扑朔迷离的历史（2 / 2）
既然美英当局事先已经知道纳粹将要对犹太人进行大屠杀，为什么却保持沉默呢？从目前解密的档案资料来看，可能主要有两个因素：一是美英当局想用沉默换取纳粹的技术与合作，从而发展自己；二是他们都怕承担道义上的责任，也是维护自身的形象。
根据英国著名历史学家马丁·吉尔伯特1981年出版的《奥斯维辛与盟国》所写，盟国的领导人是到1944年夏天才略微听说奥斯维辛死亡集中营和纳粹种族大屠杀一事的。但是，这些新解密的档案和绝密资料把这些学者善意的推测击得粉碎。
其中最典型的例子之一就是，许多“二战”大屠杀遇难者的亲属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盟国法官没有把纳粹冲锋队将军科尔·沃尔夫送上绞刑架深感不解。众所周知，犹太平民被赶进死亡集中营的罪魁祸首正是沃尔夫和他领导的纳粹德国冲锋队，沃尔夫就是所有意大利犹太人大屠杀遇害者的刽子手。可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沃尔夫并没有像人们事先预料的那样被美英盟国法官送上绞刑架，他只是在战后一直被拘押在盟国拘留营里，并于1949年获释，并且到慕尼黑过上了正常的生活。这其中的原因一直令世人不解。而这次解密的档案终于给出了答案。沃尔夫之所以可以逃脱法律的制裁，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他与艾森豪威尔执政时任中央情报局局长的杜勒斯有“特殊的关系”；其次是“二战”结束前夕入侵意大利的德军投降之事有他的功劳，多少算是“将功赎罪”吧。所以他最后被免了上断头台的命运。
目前针对有关罗斯福和丘吉尔两位总统的评价的问题，更多的历史学家现在一致认为，有关“盟国国家领导人对种族大屠杀一事毫不知情”的说法应该重写。甚至更有一些激进的文学家放言，他们对在大屠杀中遇难的欧洲犹太人负有不可推卸的道义上的责任！
美国弗吉尼亚大学情报专家蒂莫斯·纳夫塔里十分率直地说：“实际上，当时罗斯福或者丘吉尔哪怕发表一个公开声明也许就能挽救成千上万意大利犹太人的生命，即使不能，最起码也能引起意大利犹太人的警觉，使他们有更多机会逃脱纳粹的种族大屠杀。然而，两位著名的领导人却不约而同地选择了沉默，他们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不暴露英美两国的密码破译行动。”
而现在，许多历史学家猛烈抨击美英两国政府一直不公布这些绝密档案资料的行为。美英两国政府一项都是以“国家安全”为借口，对二战期间情报资料守口如瓶。而实际上，这些学者现在推测美英政府这么做的动机一半是为了维护两国战争期间的领导人的形象，另一半则是为了免于承担道义上的责任。
根据加拿大历史学家霍夫曼的研究，自1921～1945年间，至少有46次重大的谋刺希特勒的计划，每次他出现在公众面前进行游行、演讲、视察，几乎都有人欲将他置于死地，就连他身边的高级军官也蠢蠢欲动。其实自苏德两国开战以来，苏联特工一直在准备谋杀希特勒，但总是在最后关头被斯大林阻止了。这里面当然也包含着斯大林的阴谋。
本想在莫斯科搞“斩首”
1941年6月22日，德军发动“闪电战”，3个集团军群突然袭击苏联。当时苏军准备不足，损失惨重，丢失大片国土。苏联内务人民委员贝利亚组建了一个直接受他领导的特别小组，其任务是在德国后方及德国本土组织侦察和破坏活动。国家安全事务中校帕维尔·苏多普拉托夫任组长，副组长由列昂尼德·艾廷贡担任。1941年8月8日，该小组向斯大林呈交了第一份行动报告，建议把消灭希特勒作为行动目标。在得到斯大林等人批准后，他们开始了周密的筹备工作。
