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帝室将星 少长习兵（1 / 2）

中国历史上有很多有意思的巧合：大一统王朝第二代都会出现问题，这些问题解决的好就会国祚绵延，解决不好轻则四分五裂，重则二世而亡：秦二世而亡，汉有诸吕之乱，晋有八王之乱，隋二世而亡，唐有玄武门之变，宋有烛影斧声，明有“靖难之役”。

“靖难之役”的主角明成祖朱棣，本与帝位无缘，硬是靠打仗的本事，逆天改命，从侄儿建文帝手中抢回了皇位。

但是，朱棣的故事要从南京讲起。

大元国至正二十年四月十七日（公元1360年5月2日），应天府内（今南京）朱元璋迎来了第四个儿子——朱棣。不过，这个新生的男婴并不能缓解朱元璋的焦虑，因为作为“反元”义军领袖之一，朱元璋正面临人生最大的挑战。

朱元璋的挑战并非来自大元帝国。此时，曾经雄踞亚欧大陆东部的大元帝国已经分崩离析，到了灭亡的边缘。真正服从大元中央政府命令的只有绥远的孛罗帖木儿，西北的幽王、肃王，东北的辽王，以及云贵的梁王。一类王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比如幽王、肃王；另一类王，有心有力，却地处一隅够不着，比如拥兵十万的梁王。

大元真正的顶梁柱是察罕帖木儿和他的养子扩廓帖木儿(1)。他们的控制区域在今天黄河流域的陕西、山西、山东、河北一带。不过，这些地盘虽然名义上还在大元控制之下，也乱成了一锅粥，地方军阀李思齐、张良弼、田丰（本为元将，后加入红巾军反元）等实力派才是实际上的主人。不久，察罕帖木儿被山东军阀田丰诱杀，他的死让大元丧失了统合力量的核心人物。此后，北方军阀更是不服大元中央政府的调遣，大元皇室内斗又导致扩廓帖木儿不受信任，大家各顾自己，已经呈现土崩瓦解的状态。既然大元已经分崩离析，那么朱元璋的挑战是来自哪里呢？

当时，最早举起“反元兴宋”大旗的刘福通是反元势力名义上的共主。但是，他此时只控制着以汴梁为核心的河南一带，和察罕帖木儿互有攻防，打得不可开交。其他据地自雄的还有：四川明玉珍、福建方国珍、两广邵宗愚等人。不过，他们在争夺天下的大棋局中终究都只是配角。真正挑战朱元璋的是占据长江流域的起义军领袖陈友谅、张士诚。

在元末群雄中，真正有能力争夺天下的就是这三位农民起义领袖，他们控制了帝国财税重地——长江流域。三人中雄踞两淮、浙东的张士诚(2)喜欢两边讨好，伺机偷袭，气量、志向都不及另外两人，实际上是“自守之贼”，不具备夺取天下的主观愿望。因此，朱元璋最大的挑战来自长江上游的对手陈友谅。

陈友谅是个杀伐决断的狠角色。他原名陈九四，职业渔民，今湖北仙桃人，祖上姓谢，入赘陈家，遂改姓陈。他最早在倪文俊麾下效力，后来杀了倪文俊投靠徐寿辉。

说杀就杀，翻脸无情是他最大的特点。有两件事能说明他的狠：“干城仗普胜而旋即杀之，北面事寿辉而旋即毙之”(3)。“普胜”是赵普胜，他本是陈友谅手下“四大金刚”之一，因战功被陈友谅猜忌，陈友谅借口接风，吃着羊、唱着歌，就把人给砍了；“寿辉”是徐寿辉，他本是陈友谅的老大，被陈友谅架空之后，求当傀儡而不可得，被陈友谅派人用锤子砸死。

凭借着心黑手狠，陈友谅逐渐控制湖南、湖北一带，把根据地设在武昌（今武汉）。至正二十年初（公元1360年），稳定了长江中游的陈友谅开始向朱元璋的根据地应天（今南京）发起大规模进攻，双方在江西展开了拉锯战。打到五月，陈友谅夺取了应天上游的屏障太平（今安徽芜湖），“尽有江西、湖广地”。朱元璋被压制到应天一带，局势危急。

