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初安天下（1 / 2）
国家外夷之患，北虏为急，两粤次之，滇蜀又次之，西羌又次之。
——陈子龙《皇明经世文编》
隆庆一朝阁战激烈，阁臣间摩擦频起，可贵的是，在国家面临重大抉择的历史关口，诸相公皆能摒弃前嫌，同心谋国。在他们的共同努力下，完成两件值得大书特书的历史事件：封贡互市，从此北方安定，边贸互市繁兴；开放海禁，允许民间私人远贩东西二洋，打开中西交流的大门。其中尤以“俺答封贡”影响更为深远。
朱元璋推翻元朝统治后建立大明帝国，蒙古贵族势力退回塞北草原，重新过上了游牧生活，当初横跨亚欧大陆的元帝国一去不复返，但大明朝的北方边境并不安宁，时有部分蒙古部落来侵犯抢掠。
明中叶以后的劫掠者中，以土默特部最为强大。其首领俺答占领河套地区，坐镇一方，人称“套贼”。
“套贼”侵拢下，明朝北部边政日见败坏，边将的腐败无能不时引发边兵叛逃。边兵私通蒙古司空见惯，甚至出现了“蒙古士兵为大明官军站岗放哨，大明官军助蒙古兵逐草放牧”的奇观。
放在如今倒也是民族交好的典范，但在明朝大环境下，这种畸形的日子下也掩藏着诸多无奈……
边防残破导致蒙古骑兵的入寇更加惨烈，蒙古骑兵的大举入侵，又加剧明朝边政颓败，如此恶性循环，南北对峙的明蒙双方不知不觉中，已冲突征战了两百余年。
就在张居正入阁的那年秋天，俺答入侵大同，攻陷石州（今山西吕梁离石区），抢掠交城（今山西吕梁交城县）、文水（今山西吕梁文水县），烽火照遍山西中部。东部的土蛮也不消停，进犯蓟镇，抢掠昌黎（今河北秦皇岛昌黎县）、卢龙（今河北秦皇岛卢龙县），直至滦河。直到十月，山西吃紧。如果太行山一线失守，去往北京便是一马平川，少有天险，时局紧张，整个北京都弥漫在战争的恐慌中。
隆庆皇帝一时手忙脚乱，下诏群臣议论是战是守的重大事宜。
工科给事中吴时来推荐将两广总督谭纶、总兵俞大猷、戚继光北调畿辅，专事练兵操司，节省诸镇征调困扰。
张居正亦有此意。
很快，兵部商讨决定，俞大猷年事已高，不宜北上，升谭纶为兵部左侍郎兼右佥都御史，总督蓟辽、保定军务；戚继光总理蓟州、昌平、保定三镇练兵事务。
朝廷一声令下，威名远震的戚继光和谭纶飞速从抗倭前线去往北边的蓟辽一带。从隆庆二年（公元1568年）到万历十年（公元1582年）的十五年间，他们撑起了京畿门户的边防。
面对军事积弊日复一日的明朝，若想起而振之，必须从源头入手。
有明一代重文抑武，前方将士出生入死，在刀剑矢石中的奋力拼搏，不敌文人墨客一纸空洞华丽的长篇大论。
有鉴于此，新官上任三把火的谭总督试图摆脱地方官的牵制，减少地方官干涉军务的权力，顶着重重压力为边将请命：“臣以为，军务上最为紧要之事，惟有练兵和作战。蓟镇之所以练兵十多年来毫无效果，是因为没有专人专任，切实执行。如今应该授予臣谭纶、戚继光专断处置之权，不要让巡按、巡关御史参与其间。待三年训练有成，再派遣视察。”
谭纶的奏疏仿佛给帝国政坛投下一枚重磅炸弹，挑战帝国开国一百五十多年来以文制武的传统，不可避免地激起守旧官僚的激烈反对。
正当双方闹得不可开交之际，张居正如及时雨一般出现了，他苦苦斡旋于阁僚与皇帝之间，说服庙堂诸老“宽文法以伸将权”，即对武将放宽文法，扩展将权，正式下令地方巡抚不得参与军务，为谭纶、戚继光等人争取了独立的指挥权。
戚继光以总兵官加总理，专门负责训练，总督巡抚麾下从裨将到标兵都归他操演调遣，生杀大权在握，文官小吏都惟他马首是瞻，非他帅所能比。即便有故意与戚帅为难的文官武将，也都被张居正不动声色地陆续迁调他镇，以免遇事掣肘。