该小组成员大多具有丰富的作战经验：苏多普拉托夫曾独立组织了除掉乌克兰民族主义者首领科诺瓦列茨的行动，艾廷贡则秘密处决过托洛茨基。小组考虑到莫斯科一旦被德军占领，希特勒定会亲临莫斯科城，并且很可能检阅其军队。按照以往的经验，这种分析不无道理，法国被击溃后，希特勒就曾得意扬扬地在埃菲尔铁塔下留影。于是小组事先在莫斯科建立了党的地下组织、破坏行动小组和联络系统，打算趁希特勒到莫斯科“祝捷”时干掉他。
1941年9月底，德军中央集团军群开始了代号为“台风”的攻势，大举进攻莫斯科。
但是，苏军极其顽强的抵抗顶住了德军的进攻，并于年底转入反攻，最后取得了莫斯科战役的彻底胜利，从而改变了苏多普拉托夫—艾廷贡小组原来的行动计划。在此情况下，他们只有选择在德国国内动手了。
文尼察错失良机
要在敌国的领土上刺杀该国领导人，其难度可想而知，尤其在战时状态下，苏德双方自然是严加防范。行动小组密切关注德国元首的行踪，通过收集德国和其他国家的报纸，审讯战俘，或通过游击队搜集情报。经过多方打听，他们得知1942年6月下旬德国人在文尼察（乌克兰城市）市郊开始修筑最高统帅部的临时大本营，而7月10～15日希特勒会亲临此地指挥作战。但内务人民委员部还是决定先核实一下，然后再制订行之有效的作战计划。但行动最终因为缺乏合适的人选而不得不放弃。
苏联歌剧名角叛逃提供机会
其实早在文尼察方案前，苏多普拉托夫—艾廷贡小组就有了组织人员在德国本土行刺希特勒的计划。但是令人头痛的是，这个计划不仅需要一批忠诚可靠、精明强干的人员，更需要寻找一个能潜入德国上层社会、最终能将计划付诸实施的人。一次偶然的机会，一名苏联歌剧名角的叛逃使行动变得可能。
1941年秋天，就在莫斯科战役的紧要关头，苏联歌剧界的著名演员弗谢沃洛德·布卢门塔尔·塔马林叛逃了，他投靠了城外的德军。这是个非同寻常的人：他才华横溢，却没在一个剧院待得住；他擅演悲剧角色，颇受欢迎，但因性格喜怒无常且嗜酒如命而臭名远扬。若派人去找弗谢沃洛德·布卢门，如何？为此小组专门找到了弗谢沃洛德·布卢门的妻子的侄子伊戈尔，当时伊戈尔正在列宁格勒服役，伊戈尔欣然受命。他用半年时间，研究背诵假履历，学习掌握特工的各种技能，为完成这一崇高而危险的使命做好各种准备。
经过几番周折，伊戈尔终于成功潜入德国，他不仅见到了姑父塔马林，拜访了奥尔加·契诃夫娃。因为临离开莫斯科时有人给了他一个柏林地址，并叮嘱他应前去“拜访”一下，并尽可能在此住下。
契诃夫娃于1897年生于一个铁路工程师家庭，与杰出的俄国演员米哈伊尔·契诃夫（著名作家契诃夫的侄子）的短暂婚姻使她引人注目。她于1921年去了德国，很快在银幕上功成名就，成为德国乃至世界影坛一颗耀眼的明星。契诃夫娃经常出入德国上层社会，与希特勒、戈林、戈培尔等政要交情不浅。而她的真实身份则是苏联军事情报局的一员。而苏联也的确从她那里得到了许多有关纳粹上层的重要情报。
伊戈尔被派到契诃夫娃身边后，协助他工作的还有3名来自南斯拉夫的侦察员，他们都经验丰富、有勇有谋。奉特别行动小组领导人之命，他们开始进行暗杀希特勒的周密准备：确定可行的办法，搜集必要的信息。
斯大林决定放希特勒一马
就在行动小组千方百计寻找机遇，谋划刺杀希特勒的时候，斯大林本人却决定放希特勒一马。
斯大林是这样阐述缘由的：只要希特勒活着，他就不会与西方单独签订协议；同样，对美国和英国来说，只要希特勒在台上，他们就不可能与之媾和。如果希特勒死了，到时掌权的很可能是帝国二号人物戈林，而西方强国会与其达成谅解。这样就会给苏联造成更大的威胁。
斯大林显然不想看到希特勒死后的德国新领导人与英美等西方强国单方面媾和，再全力与疲惫不堪的苏联厮杀。历史证明，斯大林的这种担心绝非多虑，就在战争末期，纳粹的二号人物戈林确实曾希望希特勒能授权他掌管国家一切事务，并建议与英美谈判。就这样，斯大林出于大战略的考虑，放过了希特勒。而历史证明，希特勒的确是斯大林的一个筹码。
