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夫妇殉难：血染巨流河（1 / 2）

在郭松龄兵败的原因中，很少有人提及大学系所产生的作用，郭松龄起兵是源于大学系，而兵败也多源于大学系。大学系中具体工作的领头人是郭松龄，但郭松龄既非大学系的精神领袖也非实质主导，大学系真正的当家人是少帅张学良。大学系起兵其实更像是“兵谏”，乃是希望少帅张学良对士官系不要过于示弱，从郭松龄到各级军官都没有完全做好跟奉军鱼死网破的准备。待到战事出现变化，张学良登高一呼，倒戈的部队立时土崩瓦解，郭松龄的反奉之路也便到了尽头。

在张作霖与日方签订了密约之后，日本藤高明首相、币原外相与宇垣陆相等举行紧急会议，决定命令关东军司令官白川义则对张作霖、郭松龄两部人马“速施警告，将驻屯军队，做适宜之配置”。1925年12月8日，关东军司令官立即向张作霖、郭松龄发出警告，“故帝国附属地无论矣，即在附近因发生战斗及争乱，有危害或毁损帝国重大利益之时，在军人之职责上，当然不能漠视”。

日方的这个警告看起来是针对张、郭双方，但其实却是针对郭松龄部。郭松龄部既然要进攻奉天，就必须穿过满铁附属地，如今日本人站出来反对，就使得郭松龄部的进攻变得棘手。在看到日本人的警告之后，张作霖感到长出了一口气，有日本人阻挠，郭松龄便不能顺利进军，而张作霖的援军此时业已在路上。当时，在中国各地视察的前日本驻奉天领事津辰一郎也向其上级做了一份报告，“殆系此警告之结果，使彼获得确保最后安全之希望”。

但张作霖并不知道的是，日本人虽然已经和张作霖签订密约，但仍然不忘和郭松龄取得联系。毕竟，以当时的情势而论，张作霖命在旦夕，郭松龄则是占据上风的实力派人物。根据时任郭松龄副官的赵云飞回忆，关东军曾委派人到沟帮子会晤郭松龄，并且露骨地表示“阁下就要进入奉天，首先必须承认帝国在满蒙的特殊权利”，并且表示只要郭松龄能够答应日方提出的条件，“日本帝国即予贵军以便利”。

事情到这里再明白不过，张作霖这个时候反而成了日方与郭松龄谈判的筹码。日本人找到郭松龄，声明张作霖已经答应他们的条件，并且签了字，但这个时候他们还是支持郭松龄，所以只要郭松龄也答应这些条件，他们就不管张作霖的死活了！但张作霖是土匪出身，当面锣对面鼓的事驾轻就熟；郭松龄却是行伍出身，接受过正规的军事教育，加之他本就是打着国民军的旗号“大义”倒戈，怎么能够见利忘义？于是，郭松龄断然拒绝了日方的条件，并且表示“这是中国内政，希望贵国不要干涉”。

日本人一看郭松龄无法合作，便收敛心性开始专意支持张作霖。其实日本人这么做，也是逼不得已，虽然张作霖痛快答应合作，但他们在东北与张作霖打了几十年交道，深知这位胡子大帅满肚子花花肠子，委实让人捉摸不透。但此时郭松龄已经拒绝了他们的提议，他们虽然对张作霖不能完全信赖，也只能退而求其次地选择支持张作霖。

14日，郭松龄部马忠诚旅在准备进入营口市区的时候，首先遭到了日本守备队的强硬阻击。随后，日方对郭松龄部发出严重警告：不准郭松龄部接近南满铁路附属地，而且不得沿着辽河作战。15日，关东军司令官白川义则对张作霖、郭松龄两部人马发出第二次警告，“日本军对由南满铁路附属地两侧及由该路终末点起自二十华里以内之直接战斗行为，及其对附属地有演乱治安之虞之军事行动，一概禁止之”。同日，日本内阁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对中国东北的局势进行武力干涉。

