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何应钦(1 / 2)
位极人臣的台岛顺民
在蒋介石统治大陆20多年中,何应钦可谓位极人臣。他与蒋介石既是校友又曾共事,虽未结金兰却有知遇之恩。但两人既有权力之争,又要互为利用,关系极为微妙。诚如老蒋所说:“没有我蒋中正,绝不会有何应钦。”赴台之后,何应钦非常识趣地做了顺民。
姓名字号:何应钦 字敬之
籍 贯:贵州省兴义县
祖 籍:江西临川
生卒年月:1890年4月2日—1987年10月21日 卒年97岁
毕业院校:日本陆军士官学校
军 衔:陆军一级上将
最高军职:国民政府军政部长、中国陆军总司令、国民政府行政院长兼国防部长
生辰八字:庚寅 己卯 癸丑 庚申
属 相:虎
命 相:性情温良,善作阴德,诸事谦尊,成功如登梯,终年利禄亨通,乃虎假半真之命
诗 曰:平生良善自有持,衣禄增荣盛有余。
钱财家业终年好,贵人提拔上云梯。
个人爱好:打猎、打高尔夫、旅游。
家世:
太高祖——何景鸾。何氏先祖居住于江西临川,何景鸾随清军出镇贵州,于清咸丰初年在贵州兴义定居。
高 祖——何振王皇,通过贩牛致富后,于兴义城郊的巴骨山田坝置水田,每年收租二百余担,成为兴义县“八大户”之一。定居兴义县城黄草坝。
曾 祖——何云鹏,见捧乍人烟稠密,商业繁盛,便变卖田产,迁往捧乍。后为躲战乱,又迁至泥凼风波湾,经营起小染坊。
祖 父——何春荣,继续经营染坊,并在泥凼附近购买田地,跻身于地主之列,成为泥凼的首富,后创办泥凼团练。
父 亲——何其敏,继承父业,持家勤谨,夫人史氏。
兄 弟——大哥何应桢,二哥何应禄,四弟何辑五,五弟何纵炎。(同辈姐妹:何应凤、何应碧、何应翠、何应秀、何应满、何应相)
1890年——出生于贵州省兴义县泥凼村。
1907年——考入贵阳陆军小学,后升入武昌陆军第三中学。
1909年——留学日本,入振武学校第十一期。
1914年——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二十七期步科。
1916年——回国后任黔军第一师步兵第四团团长兼讲武学校学生营营长。
1921年——任贵州步骑炮工兵学校校长、黔军参谋长。
1924年——任广东大本营参谋处参谋;同年6月,任黄埔军校少将总教官;同年11月,任黄埔军校第一教导团团长。
1925年——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师长。
1926年——任第一军军长、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教育长。同年10月,任北伐军东路军总指挥。
1927年——任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与白崇禧率部取得龙潭战役的胜利。
1928年——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参谋长、蒋桂战争中任讨逆军总参谋长。
1930年——任军政部部长,此职任期至1944年11月。
1931年——任军政部部长兼任“围剿”军总司令,负责对中共苏区的第二、三、四次“围剿”。
1933年——与日方代表冈村宁次签订《塘沽停战协定》。
1935年——授衔陆军一级上将。同年5月,与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梅津美治郎签订《何梅协定》。
1936年——西安事变后,负责主持南京军事,对张学良、杨虎城施行军事压迫。
1937年——任军政部长兼第四战区司令长官。
1940年——参与策划皖南事变。
1944年——任同盟国中国战区中国陆军总司令。
1946年——任联合国安理会军事参谋团中国代表团团长兼中国驻美军事代表团团长。
1948年——任行政院政务委员兼国防部部长。去台后,历任“总统府”资政、“战略顾问委员会”主任委员等职。