同年闰五月，陈友谅率领大军沿长江东下，攻打应天。眼看大军兵临城下，朱元璋愁上眉梢。是战是和、是降是走？应天内朱元璋天天开会、日日研究，怕是没有时间顾及朱棣这个刚刚满月的小宝宝。但是，朱棣的降生无疑给朱元璋带来了幸运，让朱元璋在人生最大挑战面前平添了几分运气。

从实力上看，陈友谅似乎胜券在握：天时，陈友谅的“天完”政权（之所以叫这个怪名字，是因为“天完”刚好压了“大元”一头！古人也很幽默，脑洞清奇！）从未向大元屈服，而朱元璋则接受了大元吴王的封号，陈友谅站在道义制高点上；地利，陈友谅控制整个江西，占领了太平（今芜湖），逼近应天，又与张士诚夹击朱元璋，朱元璋处于被动挨打的处境；兵力，陈友谅军队数量远超朱元璋，其水军质量在当时首屈一指。

朱元璋陷入人生最大的危机。

正面作战几乎没有胜算的朱元璋选择了预设阵地、诈降诱敌，他选择的伏击地点是龙湾（今江苏南京城郊）。龙湾位于应天府北面，秦淮河汇入长江口的北岸，是一处适合登陆的浅滩。

从龙湾向南很近就有一座横跨秦淮河的木桥——江东桥——过了桥应天府就在眼前，负责驻守这里的康茂才。

龙湾的致命缺陷，就是地势低洼，周围被高山环绕，一旦不能抢占制高点，容易被围攻。而且康茂才虽然和陈友谅是老乡，却是徐寿辉的死党，熟归熟，你杀了我兄弟，一样不会放过你！

于是，在朱元璋的授意下，康茂才写诈降信把陈友谅引诱到龙湾，过江东桥从北面攻击应天。同时，朱元璋连夜把江东桥由木桥改建为石桥。多疑的陈友谅立即放弃渡过秦淮河的打算，向龙湾集结。这来回一折腾，陈友谅的军队没赶得及吃饭，却赶上了天降大雨，结果全军都成了落汤鸡，士气低落。

此时，朱元璋亲自坐镇卢龙山，居高临下，当他发现陈军集结在狭小地域内，施展不开时，立即挥动令旗。早已埋伏好的徐达、常遇春、杨璟、张德胜四路齐出，此时整个陈军指挥系统陷入崩溃，陈友谅被困在低洼地里，大部队施展不开，一片混乱，水师也大量搁浅。

最终，陈友谅抛弃部队，施展渔民的看家绝技——划船，才逃回自己的老窝武昌，朱元璋大获全胜，史称“龙湾之战”。

朱棣诞生在朱元璋的人生转折点之时。因此，他对朱元璋来说自然很重要。由于有了朱元璋这样一个一路混到皇帝的爹，朱棣或多或少遗传了他的军事才华。在日后的一系列战争中都可以在朱棣身上看到朱元璋的影子。

但是，朱棣这个时候还想不到这些，作为一个婴儿，他只能待在母亲的怀里。可是，朱棣的母亲是谁却成了问题。

皇帝的妈是谁竟然成为一个问题，这听起来有点不可思议，但这确实是真的。

按照《明史·成祖本纪》中的记载，朱棣“母孝慈高皇后”(4)，即朱元璋的结发妻子马皇后，这本来不应该成为问题。但是问题偏偏也出在同一本《明史》当中。

因为，这本书中还记载了另一件事：洪武七年（公元1374年），朱元璋的孙贵妃病死，史称“帝以妃无子，命周王行慈母服三年”(5)。意思是说，朱元璋派朱为孙贵妃守三年之丧。周王朱之所以有资格来服这个丧，是因为他是孙贵妃的孩子——“庶子为生母服三年，众子为庶母期，自妃始” 。周王朱又被《明史》明确记载为朱棣同父同母的亲兄弟，因为这个缘故，他成为建文帝削藩的头号目标，也就是说燕王的妈是孙贵妃。

在正史记载中，这位孙贵妃早年父母双亡，跟着二哥孙蕃一起流浪到扬州，然后给当地起义军元帅马世熊当了干女儿，十八岁嫁给朱元璋。十四年后，孙氏去世，被封为贵妃，位置在其他妃嫔之上。

