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章 封闭的列车（1 / 2）

历史瞬间

1917年列宁从流亡地瑞士重返俄国

列宁与十月革命给这个世界带来了巨大的影响。沙皇俄国成了一个共产主义国度，布尔什维克掌握了国家权力，革命者们终于将马克思的阶级理论应用于政治实践，并且为后续一连串波及全球的革命与解放拉开了序幕。

在茨威格看来，决定这一重大历史事件发生的根本前提就是列宁借助德国的帮助，从瑞士利用封闭列车辗转德国、瑞典和芬兰，最终得以重返俄国。所谓封闭列车，乃是欧洲当时国际法通行的惯例，即将一辆列车的某节车厢铅封起来，表示该车厢享有治外法权，不受当地法律的制约。这也是列宁在与德国方面谈判时提出来的要求，即不能对车上乘客进行人身、护照以及行李的检查，不得有人在中途进入或离开列车，并且用粉笔标出享有治外法权的车厢部分与德国列车部分的分界线。

2007年12月，德国《明镜周刊》发表文章，指出列宁接受德意志第二帝国外交部的资助长达数年之久，布尔什维克党人得到了大量来自德国的金钱、武器和后勤保障，甚至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背后也有德国人的支持。其实，这并不是一个特别新的发现。早在列宁返回俄国之后，当时就有资产阶级政府的人指责他是德国间谍。后来时过境迁，很多人对此也就讳莫如深。而如今我们可以相对辩证地看待此事，因为任何历史事件背后都有其复杂的背景。

当时德国陷入两线作战，急于给沙皇俄国制造尽可能多的麻烦，而根据现实政治最常用的原则“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德国方面因此资助了很多流亡海外的俄国革命党人，这其中不仅有信仰共产主义的布尔什维克，同时也包括其他各个政治方向的人士。德国利用封闭列车不仅令列宁重返俄国，而且后来又用封闭列车陆续运送了400多人回俄国。同时，德国方面的主要目的是最大限度地削弱俄国，所以其指导方针就是在各个阵营之间尽可能制造最大限度的混乱，因此在十月革命期间，德国不仅资助了布尔什维克，同时也资助了他们的敌人，可以说是“两边下注”。

从列宁方面来说，作为政治人物，列宁深知，政治的首要目的是保全自己，获得权力。所以他力排众议，极力主张接受德国的帮助，并且顺利地达到了自己重返俄国的目的。他对于德国政府其实并不信任。所以在他站稳脚跟之后，他开始帮助来自德国的同志们，资助他们筹备起义，去颠覆德国的君主。这也许就是历史的吊诡之处吧。

瑞士，这个小小的和平之岛，当世界大战的战火在其他地方燎原之际，这里却在1915年、1916年、1917年、1918年接连四年的时间里上演着惊心动魄的侦探般的情景。在豪华酒店里，敌对国派遣的使节像相互间从未认识过一样，冷漠地从各自身边走过，而一年前，这些人还一起友好地打过桥牌，相互邀请对方到自己家里做客。而他们的房间里不时闪过一群群讳莫如深的人的身影。议员们、秘书们、随员们、商人们、看得清和看不清脸庞的女士们，每个人都身负秘密任务。酒店前面，经常开来插有外国国旗的豪华轿车，从车上走下来的有商人、记者、著名艺术家，以及看起来像是享受度假的游人。但几乎所有人都有着相同的任务：那就是尽力得知些消息，发现些什么，即使是那些引导客人进入房间的看门人，还有那些打扫房间的女服务员也不例外，他们也被迫去观察和监视一切。各种各样的组织到处在与其他组织做斗争，在旅馆里，在民宿里，在邮局，在咖啡馆。而那些名义上的宣传活动，实际上有一半是间谍行动；那些宣称出于爱的举动，实则为背叛；那些匆忙到达的人进行的每一项公开生意背后，可能都隐藏着第二个或第三个交易。这里的一切都有人在报告，一切都处于被监视中；如果一个拥有不知名头衔的德国人刚踏入苏黎世范围，敌对国驻伯尔尼的大使馆就会马上知道这个消息，一个小时之后，驻巴黎大使馆也会得知。大大小小的机构将满满记录着真实和虚构消息的整份文卷日复一日地寄往随员办公室，接着，随员们会将消息传达给下一个机构。电话被监听，所有墙壁变得像玻璃一样透明；每份从纸篓里找出的信件和吸墨水纸都会被重新拼凑起来以获得信息。最后，这场乌烟瘴气的行动变得十分精彩：许多人都不再知道，自己究竟是什么身份，是追捕人还是被追捕的人？是间谍还是反间谍？是被告密人还是告密人？