1949年——任“行政院院长”。
1987年——于台北病逝,享年97岁。
◇北伐中结下生死之交
贵州省兴义县原名“黄草坝”,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穷乡僻壤,然而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三个“大人物”的出现,使它声名大振,成为了“钟山川之灵秀”的“贵州一景”。这三位“大人物”便是:贵州省都督、督军刘显世,黔军总司令王文华,国民党统治时期赫赫有名的第二号军事首脑何应钦。
何应钦出生在位于县城西南40余公里的泥凼村。他7岁入乡塾,13岁入县立高小,17岁考入贵州陆军小学,后被保送入武昌陆军第三中学。1909年秋,何应钦被录取为留学生,东渡日本进入东京振武学校第十一期学习,与朱绍良、谷正伦、贺耀组等人成为同窗好友,并于第二年同时加入了同盟会。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何应钦辍学回国,参加了光复上海之役,与蒋介石同在沪军都督陈其美的司令部任职。二次革命失败后再渡日本,进入陆军士官学校第二十七期。
1915年,何应钦学成归来,即遇到了生命中的第一个“贵人”王文华,在几乎未立什么战功的情况下,便凭借裙带关系以及政治手腕成为炙手可热的权贵。
王文华时任黔军总司令,与何应钦同为黄草坝老乡。何应钦受王之邀,又邀同窗朱绍良、谷正伦等人一同参加了黔军。此时护国战争爆发,贵州举旗响应,何应钦几人一到贵阳,即被委以重任。何应钦任黔军第一师步兵第四团团长兼讲武学校学生营营长。
然而,贵州虽小,黔军虽嫩,权力纷争却不亚于任何大省。王文华虽在黔军中握有实权,但他的舅舅贵州督军刘显世却是树大根深,舅甥二人在兴义系军阀内部形成了“旧派”与“新派”两种势力。而以二人为核心的贵州兴义系军阀集团的主要成员,不是刘、王二人的宗亲姻亲、乡邻故旧,便是其门生弟子、同窗挚友。
在舅甥二人“新”“旧”派的明争暗斗中,何应钦作为留日士官生,自然而然地选择了以王文华的“新派”作为自己依傍与效力的对象。但他并不想得罪刘显世,对刘恭谨备至,大面上事之如父,小心谨慎地在刘、王二人之间周旋,使他在两人矛盾中得以暂时的“刀切豆腐两面光”。1916年4月30日,何应钦与王文华的胞妹王文湘缔结良缘。朱绍良与谷正伦也分别迎娶贵阳城里出身名门的小姐为妻。英雄配美人,一时轰动了整个贵阳城。
在前后两年多的时间里,何应钦凭借严谨的军人作风和政治组织才干,成为“新派”的骨干,他创办的“少年贵州会”,对王文华团结省内外进步分子建立新党,最后夺取贵州政权奠定了良好基础。他本人也得以先后升任贵州讲武学校校长、省会警察厅厅长、全省警务处处长、第五混成旅旅长等要职,并晋衔为陆军上将,成为贵州新派人物中的核心人物。
1920年末,何应钦参与谋划和直接指挥了“民九事变”,与王文华一起迫使刘显世交出了贵州大权。但刘显世并不甘于失败,于1921年3月派杀手将王文华刺杀于上海,新派顿时失势,而新派内部相互倾轧,何应钦被迫逃往云南,投奔滇军总司令顾品珍。因刘显世仍不肯放过他,又收买杀手在昆明一茶楼对何应钦行刺,致何应钦胸部、腿部连中数枪,幸亏随身副官抢救及时,送入法国人办的医院使之幸免于难。随后,何应钦偕妻前往上海投奔其内兄王伯群(王文华之兄),过起了寓公生活。何应钦少年得志,第一个人生的小峰巅就此以失败落下帷幕。
1924年,何应钦经妻兄王伯群等人介绍,赴广州担任孙中山大元帅府参谋。后由其日本士官学校同学王柏龄推荐,被蒋介石任命为黄埔军校少将总教官。这是何应钦一生效命于蒋家王朝的开始,何应钦也因此飞黄腾达,以至于以后十几年中长期在国民党内部居蒋介石一人之下。