问题来了：为什么正史会说朱棣的母亲是马皇后呢？答案很简单，朱棣得位之后改了史书！这种事历史上常见，唐太宗、宋太宗都干过，朱棣这样干也属于人之常情，更何况他这么干既有事实依据也有现实意义。先说事实依据，朱棣生母孙贵妃死的时候他14岁左右，还没有成年，按照当时的礼法，朱棣由朱元璋正妻马皇后抚养长大完全是合情合理。马皇后是历史上著名的贤后，她死的时候所有身边的宫女、太监都很怀念她，甚至为她创作了歌曲：“我后圣慈，化行家邦。抚我育我，怀德难忘。”(6)她对下人都好成这样，对自己养的孩子好应该是没有什么疑问的，朱棣叫她妈应该叫得心情很愉快。所以，朱棣称马皇后为母亲并不是完全胡说，有一部分是事实。

再说现实需要。把生母改成马皇后，朱棣就成为朱元璋的嫡子，他的夺位才有合法性！这涉及中国宗法制度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嫡长子继承制。所谓嫡长子就是正妻皇后生的第一个儿子，有嫡长子，他就拥有无可争议的继承权；没有嫡长子，皇后的其他孩子也是嫡子，可以继承。只有在没有嫡子的情况下，才可以立庶子。所以宗法制度中有这一个说法：“立嫡以长，不以贤；立子以贵，不以长。”(7)如此一来，朱棣找马皇后当妈的动机就很清楚了——简单说，就是抬高自己的身份，强调自己夺位的合法性。

既然朱棣要改，为什么不改得彻底一点，为什么会露出马脚呢？这就涉及技术问题。

有许多人认为统治者可以随意改历史书，这是严重的误解。改官修史书是一个很麻烦的事情，尤其是官修正史，更何况《明史》这部官修史书是在清朝编写的，清朝没有理由为明成祖朱棣去改，于是矛盾之处就在史书中留存下来。由此可见，篡改史书往往会弄巧成拙，露出破绽。

当然，对朱棣来说，最重要的是他得到了马皇后的母爱和关怀，也得到了朱元璋的喜爱。

首先，朱棣本人长得很帅，史称：“貌奇伟，美髭髯”(8)。任何时代帅哥都是讨人喜欢的。

其次，朱棣性格也不错，作为皇帝朱元璋的儿子，他“智勇有大略”，作为马皇后的儿子，他“能推诚任人”。 这些优点，都让他在朱元璋的儿子们中显得特别突出。

最后，朱棣生的特别是时候。自他出生以后，朱元璋事业进入新一轮上升期：大元至正二十年（公元1360年）朱元璋在龙湾之战大破陈友谅，渡过最大危机；至正二十三年（公元1363年）朱元璋在鄱阳湖击败陈友谅六十万大军，陈友谅兵败身亡，第二年攻取武昌，消灭陈氏的残余势力；至正二十七年（公元1367年）朱元璋攻灭张士诚。这个自出生以来就一直保佑自己打胜仗的灵儿，自然会得到父亲的另眼相看。公元1368年，朱元璋在应天称帝，改应天府为南京，改年号“洪武”，改国号“大明”。朱元璋的志向远不止如此，北伐幽燕，统一天下才是他的人生目标。于是，在朱元璋亲自主持之下，北伐开始了，指挥这次北伐的正是大明双壁：徐达、常遇春。

徐达、常遇春是朱元璋麾下的“帝国双壁”。

徐达，字天德，是朱元璋幼时的玩伴，二十二岁就跟随朱元璋投奔郭子兴，与朱元璋有过命的交情。在跟随朱元璋扫荡四方的过程中，徐达骑战、步战、水战、攻城样样精通，才华尽显，成为一代战神。

常遇春，字伯仁，投奔朱元璋的时间比徐达晚，但是年龄比徐达大两岁。此人武力过人，常为先锋，所向无敌，号称率十万大军横行天下，军中呼为“常十万”。但常遇春有些残忍好杀，曾多次杀俘虏，和宽仁的徐达相比，他略微欠一个档次。

