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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 吴国桢(1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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叫板蒋二代遭迫害

吴国桢受李宗仁赏识步入政坛,又承宋子文、蒋介石知遇之恩,主政汉口、重庆与上海,小蒋“打虎”与之结怨,主政台湾省得罪了蒋二代,败走美国后发生了“吴国桢事件”,晚年在美国教书为生。

姓名字号:吴国桢 字峙之

籍 贯:湖北建始

生卒年月:1903年10月21日—1984年6月6日 卒年81岁

毕业院校:美国普林斯顿大学

最高职务:中国国民党宣传部部长、上海市长、台湾省政府主席

生辰八字:癸卯 壬戌 壬午 乙巳

属 相:兔

命 相:智勇得志意气渐,建立声誉事业兴。

终到富贵福禄奏,为人领导德望高。

中年或遭不幸,谨慎即可躲过。

家世:

祖先——明末为躲避战乱,从江西迁湖广荆州江陵,继迁监利。

始祖——吴大智,迁往四川奉节,转徙恩施。吴大智之次子吴士安经商致富,置田宅于建始县红岩寺之凉水埠,从他开始,世代居此。

父亲——吴经明,早年考中秀才,清末被地方当局选送到武昌经心书院学习,结业后到日本士官学校学习陆军。之后,被分派在北京陆军部段祺瑞属下任职,从教育科长一直做到军学司司长。夫人朱芷英。

兄弟——兄弟二人,兄吴国柄。

1906年——入私塾读书。

1908年——进府学胡同小学读书。

1913年——入天津南开中学就读。

1917年——考取北京清华学校。

1921年——被官费保送到美国爱荷华的格林奈尔学院留学。

1923年——考取了美国新泽西州的普林斯顿大学。

1927年——任中华民国外交部特派江苏交涉员公署交际科科长。

1928年——任中华民国外交部第一司副司长。

1929年——任汉口市政府土地局局长。

1931年——任湖北省政府财政厅厅长

1932年——任汉口市政府市长。

1939年——任重庆市政府市长、重庆市防空司令部副司令。

1942年——任中华民国外交部政务次长。

1943年——任中华民国外交部(代理)部长。

1945年——任中国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

1946年——任上海特别市政府市长。

1949年——任台湾省政府主席。

1950年——任台湾省保安司令、“行政院政务委员”、台湾省“反共保民动员委员会”主任委员。

1952年——任中国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美援运用委员会委员、台湾物资委员会委员。

1966年——吴国桢于美国佐治亚州萨凡纳阿姆斯特朗大学任东方历史和哲学教授。

1984年——因心脏病病故于美国佐治亚州萨凡纳寓所,终年81岁。

◇承蒙蒋、宋知遇之恩

吴国桢出生于湖北建始凉水埠,三岁时即入私塾读书,不数月便能流利背诵《三字经》,且能倒背如流,被族人称为“神童”。5岁时与哥哥吴国柄跟随母亲赴北京,来到父亲身边。其父吴经明是清朝秀才,早年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时任北京陆军部军学司司长。兄弟两人到京后进府学胡同小学读书。

几年后吴国柄考入天津南开中学,放假回家时吴国桢便翻阅哥哥的课本,有些功课与哥哥一起做,时间长了其功课竟与哥哥相差无几,有几门课甚至比哥哥学得还要好些。吴经明便将幼子也送到天津南开中学就读。当时吴国柄15岁,吴国桢刚刚10岁,成为南开中学年龄最小的学生。

南开中学是著名爱国教育家严修、张伯苓于1904年创办的一所著名中学,多年来培养了一代又一代对国家有杰出贡献的知名人士,周恩来总理、温家宝总理皆毕业于该校。国民党高层数十人曾就读于该校,如吴国桢、张道藩等人。当时由于吴国桢年幼,夜里常把被子踢掉,校长张伯苓晚上巡查学生宿舍时,经常为他盖被子。一些生活上的事,吴国桢也难以自理。其兄吴国柄虽然也在该校,但由于父亲一直夸弟弟聪明,说哥哥笨,吴国柄不服气,对弟弟很少照顾。

