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思勉《中国通史》序(2 / 2)
但是,如果从系统性而言,在二十世纪中外学者中国通史写作中,最值得注意的,恐怕还是吕思勉以一己之力写作的中国通史。据粗疏,我觉得,吕思勉中国通史与同类作品相比,至少具有这样几个优点:第一,吕思勉读书最勤。一个比较可靠的说法,吕思勉毕生用很大精力批阅二十四史三遍还要多。自六七岁开始,吕思勉以读书为己任,从清晨至深夜,数十年如一日,从不间断,将二十四史反复,并参考其他史书诸如经、子、集诸部,排比史料,详细考订,综合分析,贯通理解,订正了许多误记、错记,读吕思勉读史札记诸篇,可以深切体会其用力之勤之细。这是吕思勉的独门功夫,是其他各家不太具备的功夫。
第二,贯通理解。吕思勉对二十四史等传世经典的反复诵读,尤其是其数十年沉潜在大学,一遍又一遍地讲授中国通史,使他对中国历史建立起一个整体性认识,有一很深刻的贯通性解读。有论者以为吕思勉中国通史平铺直叙,无所侧重,既包括历代婚姻、族制、政体、阶级、财产、官制、选举、赋税、兵制、刑法、实业、货币、衣食住行、教育学术、宗教风俗,又很细致地描写了历代政治变革,纵横交错,首尾相顾,其关注、涉及的内容,是二十世纪同类作品中门类最全最多最细。所谓无所侧重,并不是缺点,可能正是中国历史的本来面目。
第三,与二十世纪各家通史相比较,吕思勉中国通史是少数几种以一己之力完成的。集体写史固然有集体合作的好处,可以利用集体力量编写个人根本无法完成的大部头,但是集体写史也有不易克服的矛盾,撰稿人如果充分,或者说比较多地表达自己的研究心得,那么这样的作品极有可能成为一部水平不错的论文集,如《剑桥中国史》。但是如果仔细辨别这些“准论文集”各卷各章之间的关联,也很容易发现许多集体合作的通史类项目,存在着重复、遗漏,相互冲突,或相互不协调的情形所在多有。
人文学术在很大程度上是非常个性化的职业,真正意义上的通史,不在规模大小,而在能否真正“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以这个标准回望二十世纪中国通史写作,吕思勉、钱穆、张荫麟、陈恭禄、傅乐成等几人的作品,大致实现了这个理想,以一己之力成一部或大或小的通史,详略不一,侧重不一,但无不逻辑自洽,以及史料运用上的自如。
理想的通史写作,需要丰富的、宁静的心态,以及尽可能的价值中立,还需要对断代史研究前沿的追踪与把握。吕思勉对一些断代有自己的研究、著述,对于纵向的制度史、学术史、思想史、民族史,以及目录学、文字学、历史研究法,甚至西洋史,都有自己的著述,这些著述当然并不都是第一流作品,但无疑对于作者撰写中国通史的学术储备、学术视野,提供了非常重要的条件。
吕思勉数十年沉潜,不求闻达,不追逐时尚,在他内心深处,最相信的是学术史评估,而不是生前的热闹。现在有机会重读其发奋潜心写作的《中国通史》,不能不由衷敬佩这才是真正的读书人,是无愧于时代的大史学家。
马勇,2016 年11 月29 日星期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