蒋、何虽为东京振武学校先后期同学,又同在陈其美手下共过事,但二人并无深交。何应钦到军校后,以严格规范的军人作风和严谨的工作态度,渐渐得到蒋介石的重视。而蒋在军校倚为心腹干将的军校教授部主任王柏龄,却沉溺广州城内烟花柳巷不能自拔,整天寻花问柳,抽大烟,不务正业,遇事不见踪影。如此一来,蒋介石对忠于职守的何总教官越来越信任,常把一些重要事务交给何去处理。何受此厚爱,知恩必报,带着刘峙、顾祝同、钱大钧、陈继承等一批军事教官,干得有声有色,何在蒋心目中的地位越发重要起来,蒋、何关系也越来越密切。
1924年底,蒋介石将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生组编为两个教导团,何应钦任第一团团长,刘峙、钱大钧、顾祝同均为何手下营长。教导团是国民党创建的第一支军队,后来成为黄埔系高级将领的陈诚、胡宗南、周至柔、桂永清、杜聿明、黄维等人,当时尚为团里下级军官或普通士兵。此后在平叛商团叛乱、滇军总司令杨希闵、桂军总司令刘震寰叛乱,和两次东征中,何应钦率领第一团皆屡立战功。
而使何应钦一战成名,使他与蒋介石结为“生死之交”,并由此奠定他在黄埔军中“大管家”地位的,便是著名的棉湖之战。
在1925年初国民革命军第一次东征期间,何应钦的第一团攻占淡水城,全歼守军一个旅,接着又击溃洪兆麟一万多兵力的增援部队。以不足2000之新兵,击败洪部精锐部队一万多人,令陈炯明大为光火。3月上旬,陈炯明集中林虎、李易标两部兵力四五万人,突袭何应钦部,并企图包抄东征军总部,在棉湖与黄埔军展开决战。而由于黄埔军第二团行动缓慢,未能按部署及时赶往敌人侧背攻击,致使第一团腹背受敌,孤军作战,战斗已进入双方肉搏混战。危急时刻,蒋介石躲在指挥所里急得直跺脚,流着眼泪对何应钦说:“你必须想法坚持,挽回败局,否则一切全完了!”
此时对何应钦和第一团来说,已是非战即死。就大局而言,此一战关系到黄埔军以及广东革命根据地的生死存亡。就个人而言,如若战败,蒋介石、何应钦不仅将声誉扫地,丧失向上攀爬的政治资本,甚至性命难保。何应钦深知其中利害,当时也流着泪说:“既然非拼即死,那我就去了!”
何应钦亲赴第一线,督军作战,由于指挥得当,在肉搏混战中身先士卒,极大地鼓舞了士气,与后来赶到林虎军侧背的第二团协同作战,将陈炯明所部打得狼狈逃窜,取得了棉湖战役的最后胜利,为第一次东征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棉湖苦战,堪称以少胜多、使广州革命政府转危为安的关键性一战,黄埔学生军与何应钦也因此“一战成名天下知”。而1925年的3月12日,也成为了蒋、何同生死共患难的纪念日。
1925年7月,革命政府正式成立,黄埔学生军编成革命军第一军,蒋介石亲任军长,何应钦任第一师师长。第一军成为以后国民革命军第一集团军的基础,也是国民党“中央军”的基本班底,是蒋介石在大陆统治20多年的嫡系力量。在第二次东征中,何应钦的第一师在惠州歼灭敌军主力,取得了惠州战役的胜利。从此,何应钦凭借显赫战功与谦逊做人的处世方法,与蒋介石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广东统一后,蒋介石为全面控制第一军,建立其一党专政的军事独裁统治,蓄意制造中山舰事件,以打击国民党左派人士和共产党人。在这一事件背后,何应钦不仅完全拥护蒋介石的主张,同时积极参与制定反革命计划,并以其第一师作为坚强后盾,对蒋介石1926年3月制造的中山舰事件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1926年7月北伐战争开始后,何应钦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军长兼潮梅警备司令。为了保存实力,蒋介石将何应钦的第一军放在东线,避开主战场两湖地区。直到10月何才率部向福建方向进攻。在松口战役中,何应钦歼敌、招降4个师,以2比5的兵力大败孙传芳的周荫人部。蒋介石为此称赞何应钦:“能从容应付,完全消灭敌军主力,因此预测到此次北伐之目的,一定可以达到。”
随后,何应钦任东路军总指挥,由福建进浙江、上海,并于1927年3月攻占杭州,大挫孙传芳的军队,何应钦声威大震。