当时,15岁的周恩来也在南开中学就读,便常以大哥哥的身份照顾吴国桢,两人常常一起学习,一起外出,天长日久,感情倍增,情同手足,于是结拜为异姓兄弟。1914年周恩来、张蓬仙、常策欧等人发起组织“敬业乐群会”,由于该会旨在联络同学感情,增强社会活动能力,并开展了形式多样、丰富多彩的适合青少年的活动,吴国桢入会后进步很大,活动能力提高很快。原来性格内向羞于与人说话的他,后来在演讲比赛中获奖。

毕业前夕,周恩来与吴国桢为了留念,两人合摄照片一帧,周恩来坐在长靠椅上,吴国桢站在椅子后面,两人手携手,面带微笑。以后尽管两人站在不同的政治阵营里,但是私交一直很好。

1917年中学毕业后,吴国桢考取了北京清华学校,当时的清华是一所留美预备学校,结业后相当于一般大学的一二年级。吴国桢1921年结业后被官费保送到美国爱荷华的格林奈尔学院留学,两年后获得经济学士学位,随后考取了新泽西州的普林斯顿大学,攻读政治学博士。此间,一个意外的插曲差一点改变了他一生的命运。

1925年春,北洋军阀政府的临时执政段祺瑞的心腹徐树铮,以中国政府专使的身份,率领代表团到欧、美、日本等十几个国家进行考察。在从欧洲动身到美国之前,徐树铮给中国驻美公使施肇基发了一份电报,他出了一道题:“美国哪种政治(体制)合宜中国?哪种政治(体制)不合宜中国?”要公使馆通知学政治、经济、法律的留学生,就此题目写成文章,供他研究。

吴国桢在普林斯顿大学研究的就是政治,很快就写了一篇论文投寄到公使馆。在十几名应征的留学生中,吴国桢的文章写得最好,能联系中国的情况,坦陈利弊得失,徐树铮看了连连称赞,觉得吴国桢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

吴国桢的父亲吴经明是徐树铮在日本士官学校的同学,也是徐树铮的部下,此前徐树铮一行在英国参观工厂时,急需一名懂工程技术的翻译,吴国桢的兄长吴国柄便担当了翻译工作。因此,徐树铮当即让吴国柄给其父发电报,说他决定把女儿许配给吴国桢,待吴国桢学成归国即完婚。

岂料徐树铮回到北京没几天,在廊坊被人枪杀。吴国桢与其女儿的婚事就此罢休。倘若徐树铮不死,以其在段祺瑞政府中炙手可热的权势,又是吴国桢父亲的顶头上司,吴国桢有可能成为徐树铮的“乘龙快婿”。如此一来,吴国桢的一生或许将会是另一种境况。

1926年,23岁的吴国桢获得博士学位。回国后先到上海国立政治大学任教,后毛遂自荐,上书给武汉政治分会主席李宗仁《整理财务税收方案》万言书,对武汉的财政窘迫状况提出若干改进意见,深受李宗仁赏识。李宗仁特设汉口烟酒事务局,任吴国桢为局长。

当时外商大量进口洋烟洋酒,由外国俱乐部和洋行直接销售,从不纳税。吴国桢到任后,立即制定烟酒纳税条例,令行法随,上任9个月便创下烟酒税收90万元的佳绩,给当时的湖北军政首脑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为他日后屡次升迁奠定了基础。

此后,吴国桢又担任过汉口土地局长与财政局长、湖北省政府委员和财政厅长等职务。

1931年夏天,湖北发生水灾,汉口被淹三个月之久,数十万灾民断炊,饿殍遍野。过去湖北省的财税收入近40%出自汉口,如今不但不能上缴财税,而且急需救济。湖北省政府主席何成浚派吴国桢前往南京,找财政部长宋子文拨款湖北赈灾。