身在福中的戚继光自然感激得无以复加。相传戚继光每遇张居正，总腼腆低头自称“相君门下沐恩小的戚某”。
工作方面，戚继光不负厚望，将张居正亲授的治军之道、用人之规铭刻在心，他严谨治军，经常不知疲倦地深入边塞考察边情。
戚继光青年时就曾戍守蓟州五年之久，熟悉当地风土民俗，山川地势，几十年眨眼而逝，形势也随之发生了变化，实地考察中，他获得许多兵书上没有的重要信息。
兵无定势，水无常形，戚将军到蓟州后转变思维方式，着手创造新的战略战术。
蒙古骑兵的优势在于速度，要战胜风驰电掣的强劲之敌，要么拥有更快更猛的部队，要么设法减弱敌人速度。前者难度太大，后者可由战车来实现，所以首先涌入他脑海的便是建立车兵。
戚继光看好车战的发展前景，决定创建一支由装甲车部队、骑兵、步兵三军联合的大军。三军各有分工，车兵抵御敌军冲击，步兵以车为掩护出击敌军，骑兵则包抄突袭，简直就是标准的多兵种联合立体化作战。
可自己手下的蓟州守军大多是“千锤百炼”的老兵油子，打仗冲锋不见人影，吃饭拿饷样样争先。若指望靠这种兵完成防御任务，恐怕杜工部的“出师未捷身先死”就是自己的写照。
比军纪涣散更恶劣的是，蓟州一带城墙低薄，有些险要之地，仅有单墙一线；很多圮塌间断不接处，连墩台都没建立，敌人不费吹灰之力便能攻破。
此情此景促使戚继光恳切向朝廷请求：修各路边墙，辅助练兵。
练兵修墙非一蹴而就，需要大量财力、物力支持，大臣听了戚继光的建议纷纷摇头，预算实在太大，如此劳民伤财之举真能带给大明太平吗？
反对声一浪高过一浪时，张居正再次挺身而出，他认定修边墙练边兵是设险阻、守要塞的善法良策，鼎力支持戚继光放手去做。
张居正恃才傲物，却对戚继光这位军事奇才推崇备至，“一切用兵兴建，惟继光之言是听”。他对军粮、训练等军中常事，无不细致入微地一一过问，确保万无一失。
在各方的筹备下，一场声势浩大的修墙筑台工程，紧锣密鼓地开展起来。
蓟县的长城始建于南北朝时的北齐。大同、宣府一带的长城，在嘉靖朝翁万达、杨博任总督时曾经修过，建起了许多烽火台。而蓟州长城的边墙又低又薄，天长日久，大都倒塌，难以成为阻挡劲敌入掠的屏障。
谭、戚二人亲率士卒，加固加厚城墙，在墙两面均设垛口，外墙下修筑短坡，以屏障墙垣。又在黑峪关等要冲之地，增筑重墙，创建了独具特色的“空心敌台”。
与空心敌台对应的还有实心敌台，空心敌台多修建在冲要之地，实心敌台则多建于缓冲地带，敌人轻易不能到达。
敌台之下，另有屯田军队，平时在敌台附近驻军屯田，供应军粮，遇有敌情，以烽火为号，群起抗击，配合台上雄狮。
经过两年多紧张而又艰苦的施工，共建墩台一千零一十七座。东起山海关，西至嘉峪关，在幅员万里的土地上，屹立起一道钢铁防线，坚固雄壮的敌台随蜿蜓曲折的地势，高低相间，崇墉密雉，蔚为壮观。
与修敌台同步进行的还有训练边兵，经过谭、戚两人的精心整顿，创立了车营，修整和配备了许多精锐武器，积储了钱粮，淘汰了一批浑噩度日的庸碌将官，提高了车兵、步兵、骑兵联合作战的战术。
兵部尚书吴百朋、侍郎汪道昆奉命视察蓟州军区，印入他们眼帘的是“十六万之师毕至，营伍必整，旌旌火鼓必齐，约束必坚，号令赏罚必信”。
谭、戚两人的锐意任事，铸就了一支钢铁不败之师，无论火器的编制训练还是单位战斗力，都堪称同时代全世界装备最精良、科技最先进、战斗力最旺盛的劲旅。蓟州边军面貌焕然一新，真正成为帝国边防的铜墙铁壁。
正如木桶能装多少水取决于最短的一块木板，在大明帝国的漫长北方边境，一两个据点的固若金汤并不代表整条防线的高枕无忧，蓟州边军采用了“练边兵、高筑墙”的办法，相邻的其他防区面对的敌人和自身的防御条件有所不同，自然不会采取完全相同的设防方法。