◇参与逼宫又青云直上
北伐战争结束之后,何应钦在黄埔军中声望日隆,使他本人有了些居功自傲的心态。而蒋介石生性多疑,对何应钦也有了功高震主的担忧,两人的关系变得微妙起来。在发生于1927年8月桂系逼宫事件中,何应钦的推波助澜使他与蒋介石的关系发生了第一次摩擦。
此时,实力强大的桂系已成为蒋介石心头之大患,蒋介石密令何应钦剿灭桂系。而何应钦与白崇禧私交不错,白崇禧在北伐中曾任何应钦的东路军前敌总指挥,两人配合默契,何应钦不愿无故兵戎相见。同时,蒋、桂实力不相上下,如若出兵,胜负难以确定。为此何应钦特地谒见蒋介石,陈述利害关系与难以执行的理由。蒋介石虽觉得何应钦的分析有一定道理,但同时也认为何“已经被软化”了,对何应钦十分不满。
与此同时,桂系李宗仁、白崇禧得知蒋介石的阴谋后,竟想先发制人,逼蒋下台以取而代之。于是联合各方面反蒋势力如汪精卫、李济深等人,准备见机行事。1927年7月,直鲁军攻陷徐州,蒋介石指责何应钦指挥无能,并亲临前线指挥作战,结果败得更惨。蒋介石一怒之下,将前往南京报告情况的黔军十军军长王天培处决。
蒋介石此举引起各路将领的极大恐慌,尤其何应钦与王天培是同乡,更有兔死狐悲之感。而桂系李、白更是担心成为王天培第二。当蒋介石在一次军事会议上命令白崇禧攻打武汉时,白崇禧当众拒绝执行,并当面顶撞蒋介石,令蒋介石十分难堪。白崇禧同时暗示胡汉民从旁掣肘,蒋介石意识到桂系在“逼宫”,便以辞职相威胁。岂料,白崇禧马上表示赞同,并趁机说:“为了团结本党,顾全大局,总司令离开一下也好。”
此言一出,如若没有人出来救场,蒋介石只好履行“诺言”辞职。但环顾左右,在场的只有何应钦可以站出来为他说话。此时何应钦却低着头一言不发,其意思已十分明白,蒋介石一气之下拂袖而去。
事后吴稚晖、张静江等人曾召开军事委员会议,想挽留蒋介石,何应钦却明确表态说:“蒋先生是自己要走的,他走了会好些。”蒋介石曾想策动黄埔军兵变,支持自己留任,但考虑到何应钦在黄埔军中的影响,只好作罢,加上来自武汉方面的压力,蒋介石不得不于1927年8月黯然下野。
蒋介石下野后,何应钦与桂系李宗仁、白崇禧组成军事常务委员会,对国民革命军实行集体领导,掌握了军事大权,并在此间联合指挥了龙潭战役与徐州战役,打败了北洋军阀孙传芳部和张宗昌部。尤其龙潭战役,敌我兵力悬殊,且在无备之中,孙传芳纠集残部7万余人渡江,直扑南京。令何应钦、白崇禧措手不及。当时何应钦的第一路军在南京附近的只有警备师与二十一师,好在何、白偕同作战配合默契,各自率部奋勇抗敌,终于取得了龙潭之役的最后胜利,保卫了南京。
这是何应钦一生中的最得意之作,也是他与白崇禧精神上偕同的结果。对于蒋介石来说,尽管在桂系“逼宫”中何应钦有推波助澜之嫌,但何应钦率领的嫡系部队仍然效忠于蒋介石,何应钦本人并没有打算与蒋介石彻底决裂,因此龙潭之役之后,蒋介石强调此战役“关系首都之安危,革命之成败,在国民战史上实占重要之地位”,何应钦也因此获得“捍卫党国”奖旗一面。
但在蒋介石复出之际,何应钦却又玩了一把暧昧,令蒋介石大为光火。蒋介石下野后,其爪牙群起鼓噪,大造舆论,请蒋介石复出。许多地方实力派也都权衡利弊,希望蒋介石复出。如此一来,原为众怒所指的蒋介石一下子局面骤转,各方面拥蒋复职电纷纷而至,黄埔系军队团以上军官更是纷纷列名通电,拥蒋复职。只有何应钦和他的第—军毫无反应。这使得蒋十分恼火,即派何的老乡国民党中央执委会书记长李仲公前往责问。李转达了蒋介石的原话:“连冯玉祥、阎锡山都对我发出了拥戴电,为什么他还不发?他打底打的什么主意?”在此情况下,何应钦只好请李仲公代拟电文发出。蒋介石接到何应钦的拥戴电后,即入南京,于1928年1月复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之职。