吴国桢与宋子文素无来往,又无熟人联络,到达南京后,上海、南京追了一个来回,总也见不到宋子文的踪影。后来他用20块银元买通宋子文在南京官邸的门房人员,等宋回到南京,果然在财政部见到了宋子文。

一见面,宋子文用英语说:“国桢,我只能给你5分钟的机会。”结果,吴国桢用了3分钟时间,便把湖北水灾灾情的严重性讲得一清二楚。宋子文听了很受感动,立即拍板同意:中央每月贴补湖北50万元,帮助湖北渡过困难。但宋子文有一个条件,那便是:只有吴国桢在湖北财政厅长任上,宋才会拨款,换了其他人做财政厅长,宋即终止此项财政补贴。可见宋子文对吴国桢才干与为人的欣赏。

1932年蒋介石坐镇汉口,自任“剿匪总部”总司令兼豫、鄂、皖三省总司令,急需一名熟悉当地情况,精通英语的年轻秘书。经湖北省政府主席何成浚推荐,吴国桢被调到蒋介石侍从室任秘书。此间,吴除了陪蒋会见中外宾客外,每天必须要做的事有:整理和搜集若干有关资料,供蒋介石参考;为蒋介石起草文件或记录、整理蒋的口述讲话;将每天报纸上的重要消息勾出,供蒋翻译并英文报刊的重要消息;出席各种会议,为蒋充当耳目,反映情况;代蒋回复来自国内外的信件。

这些工作看起来简单,做起来却很难达到蒋介石满意,蒋介石从1928年重新上台到1975年去世,47年中用过的秘书不下25人,真正令蒋介石满意能够得到器重和知遇的极少,吴国桢便是这极少数人中的一个。

吴国桢在蒋介石身边工作了仅仅几个月,但这几个月为他今后的飞黄腾达铺平了道路。同年秋,宋子文点名要吴国桢去江西榷运局帮他整顿盐税。吴国桢征求蒋介石的意见,蒋介石说:“子文的事就是我的事。”便同意了这项调动。

吴国桢到江西榷运局工作了三个月,将机构重复、架床叠屋的盐务税收机构榷运局撤销,由省盐务稽查处统一税收,使原来因双重税收而远离江西的外省盐商纷纷而至。同时亲自拟定有关规章制度,堵塞原先偷税漏洞。

三个月后,盐务整顿基本完成,税收明显增加。在吴国桢离开南昌回汉口就职时,许多盐商在榷运局衙门前燃放鞭炮,为他送行。

1932年11月,蒋介石任命吴国桢为湖北省政府委员兼汉口市市长,从此吴国桢步步升高,成为蒋介石的重要政治助手。

◇主政汉口重庆得与失

吴国桢上任汉口市长后,先从改变市容市貌做起,他拓宽市区马路,扩建中山公园,修建沿江沿河的防水大堤,在沿江大道一带修建地下公厕,使原来又脏又臭的沿江一带,变成了宽敞清洁的林荫大道。不过,他的主要政绩还在于防洪抢险。

1935年汛期,长江、汉水洪水暴涨,洪水直逼武汉,姑嫂树一带大堤忽然崩塌数段,险象环生。该堤一破,整个汉口瞬间便会成为一片汪洋,80万人口的生命财产将毁于一旦。吴国桢亲自带领市府公务人员和士兵上堤抢险,并把抢险指挥所设在大堤上,与十万军民一起昼夜奋战在大堤上,在险情解除之前十几天未曾回家。

在抢险队伍中,有汉口市警备部队数千名士兵,警备司令叶篷也几次上堤视察。但由于各报记者纷纷报道吴市长领导军民奋战在抢险第一线的事迹,而未表彰叶篷。叶篷一怒之下,命令该部官兵全部撤离。吴国桢见状,百般解释,请求叶留下部队官兵抢险,但无济于事。最后吴国桢竟跪在叶的面前,请求说:“我代表80多万市民向您求情,请您留下士兵抗洪抢险。”叶篷断然拒绝,命令士兵撤下大堤。