潜伏在德国的伊戈尔由于没接到莫斯科发出的行动命令，他在德国一直待到1944年底，期间完成了许多其他艰巨而危险的任务。之后，他取道比利时和法国回到莫斯科，并获得一枚红旗勋章。
1945年8月初，第二次世界大战进行到了尾声。为了促使日本尽快投降，8月6日和9日，美国将两颗原子弹分别投到了日本的广岛和长崎。8月14日，日本政府宣布无条件投降。
原子弹在日本的爆炸，虽然加速了日本投降的进程，但也造成了大量平民的无辜伤亡。这个结果，与科学家研究利用原子能的初衷背道而驰。科学家的本来目标是为人类寻求一种新的能源，而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需要，人类首次对原子能的使用却是制造出了屠杀人类自己的毁灭性武器。
3米长的原子弹——“小男孩”
美国就是用它的“惊世一爆”结束了“二战”。
19世纪初，居里夫妇发现了放射性元素——镭；卢瑟福发现了放射性元素的核蜕变能够释放出能量。1932年，卢瑟福的学生查德威克发现了中子，而中子不需要很高的能量就能够打入原子核，引起核反应。1934年，法国物理学家约里奥·居里夫妇宣布，他们发现用阿耳法粒子轰击铝、硼等物质可以产生人工放射性物质。意大利科学家费米利用这个成果，用中子生产人工放射物质。他在1935年获得了两个重大的发现：第一，在中子轰击铀的产物中，可能有一个地球上不存在的新元素；第二，用慢中子实现核反应成为可能。1938年，德国科学家哈恩和斯特拉斯曼对中子轰击铀以后的产物进行分析，发现铀原子核在中子的轰击下会分裂为两半。犹太科学家梅特纳小姐对这个发现做了分析，她发现裂变后，铀的总质量比裂变前的要小，即有一部分铀的质量消失了。根据相对论，消失的质量转变成了能量，即每裂变一个原子就可以释放出大约两亿电子伏的能量。这种“裂变反应”的观点立即震惊了世界科学界。因为，它说明铀分裂时可以放出两个中子，而这两个中子又可能引起两个铀核分裂。于是，从1个铀核裂变就能够引起更多个铀核裂变。这样一种链式反应将释放出无比巨大的能量。
由于铀裂变的发现，人类找到了释放原子能的途径——通过链式反应，不断提供核分裂所需要的大量中子。所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即将全面爆发的情况下，不少科学家就意识到，可以利用核裂变的原理制造出空前破坏力的原子弹。
1939年夏，德国科学家开始讨论利用原子能的问题。移居美国的西拉德等科学家，得知这个消息后非常担忧。他决定促使美国注意德国可能研制成原子弹的问题。西拉德阐述了研制原子弹对美国安全的重要性，得到罗斯福总统的支持。
从1940年起，美国和英国都开始了研制原子弹的工作。1941年底，美国调动大批科技人员投入到原子弹的研制工作上来。1942年，英国和加拿大的科学家也来到美国一起参加研制工作。1942年8月，美国制定了研制原子弹的“曼哈顿工程计划”。1942年12月，在物理学家费米领导下，美国建成了世界上第一个实验型石墨反应堆，并首次实现了对链式反应的人工控制，这标志着人类利用原子能时代的开始。
广岛和平纪念碑
1945年7月16日，一颗安装在铁塔上的试验原子弹终于爆炸了。一团巨大的火球陡然升起，然后是蘑菇云、震耳的轰鸣和耀眼的光芒，真是天崩地裂！看到自己亲手释放出来的魔鬼要比想象出来的还要可怕百倍，在场的所有科学家都被惊呆了。科学家制造出了如此威力无比的杀人武器。几乎所有的科学家都反对使用原子弹，但在8月6日和9日，美国还是将当时仅有的两颗原子弹投到了日本的广岛和长崎。
原子弹的出现对世界和平构成了极大的威胁，有人把原子弹称为核发展时代的“私生子”。不过，军事核技术的发展和军用核工业体系的形成，为民用核动力技术准备了条件。