蒋介石复任伊始,便出其不意给了何应钦当头一棒。当时何应钦正在南京,蒋介石悄然赶到徐州,进入第一军总指挥部,突然下令免去何应钦第一路军总指挥职务,任命其为参谋长,并将何在南京住宅的卫队同时全部撤走。蒋介石此举,令何应钦大感意外,极为震惊。返回南京后,他对李仲公大发牢骚说:“老蒋到徐州去也不通知我,突然调我为总司令部参谋长,他到底是何意思?不管怎样我绝不就职,任凭他发落好了。”李仲公劝他说:“既然他存在一天,你就没有把黄埔军拿过来的把握,那么,你同他斗,是斗不赢的。”何应钦只好答应就任参谋长。
当李仲公赶到徐州,告诉蒋介石“何应钦痛自引咎,一切唯总司令之命是听”,蒋说:“他这样就好。他要知道,而且必须知道,没有我蒋中正,就不会有何应钦!他怕白崇禧,难道就不怕我蒋中正吗?”接着又激昂地说:“你去告诉敬之,不要打错主意。上次白健生(白崇禧字健生)逼我,如果他说一句话,我何至于下台?这次拥戴电,他又迟迟不发,是何居心?现在桂系大肆宣传,说我已不能掌握黄埔军队,能掌握的只有何应钦。他这样做,是不是故意替桂系撑腰,塌我的台?……所以,我就要来前线试试看,我究竟能不能掌握黄埔军。”
这场隐藏在蒋、桂之争幕后的蒋、何争夺黄埔领导权的斗争,最终以何应钦的失败而告终。何应钦因受到“入壁夺符”的打击,有如当头棒喝,从此对蒋介石俯首帖耳,变得小心谨慎起来。由于两人之间互有所倚,表面上仍然合作密切,占领北京后,蒋介石即委任何应钦为“国军编遣筹备委员会”主任委员和“训练总监部”总监等职务,在一定程度上显示了蒋介石的宽容与大度。
北伐完成后,各路新军阀如李宗仁、阎锡山、冯玉祥、唐生智等发展壮大起来,成为蒋介石的心腹大患。在1929年到1930年近两年间,何应钦在担任中国革命军总参谋长的同时,先后兼任武汉行营、开封行营、广州行营、郑州行营主任,在前线指挥部队与各路新军阀作战。在蒋桂战争中,以及讨伐张桂联军、反蒋的唐生智的战役中,何应钦屡创佳绩,获一等宝鼎勋章。在1930年5月爆发的中原大战中,何应钦调拨百万大军与阎锡山、冯玉祥以及李宗仁等人组成的倒蒋联合阵线展开激战。特别是衡阳一战,大败骁勇善战的桂军,保住了蒋介石的大后方,为中原大战的最后胜利奠定了基础。其间,何应钦的父亲何明伦去世,何应钦一直在前线督军,无暇回兴义奔丧,蒋介石深为感动,亲往设在南京的何父灵堂祭吊,并亲笔写了赞辞,使何应钦深受感动。
1930年3月,何应钦被任命为军政部部长,直到1944年,任此职达14年之久。
中原大战结束后,何应钦坚决拥护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方针,不顾日本侵略者发动九一八事变,依然把枪口对准中国工农红军,先后指挥20万、30万、50万大军进攻中央苏区,对红军发起第二、第三、第四次“围剿”,企图一举消灭中国工农红军。但是,何应钦在军阀混战中能挫败群雄,“围剿”红军却是连连败北,被红军打得焦头烂额,一次比一次败得惨重。第四次“围剿”失败后,蒋介石大发雷霆,连连哀叹:“惟此次挫败,惨重异常,实有生以来惟一之隐痛。”何应钦本人更是惶惶不安,赶紧找借口逃回南京。
此时,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纵容了日本侵略者的侵华野心,使日本侵略者的胃口越来越大,直接导致了上海一·二八事变的发生。但何应钦秉承蒋介石的旨意,对国民党官兵的抗日热情大泼冷水。对十九路军的奋起抗日进行了一系列的阻挠和破坏,不仅拒绝增援,而且发电警告各军将士,“非得军政部命令而自由行动者,虽意出爱国,亦须受抗命处分”,同时克扣军饷,截留捐款,破坏上海抗战。
1933年热河省会承德失守,张学良引咎辞职,何应钦赴北平主持华北军事,一度督率国民党中央军和一些地方部队在长城一带抗击日本侵略军,5月长城抗战失败后,即派代表与日军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塘沽停战协定》。1935年,何应钦又根据蒋介石的旨意,与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签订了《何梅协定》,出卖了华北大部分主权。此间,蒋介石在南方战场“围剿”红军,何应钦在北方战场对日妥协,蒋、何南北呼应,配合默契。
