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天津知青(2 / 2)
郭安、郭明是哥俩。郭安为兄,郭明是妹,胖胖的身材,小小的个子是他们的外形特点。他们是所谓走资派的子女,父亲是原塘沽区体委主任。但他们从骨子里就有那种积极向上的优良品质,他们不自暴自弃,积极努力地工作。郭明年龄最小,不到十六岁吧,但她 干起活来一点也不亚于知青哥哥姐姐们。别看郭明比我小,但我很敬佩她,她聪明,能干,有正义感,为人热情大方。虽然上学不多,但她很好学,她写的文章还上过天津的报纸呢。后来她返城回津,我们一直都有来往。天津知青还有郭韧,干活也很认真,被人们戏称为“三口大鍋”闹革命。虽说是玩笑,我认为是对他们工作的最好肯定。
在天津男知青中也有不少我印象较深的。董万国是个比较内向、稳重的人,他是天津市区的知青。曾和我在一个连队干过,因为一封家信中的几句话,在那个极“左”的年代挨过批,进过学习班。此事对他的打击很大,小小年纪的他要承受这么大的压力,也是不堪回首的事。我是很同情他的,他给我留下了较深的记忆。直到现在我还总是想起他,到了天津总想再去看看他。
杜泽,一个年龄相对较大,比较老练的塘沽知青,和我在一个连队。记得1971年秋收时节,我在一次劳动中不小心摔断了脚踝骨,住院治疗,不能下地,是他受领导派遣和浙江知青罗燕芬在医院照顾我整整二十余天,我真的很感谢他们。这种知青情谊是一生的记忆,让人不能忘怀。
在二分场的天津男知青中,还有赤脚医生张同顺,身材瘦小的“猴哥”汤巨雄,曾经教我怎样煮饺子的“左手师傅”郑学成,还有唐占发、张金旺、杨荫榜、庞效联……这些男生的名字我也都一直记着,他们都是曾经一起工作的知青战友,我得到过他们的帮助,我会永远记住他们。
最后,还想介绍我的先生李凌木,天津塘沽人。他和那些天津知青一起来到胜利农场二分场,后来又和我在一个连队。天津人具有的风格他都具备:聪明,风趣和幽默。当年我就是被他的风趣和幽默所感染,对他产生了好感。他喜欢文艺、弹唱,在农场宣传队是个文艺骨干。那时他工作还不是很积极,不善于大田农活,偶尔也会因想家而不请假就跑回天津去。但我还是接受了他,因我喜欢他的聪明、风趣和幽默。
他没学过木工却会打家具,没学过缝纫却会做棉袄,没有经过专业的文艺培训却吹拉弹唱样样会。后来他调到了农场加工厂,烧过酒,当过保管,再后来他当上了加工厂的副厂长,工作很有干劲,直到1986年我们一起调到通辽。1978年初我们在农场结婚,当年冬月生下一个儿子,我们生活得很幸福。
我真要感谢那一段历史,因为有了它,我才有机会去胜利农场;因为有了它,我才有机会认识了那么多的知青战友和农场朋友;因为有了它,我才有机会和那些天津知青相知相识;因为有了它,我才有机会和我的先生结合,才有了我心爱的儿子和幸福的家!
天津知青是我的战友,我想你们——天津知青!
天津是我的婆家,我爱您——天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