吴国桢只好向军事委员长武昌行营主任张学良求援,张学良亲自驾机到姑嫂树上空视察,一看情况危急,立刻下令派兵火速赶赴汉口大堤抢险,终使汉口幸免于难。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国民党的党政军机构纷纷搬到武汉,到1938年秋,武汉成为了战时的军政中心。吴国桢作为汉口市长,肩负着后勤保障、战时动员等重任。在战火逼近的情况下沉着应对,法治严明。

到1938年春节前夕,武汉城内已人心惶惶。吴国桢在汉口市政府任职的堂弟吴国干,向吴国桢请假送家眷去宜昌,吴国桢不予准假,并说:“你不能在民众没走前先走!我的家眷也都没走。”吴国干见吴国桢不准假,竟然不打招呼就悄悄带着家眷走了。吴国桢闻讯后毫不姑息,为了严明纪律,杀一儆百,吴国桢以“擅离职守”之咎将吴国干除名。

6月,日军兵分五路攻打武汉,吴国桢让夫人带着四个孩子随岳父母去昆明,免去了家庭拖累,一人留在汉口,全力以赴投入到组织指挥支援前线和民众撤退之中。

吴国桢不愧市政管理长才,组织撤退工作安排指挥得有条不紊。将武汉除老、弱、病、残及在武汉沦陷后有条件留下来的人外,其余的青壮年、妇女儿童、学校师生、机关工作人员,全部统一分配车辆和船只,从9月上旬开始,每天安排2万人有组织有计划地撤退。

但工厂辎重的搬迁困难较大,特别是安排组织交通工具,有时安排好的车船会被中央某些部门强行占有,尤其一些有枪杆子的单位,根本不把市长放在眼里,以致强行上船上车者时有发生,坠江追车死于途中的不知凡几。但总的说来,汉口撤退的民众数量之大,死亡人数的减少,都远远胜于南京。特别是吴国桢抢救出来的中小民营企业,如裕华纱厂、洪发利营造厂、顺昌铁工厂、恒顺机器厂、福新面粉厂、江南肥皂厂、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等近百家之多,占各地迁渝工厂的一半以上。这批工厂恢复生产后,对抗战军需、民生用品的供应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

吴国桢一直坚持到10月24日蒋介石下达总撤退令时,才随机关最后一批人员撤离汉口。次日汉口陷落。

1939年,吴国桢被任命为重庆市市长。当时重庆成为战时中国政治、军事和经济的中心,因此成为了日寇轰炸的主要目标。从1939年5月起,日寇连续不断地对重庆进行轰炸,每次派飞机百余架对重庆进行狂轰滥炸。大批建筑被毁,人民死伤不可数计。

吴国桢就任市长后,一方面着手重庆市的重建工作,即“疏建并重”,一方面恢复生产,并提倡开展保险业务,使遭受轰炸的厂店及早恢复生产和营业。但要以很大精力用于管理民防,修建防空洞、地下室,并以市长的身份兼任重庆防空副司令。

1941年6月5日,日机分批对重庆进行连续轰炸,由于持续时间较长,较场口大隧道中洞口堵塞,而洞内没有通风设备,聚集到洞内的人群拥挤,密不透风,近千名群众窒息而死,一时舆论大哗,各界人士纷纷指责防空部门玩忽职守。蒋介石一怒之下,将防空司令刘峙、专职副司令胡伯翰撤职,给予吴国桢“革职留任”的处分。

此间,吴国桢以戴罪之身,忍辱负重,严于自责,他在中外记者招待会上说:“一事不周,全功尽弃。一人疏忽,全体蒙垢。”在宪兵司令贺国光兼任防空司令后,吴国桢仍兼防空副司令,并自兼“防护团团长”,特地聘请其在英国学过工程的哥哥吴国柄出任防空洞工程处处长,兢兢业业地改善大隧道的设备和管理,以后敌机轰炸时,伤亡大为减少。