在那些日子里，只有一个人，很少有关于他的消息，或许是因为他太不引人注目了，从来没有在享有特殊待遇的酒店里投宿过，从来没有去过咖啡馆，也从来不出席任何宣传活动，而是和他的妻子完全隐退，居住在修鞋匠家里。就在利马特河后面的那条狭窄、古老、地面磨得光滑如镜的小巷里，他在一座房子的二楼安身，这座房子和老城里的其他房子一样，是座筑造坚固的拱顶屋，房子墙壁被熏黑，一部分原因是年代久远，另一部分原因则是楼下院子里小小的香肠制造厂。他的邻居有一个面包师的妻子、一个意大利人、一个奥地利演员。由于他并不十分健谈，房子里的邻居除了知道他是个俄国人和名字不易发音以外，对他就没什么更多的了解了。许多年前，他从自己的祖国逃了出来，没有什么财产，也从未做过什么大的买卖，对女主人来讲，最容易从他们寒酸的饮食和破旧的衣服看出这一点，两个人所有的家产恐怕都填不满他们当初搬进来时带的那只篮子。

这个矮小的男人是如此不起眼，他的生活也是尽可能地不引人注目。他回避一切社交活动，房子里的人很少能看到他那双散发着敏锐深沉目光的细长眼睛，也很少有客人来拜访他。但他也有自己规律的活动：每天上午9点，他都会离开家去图书馆，在那里坐到图书馆中午12点关门。12点10分整，他会准时回到家，12点50分，他又会准时离开家，以便第一个到达图书馆，一直坐在那里，直到图书馆晚上6点关门。那时，新闻机构只关注那些经常发表言论的人，而他们不知道，恰恰总是那些读了很多东西、学了很多东西的孤独的人，往往是世界革命化进程中最危险的人。因此，那些新闻机构也就没有写过关于这个不起眼的、住在修鞋匠家里的男人的报道。另一方面，社会主义圈子里的人却知道他，他曾经在伦敦做过编辑，供职于一家小规模的关于俄国移民的激进杂志，在彼得堡，他是某一个讲不出的特殊政党的领导人；但由于他曾对最受社会主义政党尊崇的人发表过严厉而鄙视的言论，并将他们的理论斥为虚假理论，而他的性格又不易让人接近，完全不友好，人们也就没有对他给予过多关注。有时晚上他也会在无产者出没的咖啡馆召开集会，但最多只有15到20个人参加，其中大部分是青少年。因此，人们也就把这个怪癖的人认作同所有俄国流亡者一样，喝很多茶，通过无休止的讨论聊天使自己头脑发热。没有人把这个矮小的、面容严肃的男人当回事。在苏黎世，那些认为记住这个住在修鞋匠家里的人的名字——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乌里扬诺夫——是重要的事的人，不足30个。所以，在那些飞快穿梭于各大使馆间的豪华汽车中，如果有一辆车偶然在大街上撞死了这个人，世界也就不会知道他是谁了，既不会知道他是乌里扬诺夫，也不会知道他是列宁。

这一天，1917年3月15日，苏黎世图书馆的管理员感到十分奇怪。时针已经指向上午9点，而那位最准时的借书者每天固定坐的座位，现在却还空着。快9点半了，10点了，这个不知疲倦的读者还没有来，他不会再来了。因为在他来的路上，一位俄国朋友的谈话把他留住了，或者更准确地说，俄国爆发革命的消息扰乱了他的计划。

列宁刚开始是不愿意相信这个消息的，他被这一消息惊呆了。但随后他便迈着急促而迅速的步伐，走向了湖边的书报亭。在那里，在报馆门前，他一个小时一个小时、一天又一天地等待着消息。事情是真的，消息是确凿的，而且他欢心地察觉到这消息一天比一天真实。起初，只是传言发生了宫廷革命，似乎还出现了内阁更迭，然后传来了消息：沙皇被废黜，临时政府成立，召开了杜马会议，俄国自由了，政治犯得到了赦免——几年来他所梦想的一切，二十年来他在秘密组织里、在监狱里、在西伯利亚、在逃亡过程中致力奋斗的一切，如今都实现了。他顿时觉得，在这次世界大战失去生命的数百万人，并没有白白死去。对他来讲，这些死者并不是无谓的牺牲品，而是为了一个新的自由、公正、永久和平的国度献身的殉道者，这个平时清醒而沉静的梦想家如今却像迷醉了似的。现在，坐在日内瓦、洛桑和伯尔尼小小房间里的其他几百名流亡者也在为这一振奋人心的消息欢呼：终于可以回俄国了!他们不需要假护照，不需要假名字，也不需要冒着生命危险回到沙皇的帝国去，而是以自由公民的身份回到那片自由之地。他们已经准备好了自己少得可怜的行装，因为报上刊登了高尔基简明扼要的电报：“所有人都回家吧!”于是，他们向四面八方发出书信和电报：回家了，回家了!集合起来!团结起来!为了他们自觉悟以来就要奋斗毕生的事业——为了俄国革命而再次献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