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回绝袁氏：洪宪声中隐退西山（1 / 2）

对于段祺瑞，袁世凯是又爱又恨。爱他，是因为他关键时刻从不怯场，能够独当一面，几次面对参议院和众议院的质询，段祺瑞都是面不改色、笃定从容；恨他，是因为他越来越自作主张，不把老上级放在眼里，而且时常跟袁世凯对着干。1914年6月30日，袁世凯迈出了复辟帝制过程中的关键一步，在北京建立了将军府，并且设立了很多将军名号，其中赐予段祺瑞的是建威上将军，负责管理将军府的事务。10月8日，又赐予他一等文虎章。袁世凯对段祺瑞可以说是极尽拉拢，但段祺瑞对袁世凯却依然是不冷不热，领了这么多赏赐，甚至连个“谢”字也没有说。

北洋系的军官多是天津武备学堂和北洋各学堂的毕业生，此前这些学校的事务都是段祺瑞负责，北洋系的年轻军人大多都是段祺瑞的门生故吏。等到袁世凯当上总统之后，段祺瑞的势力更是超过冯国璋，袁世凯自然知道自己在北洋系中的影响力在逐渐递减，于是指示他选定的“储君”袁克定另创一支生力军，把兵权掌握在自己手里。而冯国璋认为自己的势力不如段祺瑞，也觉得袁克定能够对段祺瑞起到制衡作用，因此也从旁推动。

最初，袁克定准备成立一支模范军，预定先组建两个模范师，中级军官尽量用留学生，下级军官则用军官生和速成生。但是袁世凯不愿意目标太大，从而刺激到北洋系旧部，所以把模范军缩小为模范团，然后又专意委派北洋系中颇有威信的“北洋三杰”中的“龙”王士珍来担任筹备处处长。袁世凯自兼团长，以曾任赤峰镇守使的陈光远为团副，王士珍、袁克定、张敬尧、陈光远为办事员。模范团成立以后，团址设在西城旃檀寺，本部则设在北海。袁世凯当初是靠北洋系起家，如今天下还没有平定就忙着摆脱北洋系，无疑让北洋系将领顿生“飞鸟未尽良弓先藏，狡兔未死走狗先烹”的感觉，于是，北洋将领纷纷转头去亲近段祺瑞。有了北洋系在背后撑腰，段祺瑞的腰杆硬了、脊梁直了，面对袁世凯的态度更加强硬。

1915年1月间，中国向日本发出照会，要求日本撤出驻留在山东的部队，但日方未予理会。1月18日，日方以交还青岛以及自山东撤兵为由，附列交换条件等，向袁世凯要求秘密谈判，而日方附列的条件，就是后来所谓的“二十一条”。“二十一条”共分为五号：第一号要求继承德国在山东的一切权利并扩大之；第二号要求扩大在南满、东蒙的各种利权；第三号企图控制汉冶萍公司；第四号要求中国沿海港湾岛屿概不租借或让与他国；第五号要求中国中央政府聘用日本人为顾问，等等。这份条约一旦签署，那清末的所有条约就都成了浮云，袁世凯也深知其中利害，但此时革命军盯着他，如果日本再开战，别说是皇帝，就是这个总统也当不下去。

于是，关于“二十一条”的诸多条款“适时”地泄露出去，各大报纸都刊登出日本向中国要求秘密谈判的消息，甚至外国报纸的驻京访员也纷纷撰写长电回国。美国、俄国、英国都致电该国驻日公使，要求日本外务省提供中日秘密谈判的内容，尤其是日方提出的具体条款。日方在国际压力下，只好将其中较为普通的十一条以正式文书的形式通知各国。几乎就是在同时，段祺瑞对于日本的这次秘密谈判做出及时回应，他的回应非常简洁：不谈，开打。2月1日，段祺瑞联合冯国璋等十九省将军致电北洋政府：“有图破坏中国之完全者，必以死力拒之，中国虽弱，然国民将群起殉国。”2月2日，外交总长陆徵祥、次长曹汝霖等与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日本公使馆参赞小幡酉吉等人开始秘密谈判，在谈判过程中，日方不断使用外交讹诈、武力恫吓等方式相威逼，谈判一度陷入僵局。袁世凯不得不在3月19日召开对日会议，在会上，段祺瑞依然态度强硬，表示“二十一条”的所有条款均不能接受。4月26日，日方代表提出“最后修正案”，但也只做出了些微让步，此时国内反对“二十一条”的呼声日渐高涨，段祺瑞也更加公开地反对“二十一条”，于是，袁世凯和段祺瑞两个对比鲜明的政客形象开始出现：一个唯唯诺诺，一个振臂高呼。谈判进行得拖拖拉拉，5月2日，参谋总长黎元洪、陆军总长段祺瑞、海军总长刘冠雄率部远赴关岳庙宣誓，以示军人誓死卫国。

5月7日，失去耐心的日方向中方发出最后通牒，并且限9日午后6时之前给出答复。第二天夜里，袁世凯召集了各机关首长、参议院议长、府院秘书长、陆军次长、外交次长等召开全体大会，陆军总长段祺瑞和陆军次长徐树铮也一起赴会。据曹汝霖后来回忆，当时段祺瑞的部队“晚间运输彻夜不停，已三星期”，可见段祺瑞不仅是说一说，而是准备转化为行动。就段祺瑞的能力来说，调动部队或许不乏作秀之嫌，但无疑成为巩固他在北洋系中的地位的再次助力。而面对日方的“最后通牒”，段祺瑞的强硬口吻依然不改：“这样迁就，何能立国？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倘若曹汝霖的记录有几分真实，那么段祺瑞说话的口吻已经不仅是强硬，对袁世凯来说，其中多少已经透出质问和责难的意味。

陆徵祥是民国历史上最有名的外交官之一，但伴随着这位外交官的只有一份一份丧权辱国的条约。在中日谈判之前，他本来已经引咎离职，但面对“二十一条”这样棘手的事务，袁世凯只好再次请他出山与日本人周旋。在与日方代表讨价还价的五个月里，陆徵祥精疲力竭，5月25日，袁世凯最终妥协，与日方签订了《民四条约》，在签订条约之后，陆徵祥对袁世凯说：“我签了字，也签了自己的死案了。”三十年后，当陆徵祥回忆起当时的情景，他告诉去采访他的中国记者，“弱国无外交”。

当时的中国正处于非常困难的时期，自清末一系列的割地赔款，到民国时的借贷和内战，国力已经非常衰微。就袁世凯来说，一旦发生交战，南方势力肯定会借机发难，到时候就会陷入腹背受敌的地步。袁世凯想得到这些，段祺瑞未必就想不到，而且段祺瑞与日本人的关系也并不见得多么剑拔弩张。经过“二十一条”这么折腾，袁世凯在民众心中的形象几乎跌至谷底，而段祺瑞的形象却得到了提升。段祺瑞自然知道自己的军队有几斤几两，要跟日本人打起来，难保南方军阀不会趁机发难，但是他却依然该说什么说什么、该做什么做什么，显然是他算准了坐在总统府里的袁世凯根本别无选择，投鼠忌器。再者说，老袁是准备要当皇帝的，当时就连北京城里卖糖葫芦的都知道，既然要当皇帝就得既攘外也安内，日本人不帮自己也就算了，万一他们去帮助南方军阀，那就等于是引火烧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