1935年4月,何应钦被授予陆军一级上将。同时被授予一级上将的共有8人,阎锡山、冯玉祥、张学良位居何应钦之前,李宗仁、朱培德、唐生智、陈济棠名列何应钦之后。在国民党中央军中,何应钦是唯一一位一级上将。蒋介石为特级上将,其他嫡系如刘峙、顾祝同等均为二级上将。张治中、陈诚等为中将。由此可见,何应钦当时在蒋介石嫡系将领中的地位是至高无上的。
◇西安事变中留下隐患
何应钦与蒋介石的第二次摩擦起源于西安事变,由于何应钦错估形势,导致他此后逐渐被调离权力中心的命运。
1936年12月12日,时任西北“剿匪”副总司令、东北军领袖张学良和时任国民革命军第十七路总指挥、西北军领袖杨虎城,为达“停止剿共,改组政府,出兵抗日”的目的,在西安扣留了蒋介石。
西安事变发生后,南京政府陷入一片群龙无首的混乱之中,各派力量迅速分化组合,形成了以何应钦为首的主战派和以宋美龄、孔祥熙为首的和平解决派。主战派以黄埔系大多数将领为基础,和平解决派的支持者有冯玉祥、李烈钧、宋子文等。两派就如何解救蒋介石,如何对付张学良和杨虎城,以及如何对待中共展开激烈争论。
何应钦打着“维护国民政府威信”的旗号,力主出兵讨伐张、杨。很显然,何应钦的目的有二:如能在讨伐中置蒋介石于死地,他便可顺理成章地取而代之;如果出兵救出了蒋介石,他又可称为救驾功臣。宋美龄却要求先救出蒋介石,才能发兵讨伐张、杨。见何应钦毫无商量余地,干脆挑明了说:“今日若遽用武力,确将危及委员长生命。”但何应钦错估了形势,认为只要出兵轰炸西安,蒋介石即使不被炸死,也会被中共杀掉。因此并没把宋美龄放在眼里,对宋美龄所言更是不屑一顾。
在16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两派最后达成妥协,决定由何应钦任讨逆军总司令。17日何应钦通电就职,调动十几个师的兵力,以刘峙、顾祝同分别任东、西路集团军总司令,进攻西安。同时命令空军由洛阳起飞轰炸西安,将置蒋介石于死地。并派人联络桂系白崇禧、粤军余汉谋、广东省主席黄慕松,甚至与日本驻南京领事联系,谋取日方支持,并与王伯群秘密拟定了“统一党国,革新政治”的方案,对党政人事也作了安排。
但是,宋美龄、孔祥熙等人并不肯罢休,在南京召集的黄埔系空军人员会议上,宋美龄哭哭啼啼地请求大家:“不要听何应钦的命令。”闻听此言,一向对蒋介石恭敬恭顺的何应钦气急败坏,当面“斥责”宋美龄是“妇道人家,只知道救丈夫”,宋美龄伤心地说:“你这样做辜负蒋先生了。”
在宋美龄的强烈反对下,何应钦被迫改令只轰炸渭南、富平、三原以及西安近郊等。此时,张学良的东北军与杨虎城的西北军群情激愤,新一轮内战一触即发。蒋介石闻讯大为恼火,急忙发出停战手谕,要何应钦“星期六以前,万不可冲突,并立即停止轰炸为要。”在此情况下,国民政府决定在18日至22日之间暂停轰炸。
后来经过激烈争吵,何应钦允许宋子文于22日以私人名义前往西安。当天,何应钦收到张学良的抗议电,张学良严词要求中央军立即停止军事行动。此间,由于中共代表团出面调停,张、杨顾全大局,主和派从中斡旋,“西安事变”最终以释放蒋介石、和平解决而结束,何应钦的一场黄粱美梦即刻化为泡影。
12月26日,蒋介石回到南京。何应钦虽惭愧尴尬,但还是硬着头皮去机场迎接蒋介石,并在欢迎答会上为蒋宣读答词,述说他为伸国法而主张讨逆救主的苦衷。鉴于何在黄埔系中居位仅次于蒋介石,在国民政府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和作用,一向睚眦必报的蒋介石隐忍未发,但在心里坚定了以陈诚取而代之的决心。由于陈诚资历尚浅,羽翼未丰,蒋介石尚需留用何应钦继续为其卖命,因此放何一马。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到1944年终于迫使何应钦让位于陈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