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接受点排：招安后改头换面（1 / 2）
在绿林道上，并不是每一股土匪都想着被招安，很多大土匪头子本来就是把跟政府作对当成是自己的本职工作。被朝廷招安，往往就意味着你叛变了绿林道，忤逆了江湖规矩，成为为朝廷卖命的鹰犬，传到江湖上是要被笑话的。但张作霖并不这么认为，乱世出枭雄，时代乱了才有土匪生存的空间，一旦时局变化，土匪不过是乌合之众，要做一辈子土匪是不现实的。在张作霖看来，懂得适时调整职业规划的人才能步步高升，那些只看眼前而没有长远规划的人，往往会很快就被时代淘汰。
1901年前后是东北土匪的黄金年代，在这一年，无数的东北汉子离开家乡，跑进深山老林里拉杆子扯大旗投身绿林。因为就在1900年，八国联军闯入北京，慈禧太后拉着光绪帝仓皇“西巡”，紫禁城里无人当政，最高权力机构相当于一时处于真空状态，加上列强哄抢地盘，俄国排兵南下，1901年的中国，几乎处在前所未有的混乱中。这个时候，太后老佛爷和皇上万岁爷都忙着逃命去了，哪里还顾得上万千黎民的死活？而政府的武装因为腐败严重，也已无法承担维护地方安全的责任，所以，各地的士绅和财阀都自己出钱，请当地的乡勇组织乡团，除了保护地方的安全、维护地方的秩序，更主要的是保护这些士绅和财阀的财产。所以，一时之间，土匪和大团相继出现，到后来，土匪也是大团，大团也是土匪，发展到最后，局势已经不受这些士绅和财阀控制了。
但是到1901年，清政府与八国联军签订了《辛丑条约》，等到1902年1月8日，慈禧和光绪皇帝回到北京城，混乱的局势便逐渐平稳下来。虽然之前人们形容清政府是如何摇摇欲坠，其实自八国联军进北京以后，清政府的新政并没有像人们所说的那么失败，诸多不平等条约（尤其是庚子赔款）虽然涉及了大量赔款，但庚子年（即1900年）的混乱局势很快就得到控制，清政府并没有完全一蹶不振。庚子年后，清朝的经济快速恢复，外国投资逐年增加，中国人自己的工商业也发展势头良好。所以，东北的土匪武装自然就逐渐失去了生存空间。
皇上还朝以后，虽然还是难逃被困瀛台的局面，但慈禧太后回来了。有了当家人，各地军政长官也不敢再三天打鱼、两天晒网了，开始着手改善地方事务。土匪虽然凶悍，但到底斗不过当兵的，再说有吃有喝有了热炕头，谁还总是跑出去做脑袋别在裤腰上的营生？没有了土匪，大团也就失去了存在的价值。更为关键的是，当地的清廷官员到处张贴榜文，要求解散大团，否则朝廷就要出兵来剿灭。但问题在于，组成大团的这些人以前都是无业游民，甚至是为祸乡里的地痞流氓，解散了大团，这些人就没有了正当工作，难免就会重操旧业，等于是给社会带来了不安定因素。
张作霖的这个大团尤其如此，这个大团里不仅有八角台当地的地痞流氓，有自别处慕名投奔而来的，还有一些是在绿林道上颇有名声的匪枭。别看他们组成大团的时候，在张作霖的指挥下保境安民，和当地绅商相处得极为融洽，但如果让这帮人在八角台就地一解散，他们从按月领俸禄的武装人员，恢复成没有经济来源的闲杂人等，那还不把八角台给折腾个底儿朝天？就算他们不再为非作歹，让这么一帮土匪、地痞待在八角台，总不是一件让人踏实的事情。
其中的利害关系，作为八角台商会会长的张紫云自然心知肚明，所以他就琢磨着给大团寻找一个出路。思来想去，最好的出路莫过于让政府将他们招安，当然，在决定之后，他得叫张作霖来探一探口风。如果张作霖不愿意，这件事情可就变得棘手了。哪知道张作霖心里恰好也在做这个打算，毕竟这些人都是亡命之徒，张作霖也明白，土匪少了，他们没有什么事情做，天天闲着也会生出事来。所以张作霖也在为自己想着去路，想来想去，只有投官这条路较为可行，当时他正为没有门路犯愁。张紫云跟张作霖一说，张作霖便欣然同意，二人遂一拍即合。
但问题在于，要向政府推荐张作霖，光靠张紫云一个人的力量是不够的。于是张紫云就去找当地的乡绅们商量，主要是商量怎么处置大团：第一条方案是继续保留，大伙出钱养着；第二条方案是就地解散，出了啥事自己兜着；第三条是大家一起联名推荐给官府，争取收编。当时局势稳定，乡绅们也不愿意再出钱养着大团，就地解决又恐怕滋生祸患，于是就同意联名推荐给政府。
八角台当时隶属于新民府，于是，绅商们就联名写了一封推荐信，托人交给新民府的知府曾韫。曾韫是个蒙古族人，属于镶黄旗，镶黄旗在八旗里属于“上三旗”，多归皇帝亲自率领，所以在清廷中属于和皇家比较亲近的一支。这个曾韫在晚清的蒙满贵族里，还算是个没有堕落到底的，他是附生出身，虽然不免有宗亲照顾的因素，但多少还是有点儿墨水的。这里多提一句，后来辛亥革命爆发的时候，曾韫被新军俘虏，女佣张妈带着自己的养女逃离府衙，张妈的养女辗转到北京八大胡同里做起了青楼营生，艺名便唤作“小凤仙”。
在张紫云等人的推荐信上，八角台的士绅对张作霖极尽赞美之词。曾韫看过之后，便对张作霖有了些许好感，于是便接见了张作霖。张作霖到知府衙门拜见曾韫时，好好拾掇了一番，并且以弟子身份行叩见礼，称呼曾韫为老师，说话温文尔雅，完全不似大多数武夫那般莽撞和粗鄙。前文提过，曾韫是个半吊子读书人，当时行伍之人都流行“文人之兵”，哪怕肚子里没有多少墨水，也装出一副读书人的清高姿态。曾韫多半就是这种人，而张作霖恰巧也是个半吊子读书人，所以他的这副做派可以说是正对曾韫的路子，加上对曾韫毕恭毕敬，更是给曾韫留下了极好的印象。
于是，曾韫在送走了张作霖以后就将收编民团为政府所用的思路，整理成了一个折子，递给了自己的上级增祺。虽然曾韫和增祺的名字很像，但却不是本家，增祺是纯正的满人，属伊拉里氏，是镶白旗，曾任齐齐哈尔副都统，后出任福州将军，充船政大臣，兼署闽浙总督，于1898年出任盛京将军。总体来说，增祺的能力可能还不如曾韫，但人家出身好，是满人，在清朝末年，八旗子弟严重腐化，但凡能够骑着马跑两圈，就算是栋梁之材了。增祺固然无法和清末的良弼、端方相比，但比起辛亥年间的瑞徵、荫昌来，还是多少有些见地和魄力的。
就在曾韫将改编张作霖的大团的折子递给增祺的时候，增祺其实也在考虑如何处置这些多如牛毛的大团，当时有人提出“化私团为公团”，但是地方官员里有人支持有人反对：支持的人认为，这些武装既然已经成形不如纳为己用；反对的人则认为，这些武装大多都没有经过正规军事化训练，人员混杂。但是在综合了这些意见以后，增祺本人则比较倾向于接收这些大团，与其放纵这些人为祸地方，不如召入政府中听用，遂决定“化盗为良”。于是，曾韫的折子正逢其时，增祺当即就给予了批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