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东北情缘(2 / 2)
那年8月,我们后勤连队要去支援牧业连队打牲口过冬的草料,本来我是可以不去的,但我积极主动请求参加。在远离营区的大沁他拉草原的草场上一干就是一个多星期,每天早出晚归,重复循环地用大扇刀打牧草的动作累得我几乎散了架。腰部因此扭伤,落下了伴随我一生的腰椎间盘突出症。
我从坎坷经历中感悟到:一个人的付出不是为了索取和回报,但只要你努力做到并做好了,好运自然会随之降临到你的头上。我的工作表现得到了领导、同事们的认可和普遍赞许。1974年秋天,在全国高校招生中洮儿河五七青年战校的领导和知青朋友们一致推荐选送我上大学。最后我如愿上了东北工学院(现在叫东北大学)的机械制造系矿山机械专业。
求学东工——扬起我理想的风帆
我是1974年9月16日离开洮儿河,意气风发地赶赴位于沈阳市南湖的东北工学院报到的。浙江知青陈建业前来送行,他是留在洮儿河为数不多的浙江知青之一。当时他是加工连酒厂的业务骨干,单位不舍得放他走。建业送我一张帆布的毯子做纪念,既能保护褥子不脏,又可防雨隔潮,成为我以后经常打背包用的好包装材料,我一直把它珍藏在身边直到1980年代。每当看到它我就会想起具有兄弟般情谊的插友陈建业。
当时的东北工学院隶属于中央冶金部,系和专业的设置大多与矿山开采和冶金工业相关,是全国著名的理工科大学。我所在的机械制造系矿山机械专业1974级分三个班,我在一班。同学们来自全国各地,工农兵都有,以东北籍的学生为多。同学们都抱着学好科学技术,服务四化建设,报效国家的远大理想,刻苦努力,互帮互学,学习空气很浓,学习氛围很好。
当年的大学实行开门办学,非常强调理论结合实践。在学校上完基础课程后,便深入工矿企业结合生产实际一边实习,一边学习专业课程。我们班的实习先后去过鞍钢的齐大山铁矿和弓长岭铁矿,去过辽宁北镇的八家子铅锌矿、抚顺清原的红透山铜矿,还去过湖南新晃的汞矿……其中要数去东北地区的工矿企业最多。东工求学的经历使我走遍了东北地区许许多多的大山和河川,接触了许许多多的东北老百姓,使我对东北老乡、东北话和东北的生活习俗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和感情。
我们的班集体是一个团结友爱的大家庭,班长安维洲是吉林长春人,曾经在我老家宁波的东海舰队当海军,在他的组织下我们的班集体搞得生龙活虎。安维洲毕业后在吉林省商检局工作,1990年代他南下深圳创业,取得了很大的成功。至今我们一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是我毕生的挚友。我还特别怀念曾经给我很大帮助的大学同学李宗玶、张玉枝夫妇,现在我们是经常联系的微信好友。还有同班同学赵连贵、赵仕祥、薄文霞、刘德琛、曹文清、朱秀琴和丁小柱……我经常在梦里见到他们。
1977年9月我从东北工学院毕业分配到吉林省煤矿设计研究院工作。东工求学改变了我的命运,使我扬起了理想的风帆,我深深地感恩母校对我的教育和培养。2009年8月我和先生张立民去金宝屯胜利农场参加知青下乡四十周年庆典活动时,我特地转道沈阳重返母校,亲眼目睹了母校的巨大变化。母校已经恢复东北大学的原名,校名由东大创始人兼校长、爱国将领张学良手书。更令人欣喜的是母校已经成为教育部直属的国家首批“211工程”和“985工程”建设的研究型大学,我为母校的成就感到非常自豪和荣耀。
工作长春——温暖的同志与姐妹深情
我这个人一生的运气还算可以,一路走来都有贵人相助。1977年9月大学毕业,当时是国家包分配的。分配原则是面向基层和工矿,以回原选送地区为主。我一无后门二无靠山,没想到被分配到了位于省会长春市的吉林省煤矿设计研究院,把同学们羡慕得够呛。
吉林省煤矿设计研究院是一个工程研究设计单位,位于长春市西安大路1号,隶属于吉林省燃料化工厅。一次在办公大楼楼道里,我偶尔碰上一位高大而又魁梧的长者正与我院领导说话,我一看这不是曾经下放在金宝屯胜利农场劳动的洪学智将军吗?洪学智是开国上将,抗美援朝中曾任志愿军副司令员,回国后任解放军总后勤部部长。1959年受政治运动牵连,遭到了严重迫害。我一时紧张得竟然忘了向他问好,后来有人告诉我“老洪头”是省燃化厅新任厅长,这是他刚刚解除劳动返回省会的首次任职。
我被分配在机械一室,主要工作是研究、设计煤矿需用的机械传动设备。室主任聂智工程师,毕业于阜新矿业学院,是一位德高望重、经验丰富又很务实的老科技工作者。他经常带我们深入到吉林省九台、舒兰等地的煤矿调研,为生产第一线服务。室内的同事们,比如我所在组的组长老陈、屈姐、谢姨和小李等等都给我以极大的关爱和温暖,他们不仅在业务上毫无保留地向我传授经验,给予具体帮助,而且还在生活上无微不至地关心我,使我一次次感受到东北人的热情、淳朴和实在。当时我还没结婚,一个人在长春,不管哪家做了好吃的,都会带来让我品尝。每到周末更是有很多同事邀我去他们家里做客,使我有机会向他们学会了许多东北饭菜的做法。直至今日我们家里百吃不厌的仍然还是东北菜。
就职南开——实现我的人生之梦
1979年3月为照顾夫妻两地分居,我恋恋不舍地离开长春调到了天津市,结束了我在东北长达十年的工作、学习和生活。到天津后在天津探矿机械厂,先后在厂工艺科和职工大学工作。1985年7月调入南开大学。有机会供职于国内外久负盛名的南开大学,这是我一辈子最荣幸的事情。南开大学也是我的母校东北大学创始人张学良将军所敬仰和崇拜的大学,早年张学良曾受教于南开的张伯苓校长,他曾经深情地说“我们都是南开的人”。在南开大学工作23年,真如张学良将军所言使我成为了一个名符其实的南开人。我先后担任过南开大学计算机与系统科学系教务干事、研究生管理干事和教学办公室主任;学院实体化后担任南开大学信息技术科学学院研究生办公室副主任、主任;1999年晋升为高教管理系列副研究员(相当于副教授);直至2008年3月退休。退休后学校聘请我担任了南开大学广东省招生组组长,至今为南开的发展继续发挥着自己的余热。
为南开大学服务的二十多年,是南开“允公允能、日新月异”的校训教育和熏陶了我,使我在事业上不断取得进步。我做得不多,但南开却给了我不少荣誉和奖励。我先后获得过校和院系两级优秀共产党员三次;校级优秀教育工作者一次;校级学位与研究生管理工作先进个人一等奖一次;校级优秀教师(优秀教育工作者)二等奖一次;“敬业”奖教金一等奖一次、二等奖四次;“华业”奖教金三等奖一次。
回顾我的职业生涯,如果说取得了一些进步和成绩的话,得益于东北十年对我的磨难和历练,得益于那个时期打下的坚实思想基础和练就的健壮体魄。
我将一往情深,继续努力延续深深地扎根于我心底的那份东北情缘。
2013年10月23日,写于南开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