1952年，苏联和美国同时建成了核反应堆。同年6月，苏联的原子能发电站开始运转供电。1956年10月，英国第一号原子能发电站开始运转。1957年，美国的第一座核电站建成发电。此后，不少国家开始积极建设核电站，用原子能代替煤发电。核电站迅速发展起来。目前，全世界已有30多个国家或地区建立了数百座核电站。
核电站的建立标志着人类对能源的利用已经进入到了原子能时代。当然，人类对原子能的和平利用还仅仅是开始，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原子能的利用将会出现更加广阔的前景。
1949年8月29日，苏联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他就是被美国人称作“乔1号”苏制原子弹。美国朝野上下大为震惊，美国自鸣得意的原子弹讹诈战略宣告破产。
实际上，“乔1号”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剽窃之作，它的每一个细节都与4年前将日本长崎夷为平地的美国原子弹一模一样。苏联那些积极提供情报的间谍对苏联原子弹的诞生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据美国媒体报道，乔治·克瓦尔是成功渗入美国制造出世界第一颗原子弹的“曼哈顿工程”的唯一一名苏联情报官员。正是他的活动，让苏联在短短4年之后就拥有了原子弹，而他的真实身份数十年来一直鲜为人知，直到普京总统追授他俄罗斯最高荣誉称号时才曝光，而他本人已在前一年辞世。
克瓦尔拥有完全美国化的掩护手段：出生在美国艾奥瓦州，在纽约曼哈顿上大学，有一帮经常与他一起打棒球的陆军伙计。他还拥有一个惊天秘密。在“二战”期间，他曾是一名苏联间谍，代号德尔玛（Delmar），接受过斯大林控制下的格鲁乌（苏联、俄罗斯军方情报机构，比人们所熟知并深感畏惧的“克格勃”更为隐秘）的严格训练。后来就是他为苏联窃取了美国原子弹的秘密。
曼哈顿工程遭遇严重的人手短缺现象，因而请求美国陆军代为招募技术型士兵。1944年，克瓦尔和克纳米希一同前往橡树岭，那里的主要任务就是制造原子弹燃料，这被视为原子弹制造技术中最为困难的一环。克纳米希说，由于克瓦尔“负责健康安全事务”，驾车在这座大型建筑群内的各座大楼间穿梭，确保不致出现核辐射伤害员工，因而可以很自由地出入各处。
1945年6月，克瓦尔的职责范围更是拓展到了俄亥俄州西南部的代顿城的一些顶级秘密工厂。这些工厂负责提纯钚210，这是一种辐射材料，用于帮助启动原子弹的一系列反应。
除了克瓦尔，苏联高级间谍克瓦斯尼可夫和萨姆约诺夫（假名：特温）打入纽约，并且在加拿大成立了名为“后方”的地下组织。据驻伦敦技术间谍部前部长巴科夫斯基回忆，仅在英国就约有10名英国科学家向克里姆林宫提供情报。
当西方间谍的核谍报日益增多时，斯大林下令苏联也开始研究“铀问题”。1943年初，库尔恰托夫被任命为苏维埃原子弹项目负责人。此时的库尔恰托夫手上已掌握了贝利亚的间谍们弄来的西方核研究的精髓。最初，苏联人对美国人的复杂计算无法检验，到1944年底，苏联研究人员所提炼出的金属铀不足3千克，库尔恰托夫就像一位高级教师，他先给专家们布置任务，然后打开保险箱将他们的结果与间谍们窃来的秘密文件对照，他的结论往往是“可惜不对，请再试试”。得益于苏联窃取的美国情报，他们至少节省了两年时间和2.5亿卢布的财力。当时，尽管美、英两国对这类间谍活动有所打击，如1946年英国情报机关破获了一个核武器间谍组织，逮捕了13名间谍，1949年福克斯被捕，但主要间谍仍得以潜伏。据克格勃老手巴利夫斯基披露，美国的核武器情报主要来源除福克斯外，当时还有一位高级科学家，假名珀苏斯，但此人至今未被识破。
