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来梦还乡(2 / 2)
一旦风起,少则一两天,多则三四天,昼夜不停,绝少间歇暂缓。大风天不宜出门,更遑论下地干活了,知青们只好“呆”在宿舍里。二三十人的大宿舍,光线昏暗,悄无声息,一切都凝固了,唯有空中的沙尘扑簌簌地往下落,忙着奔向人们的头发里、耳朵里、嘴里、眼里、任何一个能落脚的地方。人们无精打采,昏昏欲睡。用不了多久,便不约而同地拉开床单,相继躺下,将自己裹得严严的,不再出声。
偶尔有人推门进来,看到大炕上排列整齐的白床单,俨然一列“僵尸”。
往事四:“仨半斤儿”
年年春天刮大风,今年却是有不同。一九七二年早春,那风刮得有点儿不对劲儿。天公发狂,拼命要把天地倒个个儿。出于好奇,我顶着风东倒西歪地走到营区边上,隔着公路看不远处的地号里。但见黄沙漫天,上下翻滚,犹如翻江倒海一般,分不清哪里是天,哪里是地。回头再看营区,像是个宁静的港湾。
后来,一位老贫农自言自语咕哝着:“怕是要闹虫灾了。”
不想竟一语成谶,刚入三夏,便闹起虫灾。来势汹汹,时不我待,立刻全体动员,抓紧打药,虫口夺粮。那时机械少,打药主要靠人工。每天天不亮,一人挎着一个手摇喷洒机,黑暗中一字长蛇奔向大田。去远处的地号,一路上要横跨多道防风林带。摸黑走路,领头的往往是贫下中农,他们更惯于抄近道走田间小路。
作者在胜利农场骑骆驼。
一天,领头的不知哪一位,漆黑中走进防风林带,突然啪啪啪地使劲鼓掌。知青不明就里,但为了醒盹儿,迷迷糊糊地也跟着拍起来。就在此时,猛听得头顶上一阵风潮起,扑啦啦响成一片,像滚雷,像骤雨,突然降临,又旋即消失,去了远处。一曲绝无仅有的交响乐,惊心动魄!
一问方知,是树上的鸟儿受到惊吓,骤然拍翅而起,形成共振的巨大声浪。可什么鸟儿,多少鸟儿,能整出这么大的动静?!
“这是‘仨半鸡儿’,虫灾之年,老了去了。”
“鸟儿怎么成了‘半鸡’?”
“啥‘半鸡’啊,是‘半斤儿’,这路鸟儿,收拾干净了,三个指定能落半斤肉。”
醍醐灌顶,恍然大悟。
往事五:“热饮”
虫灾惨烈,一切庄稼在劫难逃。我在地里数过,平均每棵苗上活动着五十条不停啃食的肉虫虫!金宝屯的主产粮,无论是高粱,还是玉米,苗子还没长到一米高,就被爬满的虫子啃光了叶片,只剩下光秃秃的箭杆儿,一眼望不到边地插在地里,像是无数把拿掉了油布的竹伞。
尽管闹虫灾,但一入三夏,田间管理还得跟上。每天头顶烈日,知青们扛起锄头,下大田铲地,日复一日,“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铲地时,上下午各有一次田间小憩,其方式基本就两种,一是“抽着啦”,指抽烟;二是出汗太多,补充水分。烟都是个人自己随身带,而热水则由专人挑到地里。上下午各一趟,难得空闲。
送水这个活儿,看似轻松,实则不然。所谓送水,不只是送,还包括了并非易事的烧水。连队干活的地方,无论远近,两大桶热水要及时烧开、送到。我们连送水的是一位浙江籍女知青,个子不高,但并不柔弱,干起活来话不多。每日里两头奔波,将两大桶热水送到地里,等着人们喝光,再挑走空桶。热水要送到地里,而地里没有路,只能沿着两垄庄稼之间空隙,深一脚浅一脚地往前趟着走。一路上,无盖的水桶,不断地擦碰着两边的庄稼。
热水来了,人们扔下锄头,轮流喝水。很快,两桶水都只剩了个底儿。还想喝,但不能喝了。桶里剩下的一点儿水,满满地泡着一层肉虫子,滚圆的胖身子整齐地荡漾着,看上去煞是惬意。
那时的人们,劳动中,喝这样的“热饮”,并无怨言。不知是麻木,还是大度?放在今天,很难理解。
2013年12月,写于加拿大多伦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