蓟镇的邻居宣府、大同在以边防重责为己任的宣大山西总督王崇古、大同巡抚方逢时的带领下加强防务，积极贯彻张居正“外示羁縻，内修守备”的边防新政。他们注重边将、边兵、边费、长城各要素之间的整体协调，灵活运用战略战术。
隆庆四年（1570年）八月，内阁接到大同传来的密报，说鞑靼头目把都儿，即俺答弟弟昆都力哈之子青台吉调集诸部，统领数万蒙古铁骑，欲分道入犯京蓟等地。
万里北疆已然阴云密布，京师迅速戒严。
鉴于鞑靼分道入犯，明军势力亦要分区防守，此时的张居正颇有“羽扇纶巾”的风姿，从容镇定地调兵遣将，命蓟辽总督谭纶负责蓟北沿长城一带的关隘曹家寨、墙子岭、古北口、石城闸诸处；蓟辽总理戚继光负责马兰峪关、大安口等地；蓟镇巡抚刘应节独挡燕河城以东……
一番精心部署之后，以往边防的死角统统消失，各路守军防区明确且能互相呼应。
蓟辽以西的宣府除了加强防备，更注重先声伐谋。
一般说来，敌军入犯蓟镇，京师告急，宣大督、抚必率大兵赶往河北怀来守卫皇陵，就连宣府、大同两位总兵也要带兵入关解围，这就留下两座空镇。
王崇古依照惯例，已驻扎怀来，做好战争准备。大同巡抚方逢时认真分析敌情后，对此颇不以为然，他向内阁高拱、张居正二老以及兵部尚书力陈己见：北虏东犯，他们的营帐尚在云中、上谷之间，如果他们虚张声势引诱我兵全部东移，以尾为首，趁虚反从大同突然攻入，那么大同必危。如今督抚之兵已驻扎在怀来，大同总兵马芳之兵应该留在大同。等他们真的东犯，我们就直捣板升（今内蒙古呼和浩特），攻其必救。
方巡抚精彩的军情分析赢得庙堂诸老啧啧称赞，张居正深韪其是，特意嘱咐王崇古协助方逢时谋划。
西北边兵平时多驻扎在长城外的各个边台中，出击时往往集中起来。休战时，边台戍卒本以侦查敌情为职，不肖者畏惧强大的鞑靼骑兵，反而成为“双面间谍”，明军虚实动静，悉数为鞑靼知晓。
方逢时深知其弊，他施展疑兵之计，把边台驻军全部撤走，佯装出一副进攻之势。
鞑靼人发现明军尽撤敌台，而且马芳尚留在边关，既疑又畏，心想明军是要来反攻鞑靼，竟不敢靠近边台。
方逢时知道俺答已然中计，更张捣巢之声，不战而屈人之兵。
大同巡抚方逢时和蓟辽总督谭纶互为掎角，默契配合，不费一兵一卒妙解蓟镇之围，成就了近世罕见的辉煌战果，捷报传遍整个北京城。上至庙堂大臣，下至平民百姓，交口称赞两位总督是国家干将。
恰恰此时，谭纶、方逢时之间的矛盾也渐渐浮出水面……
在荣誉与奖励面前，谭纶、方逢时暴露出了名臣的另一面，他们互相诋毁，彼此争功。
谭纶无视宣府牵制敌军，当仁不让地上疏请功，认为是自己和蓟州兄弟的拼搏，才换来今日的成功。
方逢时当然不服，他看了谭纶的上奏勃然大怒，也奋笔疾书，大书特书自己的功劳，死贬谭纶及其蓟辽镇所作贡献。
纸墨遮天，口水蔽日。
这场纷争表面看来仅仅是谭纶、方逢时二人的私怨，实则显露出蓟辽和宣大两大唇齿相依重镇的隐约对立，如不尽早消除隐患，必然会影响帝国的长治久安。
张居正耐心看着双方激烈的口舌之战，苦笑一番，方逢时、谭纶都是他平素敬慕的国家栋梁，疆场宁谧，国家无事，人臣并受其福，何必非要据为己功？
张居正既赞赏方逢时先声伐谋之功，又肯定蓟镇足饷守卫之劳，正是两者联合才破鞑靼诡计。
他劝说首先请功的谭纶采取高姿态，停止与宣府争功，同朝为官，要顾全大局，保存袍泽之谊。说着说着，张阁老竟亲自指导谭总督撰写感谢对方援助、检讨自身不足的奏文，他看来，这样自然会打动宣府人士，宣府也会为从前的激进言行心生愧疚。
谭纶如是上奏，一场剧烈的边将纷争有效平息，方、谭二公亦由争功推过改为推功让过。
