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再做冯妇：黎元洪出山之谜（1 / 2）

自孤军北上、虎踞中原之后，吴佩孚俨然成了左右中国局势的人。但纵观吴佩孚的征战史，他的胜利都取决于一个原因：敌方的联盟松散。吴佩孚征战湖南，西南军与湘军貌合神离，直军一路南下，所到之处大多不是自己攻下来的，而是南军让出来的；吴佩孚孤军北上，皖系将领虽然得了段祺瑞的命令，但皖系将领根本不会指挥作战，大多都是持观望态度；与皖系的激战，亦是因为徐树铮得罪的人太多，皖系联盟名存实亡；与张作霖的奉系作战时，外有西方诸国支持，内则皖系、奉系与国民党的联盟尚未成形。吴佩孚之所以能够在当时脱颖而出，实则是应了“时势造英雄”这句老话。

和先前的直皖战争一样，直奉战争开打之前，也是漫长的氛围铺垫期，双方用笔杆子你来我往，搞得阴云密布、雷电交加。1922年4月21日，暗中已经倾向奉系的皖系军阀卢永祥电请曹锟、张作霖到天津会晤，商讨缓解紧张局势和撤退双方军队，这封通电得到田中玉、齐燮元、何丰林、陈光远、张文生等地方军阀的支持。此时孙中山的北伐军又遭遇变故不能出动，而北洋海军总司令蒋拯宣布亲直反奉，张作霖的形势急转直下，他的态度又从强硬转为和缓。但吴佩孚却审时度势，觉得速战对己方有利，于是致电直系众将，吴佩孚、齐燮元、陈光远、田中玉、赵倜、萧耀南、冯玉祥、刘镇华联名通电向奉系宣战。

曹锟在态度转变之后，便积极调动直军开赴前方。王承斌所辖的第二十三师原驻保定附近，张国溶的第二十六师回驻马厂之南，张福来的第二十四师在4月中旬开驻涿州，第十、第十五两个混成旅和第二、第三两个补充团，本来驻在高碑店，由吴佩孚全部调令北上，至琉璃河驻扎。其余如第三师和第十二、第十三、第十四三个混成旅都奉调北上，进驻涿州、良乡、清河等地。冯玉祥的第十一师、胡景翼的暂编十一师、吴新田的第七师、刘镇华的镇嵩军、张之江的第二十二混成旅、张锡元的第一旅、陕西陆军第一、第二混成旅都出潼关，进驻郑州一带。

22日，曹锟致电张作霖，“……尤望张巡阅使迅令入关队伍，仍回关外原防，静听国内耆年硕德政治名流之相与共同讨论。若以武力为统一之后盾，则前此恃武力统一主义者，不乏其人，覆车相寻，可为殷鉴……锟老矣，一介武夫，于国家大计，何敢轻于主张”。要说直系将领，打仗如何暂且不论，文章架势从来不落下风，纵观直系的通电，都是旁征博引、有理有据，吴佩孚确实是肚子里有墨水，而曹锟这边可就要说他的记室文笔不俗了。23日，张作霖复电曹锟，“而吴佩孚平日所谓‘不扫灭奉天，不能横行’之声言，与曹使从前之巧使吴佩孚詈段合肥，而个人则以‘并不知情’四字为隐身符，其策划乃复施于作霖矣”。两相对比，张作霖的这封电文就差得远了，核心内容不外乎是：我说不过你，手底下见真章吧！

25日，吴佩孚、齐燮元、陈光远、萧耀南、田中玉、赵倜、冯玉祥、刘镇华联名通电宣布张作霖的十大罪状，“综其罪孽，擢发难数，穷凶极恶，豺狼不食”。通电发出之后，吴佩孚遂至前线督师。此时直军已调动12万人，在洛阳的是陆军第三师，在琉璃河的是第九师，在陇海东的是第十一师，在洛郑间的有第二十和第二十四两师，第二十三师在涿州、良乡一带，第二十五师在武胜关，第二十六师在德州、保定一带，第五混成旅在郑州、山东一带，第十二、第十三、第十四三个混成旅在保定、涿州等处，第一、二、三、四四个补充团在涿州、良乡等处，共计有八个师、四个混成旅、四个团的兵力。吴佩孚乃以洛阳为根据地，主力集中于郑州，分三路进兵：第一路沿京汉线向保定前进，迎击长辛店奉军，直指京津；第二路侧重陇海线，携手苏军以防安徽马联甲的旧部和浙江卢永祥来袭，另又分出一支沿津浦线北上，联手东路张国溶攻击奉军根据地；第三路是冯玉祥的部队和陕军，集中郑洛一带，坚守之余，接应各方。