此时，已经平定了江南徐达、常遇春碰到了中国军事史上最大军事难题——北伐！

三国时代的孙权、诸葛亮，结果孙权在合肥被“张辽止啼”打出了心理阴影；诸葛亮在五丈原赔上了自己的性命。

两晋时代，有祖逖、殷浩、桓温、刘裕主持了多次北伐，最成功的是刘裕，也只打到了黄河流域，没有渡过黄河，恢复河北，就急着回家篡晋。

六朝时期，陈庆之北伐，一度杀入北魏首都洛阳，时人称为“名师大将莫自牢，千军万马避白袍”，可惜昙花一现，最终全军覆没。

北宋太宗赵光义两次主持北伐燕云十六州，结果被大辽名将耶律休哥从骑马打成骑驴，可谓一败涂地。南宋岳飞北伐最终打到开封城外的朱仙镇，连战连捷却被十二道金牌召回，最后被以“莫须有”的罪名冤杀于风波亭。其后，南宋多次北伐更是雷声大、雨点小。

现在北伐的重任轮到徐达、常遇春身上，他们有三个前人没有的有利条件。

第一个有利条件是在经济上，南方已经成为中国经济重心。

第二个有利条件是在政治上，新兴的大明王朝有着稳定的政治体系。

第三个有利条件在战略上，朱元璋和他麾下的文武大臣研究出的北伐方案，让这场战争进行得有条不紊。北伐开始之前，朱元璋曾经召开御前会议，讨论北伐作战计划。会上，常遇春首先发言，他认为：“今南方已定，兵力有余，直捣元都。”(9)说白了，别玩虚的，黑虎掏心，直驱元都，不愧是“常十万”。常遇春的方案被朱元璋否决了，因为他认为：“悬师深入，顿于坚城之下，馈饷不继，援兵四集，非我利也。” 说白了，打仗不是黑社会斗殴，还是要考虑管饭的后勤问题，长驱直入不如步步为营。

由此看来，朱元璋的水平明显比“常十万”高出一头。

最终按照这个构想，明军确定了基本的战略方针：先取山东、河南，控制潼关防范关中，而后渡河北上，攻取元大都。

至正二十七年（公元1367年）十月初一，徐达、常遇春统领二十五万大军，经淮河北上，开始北伐。十二月，明军按照计划攻入山东。

北伐首战，徐达、常遇春选择了王宣、王信父子镇守的沂州。这两人原本是察罕帖木儿麾下将领，察罕帖木儿被杀后，两人继续盘踞沂州。面对明军，这父子二人首鼠两端，结果被徐达识破，水攻沂州，王宣被迫投降，北伐首战告捷。

之后，徐达继续攻击山东行省重镇益都路。益都路守将普颜不花，拜别老母后出城与明军死战，结果兵败被杀。两仗之后，山东元军主力被击溃，济南、东平等重镇守军全部不战而逃。

洪武元年（公元1368年）四月，山东平定，徐达、常遇春统领的明军主力没有急于渡河北上攻击元大都，而是转兵西进，攻入河南，兵锋直指宋朝故都汴梁。另一面，为了配合主力，邓愈统领明军由湖北襄阳出发，攻入南阳。

元朝汴梁守将李克彝眼见明军势大，不敢再战，弃城而逃。徐达不战而夺取汴梁，继续率军西进，攻克虎牢关，直指洛阳城。

河南元军主将脱因帖木儿集结五万人马，列阵洛水以北，决心在此与徐达决战。此战，明军先锋常遇春“单骑执弓矢冲入其阵”(10)，被二十多个蒙古骑兵拿长矛围攻，常遇春毫无惧色，“发一矢，毙其前锋，大呼杀入” 。徐达指挥明军全线发起进攻。脱因帖木儿抵挡不住，元军在河南境内的最后一支主力部队全线溃散，脱因帖木儿逃往陕州。

五月，明军转战河南、夺取潼关，朱元璋亲临汴梁前线慰问全军，明军士气大振。

此时，元朝内部依然没有停止争权夺利，实力最强的扩廓帖木儿不受信任，自己盘踞太原一带不愿接受元顺帝朝廷的调遣，元大都北京防御力量空虚。

明军决定暂时利用潼关天险对陕西军阀李思齐、张良弼采取守势，集中主力渡过黄河北上，攻击元大都北京。

七月，在一切准备就绪之后，徐达、常遇春率领明军精锐北渡黄河，一路所向披靡，元大都一片惊恐。

闰七月，明军主力直扑北京门户通州。元顺帝麾下五十八位国公级的高级官员统领大元禁卫军万余精锐骑兵入驻通州，试图与明军决战，但元军组织混乱，不堪一击，结果全军覆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