张居正等倾全力苦心经营北部边防，实施灵活的边防新政，他一面支持边将铸就巍峨的万里长城，一面在帝国的西北建立一座令百姓安居乐业的无形长城——封贡互市。
而这十几年成功经营西北边防的契机，源于一个叫“三娘子”的女人。
三娘子是蒙古族人，原名钟金哈屯，她从小钦慕中原文明，模仿汉人的行为举止、服装打扮。她机智聪明、美貌异常，明代史籍中称她“幼颖捷，善番书，黠而媚，善骑射”，可谓集美女、才女、侠女于一身。
才貌双全的三娘子令俺答孙子把汉那吉神魂颠倒。把汉那吉的父亲（俺答三子）早逝，他在奶奶（俺答妻子）呵护下长大成人。成年后的他先娶了妻比吉，可又看中姑姑的女儿——表妹“三娘子”，热切渴望娶她为妻。
不料把汉那吉的爷爷——老俺答也看上了这位亭亭玉立的姑娘，公然与孙子展开激烈争夺并取得最终胜利。爷爷竟然抢了孙子的情人，孙子忍无可忍，但又不是爷爷的对手。
盛怒之下，把汉那吉率妻儿、奶公等人在隆庆四年（公元1570年）的深秋，冒着凌冽霜风，骑着十几匹鞑靼马匆匆赶到大同前线。大同官兵看到阵容不整的马队身无寸铁，绝非训练有素的蒙古骑兵，于是开门纳入。一问方知，这位十八岁的青年，竟是俺答爱孙把汉那吉。
此事犹如平地惊雷，震动明蒙双方。
远在京城的张居正听到风声，一面派侦使四处刺探情报，一面写信给当地督抚询问详情：“听闻俺答的孙子携十几人来降，是否真有此事？你们边关的统帅将，是亲眼见到了？他为什么来投降，这里的来龙去脉是否弄清楚了？这件事关系重大，希望你们尽快向内阁汇报。”
几十年来，大明王朝与鞑靼人一直处于开战状态。按照惯例，明朝不能接受鞑靼降将。一旦接受，必会引发事端。
大同巡抚方逢时以敏锐的政治头脑预见到“此奇货可居”，很是愿意收纳把汉那吉，但不敢擅作主张，立刻把此事转报给驻扎阳和的宣大总督王崇古，征求他的意见。
王崇古出身于山西巨商家庭，有着商人机智灵活的大脑，又嗜读兵书，熟知兵略，早年抗倭立下赫赫战功。隆庆年间，正是由高拱、张居正力荐，他才担任防虏要冲的宣大总督。总督任内，他严申军纪，革除边关守将种种陋习。
王崇古和方逢时同榜登第，军政工作上，两人有效配合，时人以“王方”并称。
当方巡抚将把汉那吉来降之事一五一十报告给王总督后，他和方逢时站在统一战线，深知此事“虽若甚微，其关系华夷之分，实当慎重，始之不谨，将贻后艰”，耐心询问把汉那吉等人为何降明，吩咐边将优给衣食招待他们，并留在军中。
这位蒙古籍的失恋少爷，一时之间摇身变为大明巡抚衙门的上宾。
此举在当时并不被总督部下们看好，有部将谏阻王崇古：把汉那吉不过是个无关紧要的鞑靼小子，最好不要接受他。
激进的幕僚甚至建议，夷人全数斩首，挫挫俺答嚣张之焰！
王崇古听了反对意见，颇不以为然：“天朝是仁义之邦，不可和夷人一般德行。”
部下们面面相觑，搞不清总督和巡抚的心思，但看见他们如此胸有成竹，也不得不收回意见。
经过几番深思熟虑，王崇古、方逢时认定把汉那吉作为一个俘虏，明廷留着他不失为与俺答交涉的重要筹码，巧妙利用他，必能扩大鞑靼内部矛盾。
于是，两人联名上疏：“俺答横行塞外几乎五十年，威制诸部，侵扰边围。如今神明都厌恶他们的凶恶，让他们骨肉离叛，千里来降，我们应该供其宅舍，授其官职，华衣美食以悦其心，严禁出入，以防有诈。”
尽管边帅高瞻远瞩，最终决定权还在朝中，王方二人的计划必须获得朝廷批准方可实施。不幸此时朝中大多人持反对意见，廷臣围绕是否接受俺答投降，针锋相对地在大殿中激辩起来。
正方：支持受降。
反方：反对受降。
正方辩手：高拱、张居正等内阁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