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北京事变：直系背后起火（2 / 2）

是日下午6时，3000名士兵先期运离，8时，总司令部列车驶离秦皇岛。在吴佩孚携总部撤退之前，他在前线布置了三道防御线，秦皇岛一线由张福来负责，昌黎一线由彭寿莘负责，滦州一线由靳云鹗负责。总部专车于26日上午11时抵达天津，抵达天津之后，吴佩孚即着手积极布防，并希望以天津为据点，趁奉军未南下之际攻入北京，击退冯玉祥部，重新控制北京。但是让吴佩孚始料未及的是，他在北方精心布置下的三条防线，很快就在奉军的攻击下土崩瓦解。

就在直军总部南下的同时，奉军对直军展开了铺天盖地的心理战，用大批飞机在直军阵地投放传单。传单上除了写明北京事变的消息，还将冯玉祥、王承斌、孙岳、胡景翼的通电全文登出，末尾则是奉军劝降的文字，宣称直军的归途已断、主帅已逃，除了投降已经别无生路。直军一时人心惶惶，哪里还有什么战意可言？26日，奉军张宗昌率部突破直军董政国所率的第九师、第二十师，攻入冷口。27日又攻入建昌营，和倒戈的直军胡景翼部取得联系，于滦州追击董政国，并于当日占领滦州，切断了山海关和天津之间的交通，迫使张福来部败退。另外，投靠奉系的皖军将领吴光新率部占据海阳，炮击秦皇岛。张学良又自长城的低矮处冲过直军的防御线，使得直军陷入奉军的围困之中。

到30日，奉军三路攻占秦皇岛、山海关，穷途末路的2万余直军缴械投降，而一部分直军则乘坐轮船南下塘沽。31日，山海关到唐山一带的直军已经无法抵挡奉军的全面进攻。皖系将领吴光新一马当先，率领所部骑兵自古冶攻入芦台，全速杀向塘沽，与北京方面的冯玉祥、胡景翼部相呼应，使直军完全陷入奉军的包围之中。此时第二次直奉战争其实已经接近尾声，直系当国的时期如昙花一现。

第二次直奉战争更像是新旧战争模式之间的一次交接，虽然奉系所采用的新式战争手法也只是半吊子水准，但足够打退故步自封的直系。吴佩孚确实是个将才，虽然湖南作战时大多是因为南军退却捡了便宜，但他在战略上确实有名将的风范。但吴佩孚的作战手法，秉承了自冯国璋以来的一贯风格，虽然用的是新式武器，使用的却是古代的打仗手法，所以新式武器并没有发挥多少功效。奉系方面论单兵作战能力，自是没有办法和直军相比，但是奉军却充分使用了手里的新式武器，尤其是对空军和迫击炮的使用，对直军的杀伤力极大。

其次，也是最为关键的原因之一，就是直军将领的离心离德。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之前，直军素来是以忠诚可靠闻名，“长江三督”之于冯国璋、吴佩孚之于曹锟，不管老上级是不是还有实权，起码的尊重是有的。但是这种现象，只是在直系处于皖系、奉系羽翼下的情况，随着皖系、奉系兵败，吴佩孚逐渐成长为新的直系巨头，这种平衡也被打破。更为重要的是，在没有完成“武力统一”之前，吴佩孚先后对直系的王占元、陈光远、冯玉祥下手，将他们的地盘纳为己有，导致直系军阀人人自危，才会形成“反吴联盟”，从而集体倒向奉系和皖系。由此可以看出吴佩孚的政治头脑之简单。

直军败退的时候，京津方面的很多军政界元老纷纷奔走呼吁和平。前国务总理张绍曾在此时最为活跃，因为他既是吴佩孚的儿女亲家，又对冯玉祥旧有恩惠，所以他在两边算是都可以说上话，但他奔走多日，事情却毫无进展。1924年10月31日，北洋派元老王士珍和直隶道尹吴履观走访日本驻天津总领事吉田茂，吉田茂则主张让吴佩孚请段祺瑞出来，“以实力支持，解救目前局势”。

吴佩孚与皖系之间恩怨笃深，而且他素来不擅长使用手腕，要他效仿那些老政客去低三下四地请段祺瑞，是根本不可能的。民国期间最以“洁身自好”自命的三个人，莫过于段祺瑞、吴佩孚和冯玉祥，可偏偏这三个人却水火不相容。到11月2日，吴佩孚在天津也很难立足了。此时胡景翼的先头部队已经攻入杨村，直军不战而退，滦州方面的直军在撤退中溃散。另一方面，奉军张宗昌部则攻入唐山，直军在天津外围的阵地旋即沦陷。日本驻天津总领事吉田茂随即密电吴佩孚的日本顾问冈野增次郎，要他带吴佩孚进入日本租界，以此保全吴佩孚的性命。

杨村被攻破之后，冯玉祥部由北仓逼近天津。于是，吴佩孚的幕僚就趁他打瞌睡的时候，把火车开回老站。火车行进惊醒了吴佩孚，吴氏痛斥其幕僚，并表示自己决不入租界。前面就已经提到过，吴佩孚对自己要求很严格，这一点和他的宿敌段祺瑞极像。但段氏在安福系垮台时亦不得已逃入租界，便颇为吴佩孚所不齿。是故吴氏断然拒绝逃入租界，声称“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但此时冯玉祥部已经逼近军粮城，吴佩孚想要自陆路找到生机已经是不可能的事情了。吴佩孚身边的海军部军需司司长刘永谦遂在此时劝吴氏“乘桴浮海”，原来渤海舰队司令温树德早与奉系有私下来往，故而在紧要关头调走了舰队，刘永谦则和华甲运输舰舰长关系笃深，乃密留华甲运输舰以备紧要关头之用。

吴佩孚此时已经是走投无路，只好“收拾残兵，浮海南下”。此时胡景翼部的先头部队已经逼近天津，吴佩孚及其幕僚乃收拾残兵于晚11时乘坐专车驶出天津站，开赴塘沽，于3日凌晨5时抵达。华甲运输舰有5000余吨，原本是德国军舰，因为体积过大无法靠岸，吴佩孚等人于是搭乘小船由大沽港登舰。待吴佩孚等人登上华甲运输舰之后，又有大量残兵登舰，于是，吴佩孚等人就转至舰尾餐厅内。

待歇息下来，吴佩孚审视左右，只剩余文武幕僚20余人。此时众人便聚在餐厅里商讨今后的去向，吴佩孚的首要幕僚张其锽草拟了五条意见：一、取消“武力统一”政策。二、改变御下态度，宽容政客要人。三、放弃洛阳，另择新根据地。四、起用新的人才。五、筹款。张其锽是广西桂林人，字子武，中年自号“无竟居士”，据说此人博古通今，尤擅长奇门遁甲之术，幼年家贫苦读，光绪三十年中进士，由县长转任湖南巡防队统领，与湖南军阀谭延闿交好，吴佩孚南征时与之相识，引为至交。后成为吴佩孚的首席幕僚，吴佩孚对张其锽尤为尊敬，以“省长”尊称而从不直呼其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