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金人生永驻科尔沁(1 / 2)
原金宝屯胜利农场浙江知青 裘胤泽
裘胤泽 男,浙江慈溪人。1969.6-1971.11,内蒙古金宝屯胜利农场五分场;1971.11-1972.12,吉林省农建师筹建办公室;1973.1-1973.9,吉林省哲里木盟行政公署劳动局;1973.10-1976.9,东北师范大学中文系学习;1976.10-1984.4,先后在哲里木盟标准计量局、科委和民政局工作;1984.5-1993.12,任慈溪县乡镇企业管理局局长助理;1994.1-1997.1,任慈溪市宗汉镇副镇长;1997.2-2004.1,任慈溪市二轻工业局副局长;2004.1-2010.3,任慈溪市经济发展局调研员。2010.3,退休。
四十五年过去了,真是弹指一挥间。我们向往的有着许多美丽传说的科尔沁草原,在我们的人生旅途中像一杯甜甜的蜜,一盅甘醇的酒,更像一剂苦涩的药,让我们终生难忘。
别离那里已整整三十年了,今随兴采撷点滴记忆,以表达对那段艰苦历程的深深怀念。
原味篇·三个“错解”一顶“帽子”
1969年6月8日凌晨,知青专列在东北平齐线上的金宝屯火车站终于停了下来。我们被安置在哲里木盟金宝屯胜利农场二营(五分场)。立足仅几个时辰我们便被冠上了“浙江小地主”的帽子。原因是“错解”有三。
错解之一,知青们的“行李”令农场的场管干部和农友们咂舌。在他们看来,这简直是地主老财搬家。他们派了两辆拖拉机、四挂大马车往返数次才将安置在二营的83名慈溪知青和大家的行李全部拉完。这从当时嫁娶只有一铺炕,一套被褥、一对箱子,“三转一响”绝对是凤毛麟角的东北农民看来,我们这些知青的“装备”,活脱脱像个小地主。但他们不了解,我们奔向北大荒是打算扎根边疆安家落户的,我们的长辈是含辛茹苦把我们“嫁”到东北来的。
错解之二,白面馒头当球踢,是纨袴子弟之举。半夜时分到达目的地,锣鼓相迎,八铺大炕已烧得温热。农友们用木须肉、菠菜汤和四两一个(每人两个)的白面馒头热情迎接我们。木须肉确实是个好菜,菠菜汤有点牙嘇,喝点汤也罢了,看着那枕头般的馒头只是傻笑。三天两夜的旅途,疲惫和上火,初夏袭来的阵阵凉意,即便对土炕觉得“埋汰”的知青们,她已经不住暖洋洋的诱惑,以馒头作枕和衣呼呼沉睡而去。天亮一觉醒来,整个大屋就沸腾了,以炕作台,互相嬉闹,其中也不免有人把作枕的馒头当作武器,踢来踢去。一个月才能吃到几顿细粮的农友们看到这种场景真是心疼极了。我记得当时就有人来收拾这些“战利品”,拿回去作一次细粮享受。
错解之三,当地人用刻板得让人无法想象的定式推理,将我们这些从南方来的,尤其还是“大城市”来的知识青年都认定为“地主、资本家”的后代,就如“1+2=3”那么简单而明白无误。由此,他们给了我们一个雅号——“浙江小地主”。其实也怪不得,当时的城乡差别、南北差别是客观存在,大惊小怪顺理成章。随着我们的融入、交流、沟通,这顶帽子也就烟消云散了。
经历篇·九曲十八湾
追溯城市居民到农村去的历史,上个世纪中叶的中国人是不陌生的,五十年代末期就有支农青年和返乡青年,慈溪当时就有一批青年去宁夏。那时候我们刚上小学,夹道欢送的时候用马灯调唱着歌:“说宁夏、道宁夏,宁夏是个好地方,土地肥沃又平坦……咚咚锵,咚咚锵。”返乡青年的全国典型就是董加耕了。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国家出台精简下放政策,不少人从城市工作岗位退下来回到农村。我大哥就是主动报名从杭城精简回乡的,结果失业十余年。同时又有少量青年陆续到当地农村插队落户,我三哥1965年插队到慈溪精忠公社。到了六十年代末期,在毛主席“农村是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和“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下,掀起了一个支农支边的大浪潮。据说三千多万城市青年卷入了这个浪潮,相当于加拿大一个国家的人口。在那个年代的社会大背景下,虽然是一种政治决策,抑或也有解决“就业”、“屯垦戍边”的战略考虑,响应号召是客观大势。但作为个人,都有自己的思考。我就想,城里安排工作难轮到,到当地农村,人均不到半亩地,几个工分也别争了,还是当一回“远来和尚”吧,因此也不用你来动员,第一个到当时的周巷镇里报了名。周巷一共有八十名知青被“批准”支边,加上泗门镇三人,一共八十三人编成一个浙江宁波地区支蒙第三连,由镇干部担任连长和正排长,周丽娟、干达辉和我分别担任一、二、三排的副排长。我们发表了“北上宣言”,于1969年6月5日早晨从余姚上火车浩荡出发。那年我正十九岁。
