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6章（2 / 2）

连着三天，梅子一句话都不说，常常是一个人发呆，好像吴田夫的离开把她的魂魄也带走了。

耿恭不知该怎么安慰她，只能是走到她跟前，把手掌摊开，放到了她的肩膀上，似乎在用这个方式告诉她，死者已去，活着的人要好好活，有我在，不会让你再受苦。

梅子这个时候也会把耿恭的手抓住，贴在自己的脸上，也似乎在说，我知道，我相信你。

每个人都会死的，只是死的方式和死的时间会有些不同罢了，不管你是个平民百姓还是个达官贵人。

就在吴田夫死后的一个月，东汉的第二任皇帝刘庄也死了。当然这两个人的死并没有什么关系，只是时间相距不太远。

这两个人的死之间没有关系，但他们的死都对远在疏勒城的耿恭和他的士兵们，有着程度不同的影响。

吴田夫和疏勒城的关系，前边说了许多，现在就不说了，但汉明帝刘庄的死却不能不多说几句。

如果说，刘庄在死以前，没有患上那么严重的病（根据症状来看，很有可能是肺结核），能够上朝理政，很有可能在西域早春事变数日后，朝廷就会做出安排，大不了让窦固的大军杀个回马枪，那么就不会有耿恭的屯田部队损失惨重苦守疏勒城的事了。

退一步说，刘庄不死，治好了疾病，坐进了金銮殿，接受大臣们的奏折，那么凉州太守的禀报还有大将军耿秉的奏折，都会引起他的重视。他发动了两次大规模对匈奴的战争，并取得了胜利，不可能轻易把果实丢掉的，肯定会马上派兵，弄不好还会亲自召见范羌，询问西域的战事。那么顶多在八月，秋风渐凉之时，汉朝大军就会席卷天山南北。

可现在刘庄死了，能够给这事拍板的人没有了（一个人说了算的体制弊病自古就有了）。十万火急，变成了绵绵无期。

听到刘庄死的噩耗，范羌差一点没有昏死过去，不是因为太伤心了，而是因为太着急了。没法不着急，疏勒城的情况，只有他知道，如果大军迟迟不到，天知道要发生什么。耿恭把所有的希望都放在了他的身上，可他却在这里没有一点进展。

范羌跑去问耿秉，耿秉说，一点儿办法都没有，现在全国都忙着给皇帝举行国葬，不可能顾得上这个事。

范羌问国葬要举行多长时间，耿秉说，至少得两个月。

范羌长叹了一声，说，天啊，怎么会有这么长时间？

国葬的时间长短，是由这个皇帝生前的功绩决定的。可以说，给汉明帝刘庄举行一场声势浩大隆重豪华的葬礼，上至官员，下到百姓，都不会有什么太大意见。因为这个汉明帝，虽然当皇上的时间还不到二十年，可他做的事情，却足以让他称得上是一个伟大英明的君主。

汉人信佛教是从西汉末年开始的，可那会儿，还不兴盛，只有上层人才知道。汉明帝不太清楚，只是听一些文人说，西边有一个神，名字叫佛，能够给人带来平安吉祥，于是就派了使者赴天竺（也就是现在印度一带），弄了一些经书典籍，还带回来了僧伽，并在洛阳盖了座房子，让他们居住和念经。这个房子就成了中国的第一座佛教庙（也是至今许多人去了河南都要去看的白马寺）。

再有一个功绩就是让国家强盛了起来。光武帝死的时候，全国载于户籍的人口为两千一百多万；到了汉明帝驾崩时，人口激增到三千四百多万。不是太平盛世，人口是不可能增加得这么快这么多的。

正是国库的丰裕人口的增多，汉明帝才在继汉武帝之后，成为第二个敢于派出大军远征西域的中国皇帝。重新建立都护府，设屯田校尉，重新夺回管辖西域的权力，打通了中国通往西方的商道，确实是一件了不起的事。

可以想象得出来，如果不是死得这么早（只有四十七岁），他肯定会大有作为的，至少疏勒城的保卫战不至于打得时间那么长那么惨。

也是因为汉明帝的作为，他也成为一个中国历史上著名的皇帝。他执政的这段时间和他的继任儿子汉章帝被史学家们称为“明章之治”，算是东汉的一个辉煌。

（自古以来，在中国，一样的制度下，国家和人民的命运却会完全不一样，兴盛和衰落、安康和苦难，从来都是由一个君主决定的。所以，伟大的君主，我们立碑树传世代颂之。反之，无能和残暴的君主，也就难免会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我们这个民族，似乎命中注定，离不开君主的统治，不管任何时候，都会把自己的幸福寄托在一个英明领袖的身上。）