28日，张作霖通电宣战，直奉战争正式爆发。直皖战争从头到尾打了五天，直奉战争倒是要激烈一些，多打了一天。直奉战争主要集中于长辛店、马厂和固安三地，其中最为激烈的要数长辛店。长辛店之战后来被很多史学家描述得非常惨烈，其实说起来却跟过家家似的。前一天奉军隔着老远向直军阵地发射炮弹，炸了一天一夜，也就炸出来一片坑。奉军的炮弹消耗得差不多了，直军在援军赶到之后冲过去就接管了奉军阵地，就这样直接逼近奉军东路指挥部所在地。固安方面的奉军听说西路溃败，军心大乱，随即向天津逃窜。东路奉军则是因为张学良受伤，又听说西路战事失利，也开始溃退。李景林更是率部从良王庄、独流，一直撤到了山海关。最为有趣的是，在战争期间，双方都忙于吹嘘自己，张作霖更是以胜利者自居，每天都发出告捷的通电。而直军亦发布号外，说北京政府已将张作霖免职，且派张锡銮为东三省巡阅使，冯德麟为奉天省督军。北京政府、各地军阀和老百姓都被搞得云里雾里，完全不知道真正的局势，等到北京城外的炮声渐渐缓和，5月5日奉系张作霖下达总退却令，才知道直系打赢了这场仗。

奉系兵败之后，徐世昌的总统也就做到头了。在击退奉系之后，吴佩孚坐镇洛阳，已有“雄踞洛阳，统治四方”的野心。当初皖系当国的时候，段祺瑞和徐树铮一心想着要“武力统一”，结果后来功亏一篑。直奉交战时，曹锟在致张作霖的电文中曾说“若以武力为统一之后盾，则前此恃武力统一主义者，不乏其人，覆车相寻，可为殷鉴”，直皖战争和直奉战争，直系便是以拥护和谈、反对武力的形象出现。等到皖系、奉系尽被驱逐，吴佩孚也开始崇尚“武力统一”。吴佩孚虽是武夫，到底是秀才出身，他以为既然要“统一”，便要师出有名。这倒颇与古人起兵时的想法一致，所谓“得民心者得天下”，俗话说“名不正则言不顺”，只有“师出有名”才能统一天下。

如何才能师出有名呢？吴佩孚首先想到的就是“挟天子以令诸侯”，这一点与皖系的思路亦是殊途同归，但彼时的总统是徐世昌，如果以徐世昌的名义出师，显然是名不正、言不顺。因为徐世昌是安福国会选上台的，安福国会是皖系控制的国会，不管是北方的直系还是西南系都将之视为非法国会，非法国会选举上来的总统自然就是非法总统。当直奉携手入京时，吴佩孚便有意将徐世昌请下台，但碍于张作霖的支持，他始终无法如愿，如今打败了奉系这一大敌，自然徐世昌也就不需要继续在上面了。但赶走徐世昌，谁又该当上总统呢？当时呼声最高的是在张勋复辟后退出政坛的黎元洪。

经过直奉战争，北方地区多数已经掌握在直系手中，奉系掌握着东北，皖系掌握着上海、浙江，接着就是西南系和国民党。吴佩孚要统一中国，最大的敌人莫过于奉系与国民党，因此他必须借机分化两派。要安抚南方政府，直系就需要恢复法统，而要恢复法统就必须恢复旧约法和旧总统。黎元洪不似徐世昌，他没有强硬的背景，没有军队支持，完完全全是一个傀儡，扶植黎元洪上台，完全符合直系的需要。1922年5月10日，吴佩孚自天津抵达保定，开会讨论未来政局。但在开会时，直系内部却出现了不同的声音。曹锐等曹锟的亲信认为，此时直系基础已经稳固，应该扶持“自己人”曹锟就任总统，驱逐徐世昌。但吴佩孚则坚持“恢复法统”，待全国统一，再利用国会选举曹锟为正式的大总统。曹锐等本来不支持吴佩孚的观点，但吴氏的想法得到了“长江三督”的支持，遂只好同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