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后记（2 / 2）
然后我开始追问那“七种洗身”到底指的是什么。穆斯林在重要活动之前都会沐浴净身，但穆斯林的净礼又分为“小净”和“大净”。之前有译者认为是“小净”，即依次洗手、洗脸、洗肘、漱口、洗鼻孔、用湿手抹头和冲洗双足等七处，很多网页确实也是这样写的，但均不知语出何处。而金宜久先生主编的《伊斯兰教辞典》则解释说：“首先‘举意’，然后依次洗双手，漱口，洗鼻孔，洗脸，洗肘，湿手摸头，湿手指擦耳内外及颈部，洗双足。”这样看来，并不是七处，而是八处或九处(如果将耳内外及颈部分别计算的话)，而且还要加上最开始的“举意”。所以，小净似乎并不是洗七处身体部位。德语维基百科上则说“小净有六个必要的组成部分：即举意、洗脸、洗手、抹头、洗双足、依次进行上述动作”。数字上仍然对不起来。而且资料之后，我又了解到，伊斯兰教的净礼还有“主命”与“圣行”的分别：“主命”乃是《古兰经》上的义务性规定，即遵从真主之命，而“圣行”则是先知穆罕默德的行为规范，是仅次于《古兰经》的第二大立法依据。从数量上来说，小净的“主命”是四项，而“圣行”则是十一或十五项，而且不同的学派有不同的规定。总之，研究一番之后，我发现小净似乎与原文不太相符。
更为重要的是，穆斯林的“小净”乃是一般性礼拜前的净身，而参加大规模聚礼或会礼时则必须履行“大净”。从原文来看，当时人们举行的乃是大型节庆和大型礼拜，所以履行的当是“大净”。但是《伊斯兰教辞典》上只是简单解释说：“以清水自上而下淋洗周身”，具体有哪些步骤却语焉不详。百度百科上却说大净的“主命”有三项，“圣行”则不确定。于是，我只能在德语版的伊斯兰维基百科里查找，找到了“大净”(Ghusl)词条，上面没有说具体有几项，但我仔细一数，发现还真是七项，即举意(即仪式前心里或口头表达洁净的愿望)、洗全身、漱口、净鼻、(除口鼻外)其他身体窍眼的清洗、洗身时摩擦皮肤及毛发、不间断地依次进行上述动作等七个步骤，但是在伊斯兰四大学派之间，上述七个步骤归属“主命”还是“圣行”的规定也不尽相同，所以也很难说清楚，大净是否能与七这个数字相对应。我只能大致猜测，这个很有可能是“大净”。当然也不排除一种可能性，那就是茨威格对于伊斯兰教义也不大熟悉，他是凭借自己的想象在描写历史，毕竟他只是作家，而不是严谨的学者。
从这个例子不难看出，其实翻译工作并不难，无非就是细致耐心而已。翻译的精神说穿了就是“工匠精神”，凡是作品涉及的人名、地名、作品名、物品名等等，都应该尽自己最大的能力给出注释和解释，用“工匠精神”为指导，精雕细刻，不容瑕疵。其实对于翻译而言，当今时代乃是最好的时代。以前从事翻译的老先生，往往为了查找一个人名或地名而耗费很多光阴和精力，如今全球化和网络电子资源的发展，却让这一切变得很容易，所以，我们没有理由不翻译得比前人更准确更翔实。
以上的情形在我的翻译过程中，出现了很多次。每次的查找过程对我而言都是一次很好的学习过程。在做历史传记类翻译时，我所坚持的一个原则就是尽可能多地去查找资料，认真地将自己代入到普通读者的视角，看看哪些来自异域的东西对于中国读者来说是陌生的，而这些也正是我们翻译工作者需要认真对待和处理的，因为正是这些异质的事物是外国文化与中国文化相区别的地方。只有真正懂得了对方，我们才能更好地了解自己，知道自己的独特之处，也会明白其他民族和文化是多么的不同。
跟随巴尔沃亚，我知道了西班牙殖民者中的边疆总督与伊达尔戈骑士；跟随穆罕默德二世的野心，我知道了乌尔班大炮与铁锁横江的存在；跟随亨德尔的“复活”，我知道了阉伶艺术的衰落与清唱剧的兴起。我研究法国大革命的历史，翻阅拿破仑的生平与故事，探问歌德老年生活的蛛丝马迹，追查苏尔特故事的真相与本来面目，茨威格写下的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与托尔斯泰的生平传记来了解作家的意图所在，去查找大西洋电缆铺设的前因后果，研究人类的北极与南极征服史，拓展自己对于十月革命的视野，了解西塞罗与威尔逊身上的共和民主制与和平主义气质。虽然有的时候结果并非很乐观，但做翻译的乐趣却正在其中。读了很多资料，懂了若干道理，获得了某些知识，也让自己的思想更加开放宽容。
通篇看下来，茨威格的叙事角度其实更在于强调历史事件中的戏剧性，尤其是着眼于那些关键性的节点，细读之下，颇有些类似于潘金莲开窗看到西门庆引发《金瓶梅》的意味。茨威格与本雅明等人一样，同属于前电视时代的最后一代欧洲知识分子，但与强调“阶级斗争”的马克思不同，他们属于左翼力量中的优雅温和派，更强调和平主义与世界主义。茨威格本人虽然是犹太人，但他其实是整个欧洲文化的忠实代表，那是他安身立命的精神家园。他对整个西方文化的情感可以说是最为虔诚和崇敬的。他所撰写的各种传记或历史速写基本上都是围绕着这种情感展开。所以他为之撰写传记的人物并没有囿于德语文化圈，而是着眼于整个欧洲历史人物。虽然他在《人类群星闪耀时》中的选择比较主观随意，标准并不明确统一，但是作为欧洲文化的狂热拥趸，他用鲜活的笔触给予了他眼中的西方文化最高的礼赞。这对于中国读者了解欧洲文化以及欧洲人自己的文化反思很有帮助。
但是正如陈寅恪先生在《王观堂先生挽词并序》中所言：“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则其受之苦痛愈甚；迨既达极深之度，殆非出于自杀无以求一己之心安而义尽也。”所以，在目睹了二战中整个欧洲政治形势的恶化之后，他才会给自己的自传起了《昨日的世界》这样的名字，其中的伤感不言而喻。也正是出于同样的理由，他才会在1942年选择自杀，“经此世变,义无再辱”。他和他那一代知识分子的命运，其实可以算作是第十五个故事，读来不由让人唏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