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进军苏皖：张宗昌南下宣抚（1 / 2）
第二次直奉战争是民初真正意义上的第一次战争，之前的军阀战争，大多都是朝天放枪炮，私底下靠烟土和银元决定胜负。到第二次直奉战争，真的是针尖对麦芒，身居“中国最强者”的天之骄子吴佩孚，遇上雄心万丈的“东北王”张作霖，端的是龙争虎斗，难分伯仲。但一场本该是硬碰硬的大阵仗，愣是被冯玉祥的临阵倒戈倒尽了胃口。而第二次直奉战争既是奉军的顶峰之战，亦是由盛转衰的拐点，第二次直奉战争之后，其实张作霖再也没有在强硬的对手身上讨得到便宜。
直奉双方在山海关展开激战，这是民初北洋军阀历史上真正的一次交火，双方你来我往，互有损伤。但是两相比较，其实是直系伤亡更大。张学良在晚年口述时，曾回忆起直奉战争与吴佩孚的对垒，他说，“他把他的军队就是陆续地增加，明白？来了一个师，叫我们给打完了；再来一师，叫我们给打完了，他继续增加”。吴佩孚与张学良之间的微妙关系暂且不论，但张学良所说的却有道理。因为吴佩孚采用的战术，仍然是旧式的，或者说是带着新式面貌的旧式战术，也就是人海战术。如果是在以前的战争中，吴佩孚的战术可以说是十拿九稳，古战术中有“人多势众”的说法，说雅了叫“投鞭断流”，说俗了就是“一人一口唾沫也能把你淹死”。
早期的北洋军阀内战，军阀大多都有两个特点，要么“惜势”，要么“惜命”。有了枪杆子才有话语权，因此两军交战，谁掌握了势头，其他的军阀就会纷纷倒向谁，战争不用打就结束了；有的是打着打着，一看对方势头庞大，要么投降，要么就扔下部队自己跑了。皖系军阀中的徐树铮，平素飞扬跋扈的人，直皖战争时一看形势不对也就开溜了。北洋系打仗，打归打，不能伤了和气，所以“势头”很重要，得势就能得胜。
这一招在以前可以说是屡试不爽的，只要一上来做足了破釜沉舟的拼命架势，一般都能获胜。各派军阀都喜欢用并不显赫的将领担任先头部队的领导，往往也都是因为这个原因，因此谁在部队里越是混不吝，谁越容易得到晋升的契机，比如倪嗣冲、吴佩孚、孙传芳、张敬尧、张宗昌这类人。但问题在于，他当小将领的时候当然愿意冲锋陷阵，但他升官发财了，就不能再跟愣头青似的不管不顾了。
第二次直奉战争时的彭寿莘，人称“刺儿彭”，就是个愣头青的潜力股，也被吴佩孚委以重任。但遗憾的是，北洋系流传已久的传统，被奉军给打破了。奉军打仗不是靠人，而是靠枪炮，当直军喊杀着冲向奉军时，奉军不是扑上去迎击，而是用枪炮和飞机慢慢蚕食直军的阵地，然后一步一步逼近。因为有兵工厂的支持，奉军在使用弹药上毫不吝惜，几乎是不间断地对直军的阵地进行狂轰滥炸，等到把战壕夷为平地，直军就一个个跟活靶子似的暴露在奉军的面前。
前面说到奉军大力发展的迫击炮，就是两军对峙时的克敌利器。奉军的迫击炮分为曲射和直射两种。两军对峙的时候，曲射的迫击炮可以把炮弹打进敌人的战壕，而且杀伤力大，使敌方遭受重大伤亡；而对方冲锋的时候，则可以利用迫击炮直射，很快就能扑灭敌方的攻势。正是凭借迫击炮的大量使用，使得直奉两军一交火，直军便被奉军的炮火打蒙了。
所以，当直奉两军在山海关陷入胶着，其实占据优势的却是奉军。直军在前线始终无法占据主动，而付出的伤亡却愈加巨大，这也是导致军心涣散的重要原因之一。第二次直奉战争中的直奉两军对垒，直军仍然故步自封在北洋时代，而奉军已经率先拉开了新时代的帷幕。作为旧式北洋军人的吴佩孚，终于亲自见证了北洋末世的序曲。但真正给予吴佩孚致命一击的，并不是奉军，而是他背后的直军将领。
其实与吴佩孚倒戈相向的并不只是冯玉祥、孙岳、胡景翼，直系的“三把手”、“天津派”魁首王承斌业已准备倒戈。同样的兵败，第一次直奉战争后奉系兵败，奉军各部纷纷退至关外，张作霖主力尚存。而直系兵败，则是“树倒猢狲散”，冯玉祥在北京软禁曹锟，其他的直系将领纷纷溃退，吴佩孚只好以张福来、彭寿莘、靳云鹗布置成三大防御线，自己则率兵驰回京畿，希望能够力挽狂澜。
张作霖听说吴佩孚率部离开前线驰援京畿，便派出飞机向直军战壕里撒传单，包括冯玉祥、孙岳、胡景翼的通电，以及吴佩孚已经逃离，直军唯有投降才有生路。直军方面则以钢板加固阵地，以防御奉军炮火的袭击，但面对奉军铺天盖地的传单，直军的军心多少已经受到了动摇。正是利用这个机会，奉军将领张宗昌率领所部16000人突破直军的防线，击破直军董政国的第九师、第二十师后攻入冷口。
27日，郭松龄率所部的3个步兵团、1个山炮营白天休息，夜间行军，秘密潜至九门口。同时，张宗昌、胡景翼部则占领滦州，一面南下和山海关的奉军联手，围攻秦皇岛及山海关的直军，一面则分兵追击董政国残部，然后进攻唐山。张宗昌和胡景翼联手将直军截成两段，并切断了山海关和天津的交通，直军将领张福来败退。郭松龄部穿过山间峡谷，于28日凌晨奇袭九门口。守卫九门口的直军遂被击败，全线溃退。
29日凌晨，郭松龄占领九门口重镇石门寨。此时投降奉军的皖系将领吴光新占据海州，炮击秦皇岛，随后郭松龄所部宋九龄在炮火掩护下顺利占领北秦皇岛。是夜郭松龄留下一个团固守秦皇岛，率部径扑北戴河，并命令3个旅继续向前推进。与此同时，张宗昌自滦州南下，而张学良也自长城低处冲入关内，直军便陷入奉军的包围之中。到31日，自山海关到唐山一带的直军已经完全失去抵抗力，奉军以吴光新的骑兵为先锋，自古冶、芦台向塘沽疾进，与在北京的冯玉祥部、胡景翼部相呼应。
11月4日，奉军占领塘沽，吴佩孚率领残部乘舰南下，此时直军的抵抗已经基本中止。17日，张作霖抵达天津，随即电邀冯玉祥到天津会晤。自民初以来，天津就成了一个特别的地方，军阀入京一般都会先莅临此地，待该谈的事情谈妥了才入京，因此民初的政治大事都是在天津完成的，进北京不过是走个过场。冯玉祥、段祺瑞和张作霖的此次天津会议，主要议题就是在直系战败之后，如何重新划分各派的势力版图。
冯玉祥原属直系，又在西北经营多年，所以京畿和西北的地盘他要维护。皖系原本在东南一带势力很大，直皖战争后几乎都被直系掌管，再度掌权之后，皖系将领卢永祥、吴光新等自然要南下收复旧地。奉系的张作霖早已经不满足于东三省，他在关外励精图治，就是为了再入关与天下英雄争个长短，除了扩张自己的地盘，他也希望能够借此控制北京政府，树立自己在北洋系中的威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