到了农场,重新编了连队,分成两个大田连,一个后勤连。后勤连包括机耕排、菜园排、鸡鸭号等。营部直属还有医疗站、小卖部、食堂、兽医站等,国营农场的配置很完整,知识青年都被分散到各个连队。连队的领导配备,由复员军人当指导员,贫下中农当连长,知青担任副连长,干达辉和我分别担任了一、二连的副连长。由于“文革”中内蒙古“内人党事件”的风波尚未完全平息,大约在九月份农场实行了军管(1969年9月1日—1979年9月1日哲里木盟行政上划归吉林省)。知青们真正被关进了“笼子”,开始老老实实地接受调训。
我在农场一共待了两年半,多数时间是干大田活儿。那时候算过,每一个人大概要承担四十亩地的农活。好在农场机械化程度较高,耕地、播种、中耕都由机械化操作,唯有收割不用“康拜因”联合收割机。后来才知道不用它的原因是所有的秸秆都要留着过冬取暖用,那时的农村是烧不起煤的。落在我们肩上的农活就是铲地、收割打场、送粪。记得有一块地号特别狭长,一垅地就有两亩多面积,铲起来面朝黄土背朝天,一眼望不到边。在麦收季节,为赶在雨季前收获,每天都要劳作十三个小时以上,什么叫披星戴月,我们真正领教了。
1970年冬天,为了显示自己能接受考验,我要求去粮库锻炼。很多人认为我干不了这个行当,但我还是想试一试。当时的粮库没有输送带,粮食上囤全靠人肩扛上去。一个粮囤约有五米高,要通过斜搭的五个跳板才能送上去。肩上扛着二百斤重不扎口的粮袋,要在五个颤悠的跳板上走上去,一不合拍就有摔下来的危险。这一招是让我学到手了,但我的腰从此也就完蛋了。暮冬时季,送粮开始。有一次运粮过辽河时“尤特”拖拉机头掉进了冰窟窿,湍急的水流下是流沙,时间长了车子就会陷下去。营部派了“东方红”链轨拖拉机来拖,得有人下河去挂上钩子。零下十几度的气温,冰冷的河水,刺骨的寒风,谁下去呢?血气方刚啊!我跳进了冰窟窿,粮车拉上来了。
1971年开春后,我的腰就不听使唤了。严重时行走都很困难,插友吕思鉴经常背着我上厕所,蹲也蹲不下去,也有人说风凉话,在大家争当先进的年代这都很正常。
1969年6月,周巷镇支边欢送会留影。
八月,麦收又开始了,连队照顾我,让我看守场院,就是守护堆放麦秸的院子,很轻巧,但又极枯燥和岑寂。一个人躲在窝棚里偶尔出来巡逻,偌大的一块场地除了听到昆虫的鸣叫,就是自己的呼吸声。适逢那时开展群众性学哲学活动,我找来了毛主席的《矛盾论》《实践论》等著作,还请我叔从四川寄来《反杜林论》及有关哲学的辅导书籍,有空就钻进窝棚看书,对哲学的一些基础概念,如“唯物主义”、“唯心主义”、“辩证法”、“机械论”、“唯物辩证法”、“唯物机械论”、“唯心主义辩证法”等有了一些大致了解。那时候强调从实践和理论上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看了那些书虽然对深奥的哲学只知点皮毛,但对于人生的价值取向还是有裨益的。
在农场的两年半时间,正是革命京剧样板戏流行时期。胜利农场成立了一个文艺宣传队,农闲时把一些文艺爱好者召集起来排练。我们排演的是《沙家浜》,除了演十八棵青松中的伤病员,我还兼演其他角色,扮演区委书记。那四句台词始终烙在心里:“病情不重休惦念,心情自然少忧烦,家中有人勤照看,草药一剂保平安。”好像是西皮唱腔。比起周边的农村来,农场的文化生活是比较活跃的,农闲的时候就会巡回到各分场演出,每次演出真像过节一样。各分场还有篮球队,经常抽空比赛,印象最深的是三分场“白沙六号”胡家达中距离投篮特准。平时吹吹口琴,唱唱塞北、江南歌曲。我还有一把廉价的小提琴,傍晚时分在防风林拉上几曲,以释自己的情怀,和贫下中农比起来真还有点“小资情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