在关东军司令官白川义则对张作霖、郭松龄两部人马发出第二次警告以后，关东军便将大石桥、辽阳、奉天、抚顺、铁岭、开原、长春等十四个满铁沿线重要中心地点划为“禁止武装部队进入区域”，这样一来，等于将奉天周围的地方全部划入日方区域，郭松龄要进入奉天，就必须面对日军的防区。不久，日军开始频繁调动，大量日军进入奉天一带。日本陆军省又自本土及朝鲜调派两个师团进入奉天。

凡是日军经过的地方，便到处插上日军的旗帜，以示为日军所掌握的地区，郭松龄部的官兵不得介入。彼时，日本在南满部署的兵力一度达到了4万余人，而奉天省城周围几乎遍插日军的旗帜，郭松龄部根本无法进入奉天。在接到日方的第二次警告以后，郭松龄以强硬态度回应“虽在限制地带，倘或被人阻止进行，即‘日军亦不惜击之’等语”。郭松龄虽然嘴上强硬，但其实局势进展诸多不顺。

李景林虽然并未给他造成严重的影响，但是却拖住了冯玉祥的部队，使郭、冯并没有实质联手。虽然一度进攻到奉天城外，但战事持续的时间远远超出他的预期，郭松龄部的官兵衣衫单薄，在寒冬作战本就不利，日方又控制了铁路线，使郭松龄的兵车不能运送部队和枪械，机动性大打折扣。加之因为战局被拖延，使得吴俊升自黑龙江驰援而至，加上奉天城外的日军，双方的形势很快就发生了变化。

因为日方干涉，郭松龄部在抵达巨流河之后，几乎再也无法向前推进半步。郭松龄部只得和张作霖的奉军隔巨流河对峙，此时张作霖方面的军力已经有所增强，除了张作相和张学良部，吴俊升也率领黑龙江的部队驰援而至，可以说郭松龄已经错过了攻入奉天的最好时机。加上日方暗中帮助张作霖，而李景林也拖住了冯玉祥，郭松龄已经陷入了困境。但此时箭在弦上，郭松龄已经无从选择，1925年12月21日，郭松龄下达总攻击令，向巨流河东岸的奉军阵地发动了全线进攻。

奉军的总兵力已经超越了郭松龄部，在骑兵方面也占据优势，只是在炮兵方面比郭军稍逊。巨流河掀起战事以后，双方便展开炮击。张作霖以奉军炮兵第十四团为主力，将兵工厂里所有大小口径的炮都搬出来，由大骡车运到巨流河东岸的炮兵阵地上，每门炮配发300发炮弹，全数倾泻在郭松龄部的阵地上。同时，据时任奉军炮兵司令部参谋长的廖安邦回忆，张作霖还雇用了很多日本人做炮兵，“这些日本人约有二百人，是张作霖的日本顾问荒木贞夫在奉天日本车站找来的一些退伍军人”。

除了这些，日方还向张作霖提供了足够一两个月之用的军械、弹药，使奉军在作战时完全没有后顾之忧。少帅张学良更是亲抵前线坐镇，有代张作霖“御驾亲征”的感觉，从而使前线作战的奉军更为勇猛。23日趁着天色未亮，吴俊升率领两个师的骑兵偷袭了郭松龄部的后方重地白旗堡，焚毁了郭松龄部的粮秣、枪械和弹药，使得郭松龄部遭遇重大损失。时值隆冬，郭松龄部又是破釜沉舟作战，已经毫无退路，如今至关重要的粮草又被焚毁，郭松龄部的军心至此动摇，战事向着对奉军有利的方向发展。

24日晨，郭松龄在新民屯粮站召开军事会议，表示自己准备亲自到前线督战，但与会的将领都俯首不语。见到此情此景，郭松龄知道大势已去，便长叹一声散会。随后召集身边的高级将领，宣布拟率一部突围，以霁云军长收拾残部，向沟帮子方向转移。郭松龄部署完毕之后，便与其夫人韩淑秀、秘书处长饶汉祥、政务处长林长民等率一连200余名卫队士兵出走，参谋长邹作华便以东北国民军总司令部的名义，命令各军停止攻击。并急电张作霖，报告郭松龄已经出走，给张学良打电话，“请军团长放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