1948年6月10日，苏联原子弹研制人员面临最棘手的困难，即4个月后，必须将储铀罐打开，而且须将有高度放射性的钚和焙砂分开，美国人为完成此举准备了防射线服及遥控机械手。苏联人虽搞到了遥控机械手的图纸，但由于其电子工业还比较落后，无法仿造。根据一些当年的工作人员回忆，贝利亚凶神般地在试验厅里踱来踱去，命令古拉格监狱的那些倒霉囚犯来完成这个使命。他怀疑一切，只要谁有一丁点差错，他就会被斥责为破坏、叛徒。
随着1949年8月29日哈萨克草原上一声巨响，苏联打破了美国的核垄断，不管其窃取的过程是多么的阴暗，两个超级大国的核竞争终于站到了同一条起跑线上。面对苏联核计划的参与者，斯大林曾幽默地说：“假如我们再晚一两年，也许这种炸弹就落到我们头上了。”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如何处理战败的德国和日本的问题，成为国际关系中一个重要的问题。为了彻底肃清法西斯势力，实现民主化和非军国主义化，防止军国主义和法西斯主义死灰复燃，维护世界和平，盟国对德、日法西斯战犯进行了审判，这就是纽伦堡审判和东京审判。
1943年10月，苏、美、英三国莫斯科宣言规定，战争结束后，将对战争罪犯进行审判。1945年8月，上述三国和法国在伦敦签订协定，拟定欧洲国际军事法庭宪章，规定由四国指派检察官组成委员会进行起诉，由四国指派的法官组成国际军事法庭进行审判。1945年10月18日，国际军事法庭第一次审判在柏林举行。从11月20日开始，审判移至德国南部城市纽伦堡举行，至1946年10月1日结束，历时近一年。包括纳粹第二、三号人物戈林、赫斯和外长里宾特洛甫在内的20多名战犯被提起公诉。法庭进行了403次公审，以大量确凿的证据揭露了德国法西斯的种种滔天罪行。法庭根据4条罪行对战犯进行起诉和定罪：策划、准备、发动、进行战争罪；参与实施战争的共同计划罪；战争罪（指违反战争法规或战争惯例）；违反人道罪（指对平民的屠杀、灭绝和奴役等）。前两条合起来称为破坏和平罪。1946年10月1日，法庭做出了最后判决，判处戈林等12人绞刑，3人无期徒刑，4人有期徒刑。
战后的纽伦堡审判
死刑判决于1946年10月16日执行，戈林在处决前一天服毒自杀。与此同时，法庭还宣布了4个犯罪组织，它们是：纳粹党领导机构、秘密警察（盖世太保）、保安处和党卫队。对这几个犯罪组织的成员，各国可以判以参与犯罪组织罪，直到判处死刑。此后，在美、英、法、苏各个占领区以及后来的联邦德国和民主德国各法庭，又对众多的战争期间的犯罪分子进行了后续审判，他们大多是法西斯医生、法官、工业家、外交人员、国防军最高司令部人员、军事骨干以及党卫队高级干部等。
纽伦堡审判基本上是一次公正的审判，是人类有史以来对侵略战争发动者的第一次法律制裁，有利于防止历史悲剧的重演。它为以后对破坏和平罪的审判奠定了基础，标志着国际法的重大发展。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进行之时，盟国就认为，日本战犯也应受到与德国战犯同样的处理。1945年12月16日～26日，苏、美、英外长决定实施《波茨坦公告》中的日本投降条文，包括惩办日本战犯。根据《波茨坦公告》、日本投降书、盟国的《特别通告》以及《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宪章》，盟国决定在东京设立法庭审判日本战犯。
