就对日借款进行商讨。让段祺瑞出乎意料的是，日方此次提出借款的条件非常宽松，几乎跟友情赠送差不多，而且日本人一改从前傲慢的脾气，笑脸相迎，段祺瑞一时还以为是在做梦。
西原龟三是日本寺内内阁的谋士，他和寺内正毅的关系有点儿类似徐树铮与段祺瑞的关系。在寺内正毅早期担任朝鲜总督期间，曾主政朝鲜银行，结果因为管理不善，使得朝鲜银行陷于困境，多亏了西原龟三的帮助才得以解困，所以寺内正毅对西原龟三非常信赖。寺内上台以后，西原龟三主张改变对华政策，按照他的说法，就是在“宋襄之仁”和“强横蛮干”之间走一条折中的路，扶植中国政府中的亲日势力，通过金融途径为日本谋求更大、更广、更长远的在华利益。
关于西原借款，按照西原龟三自己的统计总共有八项，即交通银行借款两次，一次500万日元，一次2000万日元；有线电信借款2000万日元；吉会铁路借款1000万日元；黑龙江、吉林金矿森林借款3000万日元；满蒙四铁路借款2000万日元；山东济顺、徐高二铁路借款2000万日元；参战借款2000万日元。合计1.45亿日元。根据相关资料记载，当时日元跟中国货币的比价为1日元兑换1银元，也就是1.5日元兑换1两银子。除了西原龟三自己所统计出的这些项目，寺内政府还向中国政府提供了与参战借款有关的军械借款，总计3208万日元。
更为关键的是，与袁世凯执政时向日本借款需要以关乎中国命脉的盐税作为抵押不同，西原借款作为抵押的东西就要“廉价”很多，主要包括电线、森林甚至是北京政府毫无信誉可言的国库券，一直研究中日关系的老报人王芸生认为，西原借款对中国而言，是日本“以投资手段使中国殖民化。然自另一种意义言，亦可谓彼等之卖国。盖以二亿巨资，一无切实之抵押，二无高息回扣，结果强半流为无着落之滥债，无怪寺内、胜田诸人受其国人之攻击也”。
但是从长远角度出发，西原借款为多年后日本在中国的军事行动打下了良好的基础。首先，他们通过西原借款得以巩固和扩张在东北的势力，从东北获得更多的有形以及无形资产；其次，获得济顺、徐高铁路的项目，借此将势力延伸到京汉线和京浦线，同时加强了对山东的控制；再次，相关的军事借款让日本实质上掌控了中国军队的武器提供，中国的军火交易订单几乎全落在了日本人手里。同时因为西原借款，日本得以在东北和山东派驻越来越多的军队，这不仅为日后的五四运动埋下伏笔，也为将来的日本侵华埋下隐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