1943年,吴国桢重新被起用,出任外交部政务次长。此时外交部长宋子文常驻美国,他不想让其他政治势力插手外交事务,而吴国桢既是留美博士能力极强,又是蒋、宋都信任且可以委以重任的人,于是,蒋、宋一拍即合,吴国桢走马上任。

当时英美等国家已经对日宣战,外交部一些机密如有关盟邦的事,一般必须立即答复,宋子文不在国内,就由吴国桢直接向蒋请示。为了联络方便,蒋介石安排吴国桢住在他的隔壁。这样,吴国桢有事时可以一天数次与蒋介石通电话,或者面见蒋介石。无须通报预约便可面见蒋介石,不须征询蒋的同意便可直接与之通电话的,在蒋介石的幕僚中,只有孔祥熙与宋子文有此殊荣,吴国桢系绝无仅有。

同年11月,吴国桢作为蒋介石的外交顾问,随同蒋介石参加了著名的开罗会议,和罗斯福、丘吉尔讨论开辟欧洲第二战场和对日作战问题。抗战胜利前,吴国桢出任国民党中宣部副部长,1946年5月出任上海市市长,直至1948年秋后卸任。

◇与小蒋“打虎”结怨

吴国桢任上海市长期间,正面临着来自政治、军事、经济等多方面危机的冲击,面对着民怨沸腾、百业凋敝、学潮与工潮相激荡的复杂局面。他冲破重重困难,做了一些卓有成效的实事,如兴办市政建设,铺路、修桥,尤其在建造住房方面,先后建造了大木桥、小木桥、徐镇路、日晖港等多处市民新村,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一些破烂棚户的居住条件。

但由于国民党挑起内战,通货膨胀,民不聊生,吴国桢不可能做出什么大的事情来。而蒋介石为了缓解巨大的财政赤字的压力,实行币制改革,以致闹出“金圆券风波”,为他赴台后与蒋氏父子的冲突埋下了伏笔。

1948年8月国民党当局宣布进行币制改革,发行金圆券代替法币。而此前,蒋介石找吴国桢等地方实权人物征询意见时,吴国桢认为,币制改革没有足够的财力、物力准备很难成功,用高压的政治手段无法解决经济问题,而且会导致更为严重的后果。他再三进谏蒋介石:“法币改金圆券,如国库无若干之准备金,则此事非常危险”,若必要改革,上海市政府不愿过问,可由中央直接派员管理。

于是,蒋介石直接派蒋经国前往上海“督导”经济管制政策的实施。蒋经国一到上海便以铁腕贯彻“币改”,由一万多人组成声势浩大的“打虎大队”,他们身佩美式手枪,刀光剑影、杀气腾腾,任意闯进工厂、商店、仓库、民宅,掘地毁墙,翻箱倒柜,搜寻金银,没收货物,强迫市民将自己的金银外汇兑换成金圆券。

蒋经国为了立威,以囤积罪把上海警备司令部的科长张亚尼、稽查大队长戚再玉处死,又把与孙科有些关系的林王贸易公司经理王春哲以扰乱金融罪枪决。接着,将申新纺织总公司总经理荣鸿元、杜月笙的第三子上海证券交易所经纪人杜维屏、上海纸业公会理事长詹沛霖、煤业公会理事长潘以山等60多名巨商富贾关进监狱,再传上海工商界的头面人物,一个个亲自召见,施以种种威胁,意思最明白不过:“你们究竟是要命,还是要钱?”

如此一来,老板们趁机关门,工厂、商店纷纷停业,物价从暗涨到明涨,以致有市无货,市民买米没米,买菜没菜,怨声载道,骂声不绝。吴国桢几次向蒋经国提出:上海作为一个国际城市,现在搞得连吃饭也成问题,影响极坏。而蒋经国则认为:这是政治问题,并非经济问题,“治乱世,用重典”,一定要严办。吴国桢一怒之下到南京辞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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