根据宪章规定，法庭将审判及惩罚被控以个人身份或团体成员身份犯有以下3种罪行的战犯：1.破坏和平罪（策划、准备、发动或进行侵略战争）；2.战争罪（违反战争法规或战争惯例）；3.违反人道罪（对平民进行杀害、奴役和放逐，或以政治、种族和宗教为理由对平民进行迫害的行为）。盟军最高统帅麦克阿瑟于1946年2月18日任命澳大利亚的韦伯为首席法官，中国、苏联、美国、英国、法国、荷兰、菲律宾、加拿大、新西兰和印度10国各派一名代表为法官，美国的约瑟夫·B.凯南为首席检察官。
1946年4月29日，东条英机等28名战犯正式被起诉。1946年5月3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正式开庭。首席检察官历数了28名战犯在战争中的罪行，列举了55项罪状，指控他们犯有破坏和平罪、战争罪、违反人道罪。
1948年11月4日，法庭宣读判决书，对25名出庭战犯判决如下：判处东条英机等7人绞刑；16人被判处无期徒刑；其余判处有期徒刑。
1948年11月12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闭庭。1948年12月23日，东条英机等7名战犯在东京巢鸭监狱被绞死，尸体被火化。其余战犯入狱服刑。
对日本战犯做出的严正判决，受到了世界舆论的欢迎。这次审判，使全世界人民进一步了解了日本帝国主义从九一八事变到太平洋战争期间的侵略真相和罪恶的事实，是对日本法西斯分子的一次全面清算和打击。但是，一些应该受到审判的战犯并未成为被告，一些罪大恶极的战犯并未受到严惩，给深受其害的各国人民留下了不良的印象。
德累斯顿是德国萨克森州的首府，是德国东部重要的文化、政治和经济中心。德累斯顿拥有数百年的繁荣史、灿烂的文化艺术和无数精美的巴洛克建筑，被誉为欧洲最美丽的城市之一。
就是这样一个美丽的城市曾在二战期间遭受盟军的狂轰滥炸。在经历了1944年10月7日和1945年1月6日两次轰炸后，有一种虚假的传闻开始盛行：盟军不会再轰炸德累斯顿，因为德累斯顿会成为战后的首都。还有一种猜测也许比较可靠，据说这个城市关押着2.7万名做苦工的盟军战俘，为了这些战俘的生命安全，盟军才不敢贸然行动。
这样的传闻使德累斯顿的居民们盲目乐观，德累斯顿的防空也开始松懈起来。附近山冈上的防空大炮也是用纸浆制造的赝品，而真正的大炮早被前线征用了，只剩下混凝土掩体。这一切都决定了德累斯顿而后遭遇毁灭的不幸。
英国皇家空军对德累斯顿实施了第一次空袭。由于在1944年10月英国空军就提出了这个轰炸计划，所以在很多准备工作已经部署好的情况下，轰炸毁德累斯顿的“雷击”行动很快准备就绪了。按照计划，首先是240架英国飞机投掷巨型炸弹，然后是529架飞机投掷燃烧弹，最后是450架美国飞机实施补充轰炸。
当第一批轰炸机完成任务准备离开德累斯顿时，第二批529架“兰开斯特”式重型轰炸机已经在途中了。
夜幕中，在厚厚的云层护掩护下，机群顺利抵达克姆尼茨。一阵狂轰滥炸后，德累斯顿在燃烧，城市被火光照得通明，德累斯顿旧城已是火的海洋。滚滚热浪将德累斯顿上方的大气温度增至600℃，异乎寻常的高温产生出一股强烈的气流，如飓风一般侵蚀着整个城市，炸弹依然像雨滴一样纷纷坠落，在铝热剂的冲击下，火势如风暴般席卷着整条整条的街道，城市仿佛置身于地狱之中。
2月14日凌晨4时40分，美国第8空军机组对德累斯顿进行了第三次空袭。
为了给德军最后的致命一击，英美统帅部联手制定了加紧空袭德国大城市的“雷击”行动计划，所以才有了摧毁德累斯顿的空袭。英国学者底彼德·阿宾格对这次大空袭作了较为客观的估计，有大约135000人死亡，35470座建筑物被炸毁，其受破坏程度仅次于受原子弹袭击的广岛。
人类历史上无数次血与火的事实证明，人类的悲剧，有许多是帝国主义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